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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國青年報》:尋找林昭
紀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國青年報》:尋找林昭紀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國青年報》:尋找林昭
“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
林昭並非壹開始就是這樣“有骨氣”。她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壹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只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裡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麼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壹絲笑容：“反右斗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麼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系並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裡，她結識了另壹位右派，開始了壹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系，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壹塊叁兩多的玉米面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林昭從上海寄來的信，裡面夾了壹個小紙包。他打開壹看―――驚呆了。
“壹張糧票，兩張糧票，叁張糧票……”在胡傑的鏡頭前，他含著淚，壹張張地數著，好像那些糧票現在仍在他手中：“啊，壹共是柒張糧票，每張都是5斤的全國通用糧票。看到這些糧票，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林昭在信中說：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壹點糧票寄給你……
劉發清連忙回信以示感謝，還真誠地敦促她要“認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懷抱”。
林昭的回信很簡單：吾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我們都預料到會有這樣壹個結果，但是就覺得，不做不行啊！”另壹位因《星火》案獲罪的人士，在肝癌第壹次手術出院後，瞞著家人接受了胡傑的采訪。他已是滿頭白發，瘦骨嶙峋，虛弱地坐在椅子上，壹個勁兒搖著頭說：“魯迅先生說，總要有第壹個人出來喊啊！如果壹個民族到沒有壹個人敢出來說真話，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
“被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贊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傑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壹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壹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只出版壹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獄似乎給了林昭壹個充分的理由，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且以壹種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簽、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余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制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蕩，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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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並非壹開始就是這樣“有骨氣”。她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壹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只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裡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麼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壹絲笑容：“反右斗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麼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系並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裡，她結識了另壹位右派，開始了壹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系，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壹塊叁兩多的玉米面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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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的回信很簡單：吾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我們都預料到會有這樣壹個結果，但是就覺得，不做不行啊！”另壹位因《星火》案獲罪的人士，在肝癌第壹次手術出院後，瞞著家人接受了胡傑的采訪。他已是滿頭白發，瘦骨嶙峋，虛弱地坐在椅子上，壹個勁兒搖著頭說：“魯迅先生說，總要有第壹個人出來喊啊！如果壹個民族到沒有壹個人敢出來說真話，這個民族就沒有希望了。”
“被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贊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傑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壹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壹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只出版壹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獄似乎給了林昭壹個充分的理由，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且以壹種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簽、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余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制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蕩，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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