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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一场关于告别的"预习"
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一场关于告别的"预习"父亲最后的日子里,一场关于告别的"预习"
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喜欢“赢”的感觉，每次从对手那里抢下客户，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我一直觉得，这种公司间的PK就像在踢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如果你不爱足球，看见22个人在场上抢一个球，会觉得有点愚蠢；但如果你身处其中，迷恋战术、攻防的转换，会懂得那种真实的快感。
以前，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紧急事务。自从父亲生病后，一切都变了，那些原本觉得非做不可、必须争分夺秒去完成的事情，突然间像是被“消音”了，变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的工作需要极强的主动性，比如一些客户明年的合同到期，我需要今年约对方喝咖啡、开会、分享行情……不断地去推动进度。但每次想到父亲生病，我不知道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心中会生出一种荒诞感。
当我失去那种追逐的动力时，我知道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不好了。
曾经，这份工作完美契合我对自我成长的全部想象：一个收入颇丰、独当一面的精英女性。我为它付出了十几年的努力，但当面对家人的生死时，我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那么重要，以前那些“自以为是”的成长、热衷追求的“赢”……远不如直面生命本身带来的冲击更深刻。
陪伴
一直到去年6月，父亲一共化疗4个疗程、放疗25次，但他的CA19-9（肿瘤标志物）指数却一直上涨，这是胰腺癌最重要的监测指标。
父亲不愿承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想要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后来报丧时，我翻看父亲的手机，才发现他曾用DeepSeek搜索了很多相关药物的原理，甚至还去看了不少国外的医疗网站，找关于癌症的论文。他见过朋友得这个病，对自己的病情有很清晰的认知。
父亲一直是这样，他做好了的决定，除非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案，不然你很难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家成员之间一直是彼此独立，互相尊重，在这件事情上也一样。我们遵从父亲的意见，此后没有再做任何针对癌症的治疗。
有一段时间，父亲身体正常，能吃下东西，也不拉肚子，像是又恢复了生命力，甚至还长了一些黑头发。
但到去年10月，父亲去医院复查，发现癌细胞转移。回家后，他语气平静地跟我说：“正常的话，还能活3到6个月。”
这是父亲生病后，第一次向我提及死亡，但这在我家并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如果以后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不想要插管、抢救。他一直觉得活的时间长短无所谓，活的时候能畅快地活着，最好死要死得痛快一点。
即便如此，我当时看着眼前患病的父亲，觉得他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觉得他说的话像是在开玩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那段时间，我一去探望父亲，他就跟我说病的进程，不管我愿不愿意听。我记得，那时我一边听，一边哭。父亲平静地安慰我，让我不要难受，说这个病就是这样子的，人迟早会死。他是一个主意很大的人，很多治病的决定，他甚至不是和我商量，而是直接通知我。
为了让父亲在饮食起居上得到更好的照顾，我把他送进了一家护理院，平时也会去另外的三甲医院检查。
在护理院，我陪他度过了相对平稳又快乐的一段时间。其实早在去年2月份，我就想把他接到护理院，那里离我家近，饮食更好，但一个月的住院费要3万多，父亲当时觉得太贵，不舍得我花这个钱。
住进护理院后，我几乎每天吃完中饭，就从家里带几个父亲喜欢的菜给他加餐。那段时间，父亲还会偷偷抽烟，我有时会说他几句，但并没有禁止。我陪他去露台聊天、晒太阳，看着他抽烟，有时两个人静静地呆坐着。我每天陪他三四个小时，等到吃晚饭。
那时回到自己家里，看到空荡的屋子，越加觉得孤独与疲倦。
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讲到我小的时候，他对我要求过高，太过严厉，甚至可能伤害到我，他后来因此后悔不已。不过，他并不乐于表达这些，那还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关于此事的“道歉”。我其实早就原谅他了，虽然这些事曾给小时候的我留下很多伤痕。
有一天，护士长还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父亲偶尔会半夜偷溜出去撸串、喝啤酒。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父亲，我没有说一句责怪的话，他就是这样，不守规则，什么都无所谓。但他已经这样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难道我还要责备他？什么都禁止他做吗？他还能喝几次酒？撸几次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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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紧急事务。自从父亲生病后，一切都变了，那些原本觉得非做不可、必须争分夺秒去完成的事情，突然间像是被“消音”了，变成了模糊的背景。
我的工作需要极强的主动性，比如一些客户明年的合同到期，我需要今年约对方喝咖啡、开会、分享行情……不断地去推动进度。但每次想到父亲生病，我不知道做这些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心中会生出一种荒诞感。
当我失去那种追逐的动力时，我知道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不好了。
曾经，这份工作完美契合我对自我成长的全部想象：一个收入颇丰、独当一面的精英女性。我为它付出了十几年的努力，但当面对家人的生死时，我才发现这一切并没有那么重要，以前那些“自以为是”的成长、热衷追求的“赢”……远不如直面生命本身带来的冲击更深刻。
陪伴
一直到去年6月，父亲一共化疗4个疗程、放疗25次，但他的CA19-9（肿瘤标志物）指数却一直上涨，这是胰腺癌最重要的监测指标。
父亲不愿承受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想要维持一种正常的生活。后来报丧时，我翻看父亲的手机，才发现他曾用DeepSeek搜索了很多相关药物的原理，甚至还去看了不少国外的医疗网站，找关于癌症的论文。他见过朋友得这个病，对自己的病情有很清晰的认知。
父亲一直是这样，他做好了的决定，除非你有一个更好的方案，不然你很难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家成员之间一直是彼此独立，互相尊重，在这件事情上也一样。我们遵从父亲的意见，此后没有再做任何针对癌症的治疗。
有一段时间，父亲身体正常，能吃下东西，也不拉肚子，像是又恢复了生命力，甚至还长了一些黑头发。
但到去年10月，父亲去医院复查，发现癌细胞转移。回家后，他语气平静地跟我说：“正常的话，还能活3到6个月。”
这是父亲生病后，第一次向我提及死亡，但这在我家并不是一个需要避讳的词。父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如果以后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不想要插管、抢救。他一直觉得活的时间长短无所谓，活的时候能畅快地活着，最好死要死得痛快一点。
即便如此，我当时看着眼前患病的父亲，觉得他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甚至觉得他说的话像是在开玩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那段时间，我一去探望父亲，他就跟我说病的进程，不管我愿不愿意听。我记得，那时我一边听，一边哭。父亲平静地安慰我，让我不要难受，说这个病就是这样子的，人迟早会死。他是一个主意很大的人，很多治病的决定，他甚至不是和我商量，而是直接通知我。
为了让父亲在饮食起居上得到更好的照顾，我把他送进了一家护理院，平时也会去另外的三甲医院检查。
在护理院，我陪他度过了相对平稳又快乐的一段时间。其实早在去年2月份，我就想把他接到护理院，那里离我家近，饮食更好，但一个月的住院费要3万多，父亲当时觉得太贵，不舍得我花这个钱。
住进护理院后，我几乎每天吃完中饭，就从家里带几个父亲喜欢的菜给他加餐。那段时间，父亲还会偷偷抽烟，我有时会说他几句，但并没有禁止。我陪他去露台聊天、晒太阳，看着他抽烟，有时两个人静静地呆坐着。我每天陪他三四个小时，等到吃晚饭。
那时回到自己家里，看到空荡的屋子，越加觉得孤独与疲倦。
那一段时间，父亲经常讲到我小的时候，他对我要求过高，太过严厉，甚至可能伤害到我，他后来因此后悔不已。不过，他并不乐于表达这些，那还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听到关于此事的“道歉”。我其实早就原谅他了，虽然这些事曾给小时候的我留下很多伤痕。
有一天，护士长还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父亲偶尔会半夜偷溜出去撸串、喝啤酒。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父亲，我没有说一句责怪的话，他就是这样，不守规则，什么都无所谓。但他已经这样了，不知道还能活多久，难道我还要责备他？什么都禁止他做吗？他还能喝几次酒？撸几次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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