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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國青年報》:尋找林昭
紀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國青年報》:尋找林昭紀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國青年報》:尋找林昭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壹屆縣長考試中獲第壹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兩屆便賦閒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壹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那個時期，這個家庭的情況非常有代表性。”胡傑說，“媽媽瞞著家人暗中幫助中共地下黨；父親雖然表面不聲不響，但多次為中共地下黨人開脫罪名；而他們的大女兒，雖然表面上在蘇州教會學校上學，可暗地裡也在做著同樣的事。”
那時的林昭只有拾伍六歲，她依靠自己的辨別力，不僅積極猛烈地反抗國民黨的腐朽統治，而且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找到了照亮前進道路的“火炬”。
她的壹位中學同學向胡傑描述了這樣壹個場景：
1948年9月的壹天，令昭忽然來到我家，上樓進了我的房間。來不及坐下，她就說有事要告訴我，我問什麼事？於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門旁，邊笑邊輕聲告訴我：“我已經參加了組織……”
這位同學注意到，林昭那天頭發經過整理，發辮上扎著紅綢帶，上身穿著雪白的府綢襯衫，下面是藍底白點的裙子，那雙皮鞋也很光潔，她的眼睛光亮，臉上泛起紅暈，整個人換了壹副樣子。
這位同學立刻欣喜地小聲說：“我也參加了組織。”
那壹天，兩個年輕人面對面，興奮地交談著。兩個人都面泛紅光，心情異於平常。
沒過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現在了蘇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單上。為保存實力，地下黨組織黑名單上的人緊急轉移。但林昭沒有參加這次撤退。從此，她與地下黨斷了聯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來的“榮譽”。
“我壹定要爭取再次入黨。”帶著悔恨和自責，林昭在解放前夕報考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壹所學校―――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這個純潔的願望，再也沒能實現。
那壹年，她17歲。出於對時局的擔憂，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面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吊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
壹年多後，林昭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幸運地，胡傑找到了林昭當年的朋友倪競雄，從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當時對新生的祖國和政權的熱情擁護與贊揚。
“土改，誰都知道，是鞏固祖國的壹個重要環節，我們的崗位是戰斗崗位，這樣壹想，工作不努力，怎麼對得起黨和人民。”
“現在我真是壹無所求，就是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壹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裡，他（毛澤東）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壹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
在信中，她多次將毛澤東稱為“父親”。
土改隊努力地工作著。為了讓農民看到工作隊的權威和力量，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裡，凍得徹夜嚎叫。林昭把這稱為“冷酷的痛快”，認為只有這樣的斗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掉地主的威風。
在談到“愛國主義”時，林昭寫道：“對地主的仇恨是這樣，對愛國主義也壹樣。這種愛與恨，也同樣是我前進的力量。當我看到了志願軍的英勇戰斗的故事，從紙上的戰雲中探出頭來，望壹望窗外的恬靜美麗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壹些對工作的責任心。這樣的祖國，決不能讓它受難。”
那時只有19歲的林昭無法意識到，11年後，當她從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鐵窗向外張望時，同樣是這種“決不能讓祖國受難”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遠的未來，更廣大的後代。
土改工作是艱苦的，但林昭以此為樂。她的苦惱來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壹些行為仍被認為具有小資情調，比如讀的書，寫的詩；她因率直地指出壹些看不慣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拋棄了鄉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輕貌美的女大學生，而遭到某些人報復性批判；她寫信要求家裡“交待”清楚他們的“罪過”，卻被認為沒有與反動家庭徹底劃清界線；在幾次大會上，她曾被公開點名批評，以至於她壹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機會，回家休養……
但林昭依然追求著“進步”。在壹封長達6000字的信中，林昭這樣寫道：“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壹旦投入這洪爐不經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舊社會的遺毒、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如石塊般拖住我的腳向下沉，到什麼時候才能戰勝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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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那個時期，這個家庭的情況非常有代表性。”胡傑說，“媽媽瞞著家人暗中幫助中共地下黨；父親雖然表面不聲不響，但多次為中共地下黨人開脫罪名；而他們的大女兒，雖然表面上在蘇州教會學校上學，可暗地裡也在做著同樣的事。”
那時的林昭只有拾伍六歲，她依靠自己的辨別力，不僅積極猛烈地反抗國民黨的腐朽統治，而且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裡，找到了照亮前進道路的“火炬”。
她的壹位中學同學向胡傑描述了這樣壹個場景：
1948年9月的壹天，令昭忽然來到我家，上樓進了我的房間。來不及坐下，她就說有事要告訴我，我問什麼事？於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門旁，邊笑邊輕聲告訴我：“我已經參加了組織……”
這位同學注意到，林昭那天頭發經過整理，發辮上扎著紅綢帶，上身穿著雪白的府綢襯衫，下面是藍底白點的裙子，那雙皮鞋也很光潔，她的眼睛光亮，臉上泛起紅暈，整個人換了壹副樣子。
這位同學立刻欣喜地小聲說：“我也參加了組織。”
那壹天，兩個年輕人面對面，興奮地交談著。兩個人都面泛紅光，心情異於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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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真是壹無所求，就是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壹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裡，他（毛澤東）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壹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
在信中，她多次將毛澤東稱為“父親”。
土改隊努力地工作著。為了讓農民看到工作隊的權威和力量，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裡，凍得徹夜嚎叫。林昭把這稱為“冷酷的痛快”，認為只有這樣的斗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掉地主的威風。
在談到“愛國主義”時，林昭寫道：“對地主的仇恨是這樣，對愛國主義也壹樣。這種愛與恨，也同樣是我前進的力量。當我看到了志願軍的英勇戰斗的故事，從紙上的戰雲中探出頭來，望壹望窗外的恬靜美麗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壹些對工作的責任心。這樣的祖國，決不能讓它受難。”
那時只有19歲的林昭無法意識到，11年後，當她從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鐵窗向外張望時，同樣是這種“決不能讓祖國受難”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遠的未來，更廣大的後代。
土改工作是艱苦的，但林昭以此為樂。她的苦惱來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壹些行為仍被認為具有小資情調，比如讀的書，寫的詩；她因率直地指出壹些看不慣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拋棄了鄉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輕貌美的女大學生，而遭到某些人報復性批判；她寫信要求家裡“交待”清楚他們的“罪過”，卻被認為沒有與反動家庭徹底劃清界線；在幾次大會上，她曾被公開點名批評，以至於她壹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機會，回家休養……
但林昭依然追求著“進步”。在壹封長達6000字的信中，林昭這樣寫道：“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壹旦投入這洪爐不經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舊社會的遺毒、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如石塊般拖住我的腳向下沉，到什麼時候才能戰勝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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