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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
纪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纪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
“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林昭在信中说：我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困难，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过去节约下来的这一点粮票寄给你……
刘发清连忙回信以示感谢，还真诚地敦促她要“认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
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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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有骨气”。她被划为“右派”后，曾经自杀，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众人都没有意识到时，这个娇滴滴的林姑娘，却慢慢地在内心生长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刘发清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昭，被强拉出去吃饭。他没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脸地吃不下去。林昭边吃边咯咯地笑着，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们只见她流泪，却不知她心里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说：“现在我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那么多右派，全国划了多少？”她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谁也不知道，林昭寻找到了什么样的答案。此后两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劳动，随着北大新闻系并入人民大学，林昭也转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监督劳动。在那里，她结识了另一位右派，开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对的恋情，在申请结婚未果后，男方被发配新疆劳改，林昭也因病被母亲接回了上海。
刘发清再次与林昭发生联系，已是两年后在甘肃某地劳动时。那是1960年，他的口粮已减至每月20斤，没有菜，没有任何副食，每顿全靠一块三两多的玉米面馒头。因为饿得全身浮肿，他甚至把医药室的药都吃光了，而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林昭从上海寄来的信，里面夹了一个小纸包。他打开一看―――惊呆了。
“一张粮票，两张粮票，三张粮票……”在胡杰的镜头前，他含着泪，一张张地数着，好像那些粮票现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张粮票，每张都是5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看到这些粮票，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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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的回信很简单：吾与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着林昭支援的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最艰难的两个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肿渐渐消退时，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参与地下刊物《星火》，在苏州被捕。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
“我们都预料到会有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就觉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获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术出院后，瞒着家人接受了胡杰的采访。他已是满头白发，瘦骨嶙峋，虚弱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劲儿摇着头说：“鲁迅先生说，总要有第一个人出来喊啊！如果一个民族到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真话，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被划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实是很低调的。她对当时的政策有看法，但并不完全赞成激烈的反对的方式。”经过多方查证，胡杰没有找到林昭直接参与《星火》编辑出版工作的证据。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由于主创人员纷纷入狱，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狱似乎给了林昭一个充分的理由，要站出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
林昭开始了她近8年的牢狱生活。
8年中，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这些借鲜血喷涌而出的文字，或许正是几年前，她还在北大校园里时，下决心认真思考并努力找寻的答案。
林昭这样写道：“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人们，特别是我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代……怎样地受难，想到这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着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的名字，而加剧着时代的动荡，这个年轻人，还能不急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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