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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
纪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纪念林昭去世58周年,《中国青年报》:寻找林昭
林昭的父亲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随后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两届便赋闲在家。日本投降后，他又任中央银行专员，按例可免费分得镏金一块，他却认为是不义之财，坚决拒收。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那一年，她17岁。出于对时局的担忧，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面对母亲“出去了就别再回来”的气话，林昭立下了“生不往来，死不吊孝”的字据，并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决绝。
“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
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旧社会的遗毒、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如石块般拖住我的脚向下沉，到什么时候才能战胜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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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胡杰说，“妈妈瞒着家人暗中帮助中共地下党；父亲虽然表面不声不响，但多次为中共地下党人开脱罪名；而他们的大女儿，虽然表面上在苏州教会学校上学，可暗地里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那时的林昭只有十五六岁，她依靠自己的辨别力，不仅积极猛烈地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而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找到了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向胡杰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来到我家，上楼进了我的房间。来不及坐下，她就说有事要告诉我，我问什么事？于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门旁，边笑边轻声告诉我：“我已经参加了组织……”
这位同学注意到，林昭那天头发经过整理，发辫上扎着红绸带，上身穿着雪白的府绸衬衫，下面是蓝底白点的裙子，那双皮鞋也很光洁，她的眼睛光亮，脸上泛起红晕，整个人换了一副样子。
这位同学立刻欣喜地小声说：“我也参加了组织。”
那一天，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兴奋地交谈着。两个人都面泛红光，心情异于平常。
没过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现在了苏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单上。为保存实力，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的人紧急转移。但林昭没有参加这次撤退。从此，她与地下党断了联系，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来的“荣誉”。
“我一定要争取再次入党。”带着悔恨和自责，林昭在解放前夕报考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个纯洁的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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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后，林昭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幸运地，胡杰找到了林昭当年的朋友倪竞雄，从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当时对新生的祖国和政权的热情拥护与赞扬。
“土改，谁都知道，是巩固祖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的岗位是战斗岗位，这样一想，工作不努力，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
“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在信中，她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
土改队努力地工作着。为了让农民看到工作队的权威和力量，他们将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里，冻得彻夜嚎叫。林昭把这称为“冷酷的痛快”，认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够显示改革的决心，灭掉地主的威风。
在谈到“爱国主义”时，林昭写道：“对地主的仇恨是这样，对爱国主义也一样。这种爱与恨，也同样是我前进的力量。当我看到了志愿军的英勇战斗的故事，从纸上的战云中探出头来，望一望窗外的恬静美丽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对工作的责任心。这样的祖国，决不能让它受难。”
那时只有19岁的林昭无法意识到，11年后，当她从上海提篮桥监狱的铁窗向外张望时，同样是这种“决不能让祖国受难”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远的未来，更广大的后代。
土改工作是艰苦的，但林昭以此为乐。她的苦恼来自另外的方面。
她的一些行为仍被认为具有小资情调，比如读的书，写的诗；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惯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抛弃了乡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而遭到某些人报复性批判；她写信要求家里“交待”清楚他们的“罪过”，却被认为没有与反动家庭彻底划清界线；在几次大会上，她曾被公开点名批评，以至于她一度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机会，回家休养……
但林昭依然追求着“进步”。在一封长达6000字的信中，林昭这样写道：“大约我们这类人参加革命，不着着实实碰几下钉子不会好。一旦投入这洪炉不经烈火，不成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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