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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漫社會各個角落的反智主義如何阻擋中國轉型之路?
彌漫社會各個角落的反智主義如何阻擋中國轉型之路?彌漫社會各個角落的反智主義如何阻擋中國轉型之路?
文｜舒生
1895年的北京，有壹種奇怪的氣氛。
壹方面，甲午戰敗的消息像刀子壹樣剜著每位愛國者的心。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讓台灣割讓。李鴻章在日本遇刺，帶傷談判，京城士大夫們則破口大罵李鴻章是“賣國者”。洋務運動搞了叁拾年，買了壹大堆槍炮，結果被壹個肆川大的小國打得滿地找牙。
民族恥辱感從未如此強烈，問題是出在哪裡？
洋務派說：我們的武器還不夠先進，敵人的船更快炮更准。維新派說：不光是武器，是我們的體制不行，人家有議會，咱們沒有。革命黨人說得更徹底：這個朝廷本來就不該存在。
但他們都意識到壹個共識：中國需要變，必須變。
李鴻章說這是“叁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句話的分量被太多人低估了。叁千年的意思是什麼？從孔子刪述六經、垂范後世算起，中國的文明形態基本定型，此後的王朝更迭、制度興廢，不過是這種文明形態內部的調整。但到拾九世紀末，西洋的堅船利炮帶來的不是壹次普通的主權危機，而是壹整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知識體系和生產方式。
這已經不是在自家院子裡搞搞裝修的問題了。這是整個地基要被抽走的危險。你的“理”抵不過別人的“力”，你的百年儒學根底在別人的議會政治面前毫無用武之地。變法已經不是可選項，而是必答題。洋務派知道要改革，維新派知道要改革，甚至慈禧在某種程度上也知道要改革，否則她不會在戊戌政變之後還搞清末新政。
但變革的路，怎麼就走不通了呢？
原因當然很多。慈禧的權力算計、滿漢的民族隔閡、列強的步步進逼……這些歷史課本上都說爛了。但有壹種力量，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比慈禧、比列強更難對付。
那就是彌漫在晚清社會各個角落的反智主義。
義和團：神拳之下的智識迷途
1899年，山東。
壹個農民咬破手指，在黃紙上畫了壹道符。他吞下符紙，拿著大刀沖向教堂，嘴裡念念有詞：“刀槍不入，刀槍不入！”火槍響了，他應聲倒下。旁邊的人說，他法術沒練到家。
這就是義和團。彼時中國的民族精神，以壹種最悲哀和血腥的方式在發光。
義和團最初叫“義和拳”，打的口號是“反清復明”。後來列強來了，滿漢矛盾退居次要，帝國主義才是最大的敵人，於是口號變成了“扶清滅洋”。“扶清滅洋”肆個字，聽起來熱血沸騰，但你仔細壹想就會明白這中間的邏輯有多荒謬。
滅洋是對的。西方的侵略是事實，火燒圓明園、屠殺義和團的槍口全是事實。但你用什麼去滅洋？靠大刀、靠長矛，還是靠那壹套“神功”？
義和團的核心信念，是壹套極端粗糙、極端巫術化的世界觀。
他們相信“關公附體”、“孫悟空附體”。相信只要練了神拳，吞了符咒就能刀槍不入。義和團將洋人與所有西方事物混為壹談，並將之視為罪惡的源頭。洋教堂、洋燈、洋衣、洋車……與洋人沾邊的壹切，全部要毀滅。賣洋貨的、穿洋衣的、甚至只是持有洋貨的人，也會被當成“漢奸”處死。
注意這裡的邏輯鏈條：洋人侵略——洋人的東西都是壞的——中國人沾了洋人的東西也是壞的。
把復雜的民族矛盾簡化為“沾洋即死”的贰元對立，這就是最典型的反智思維。
它不需要你說理。只要你也是炎黃子孫，信了這套神功就能打洋人。這種邏輯在基層社會的動員效率極高，因為它足夠“接地氣”。它用巫術對抗堅船利炮，用壹種更古老的暴力去想象壹種現代的征服。
1900年，慈禧決定利用義和團對抗列強。她的如意算盤是：拳民當炮灰，政府坐收漁利。但這種利用民粹的算計從來都是雙刃劍。拾壹天內，向拾壹國宣戰。大清帝國壹個半殖民地政權，單挑半個地球，想想都覺得好笑。
結局眾所周知。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和光緒倉皇出逃西安，《辛丑條約》讓中國賠款白銀4.5億兩，直到1939年才最終還完。
從“刀槍不入”的神話到“辛丑條約”的屈辱，只隔了壹個夏天。
鄒容在《革命軍》中斬釘截鐵地評判道：義和團屬於“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為國民添禍亂”。魯迅則認為義和團是康有為變法不成之後的“倒行逆施”。李大釗認為它代表的是壹種“陳死寂滅之氣象”。
我們今天回看歷史，會發現義和團本身也並非僅僅是野蠻。它是餓殍遍野的饑荒社會對西方殖民者充滿血淚的絕望復仇，是底層百姓在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不得不抓住的最後壹根稻草。但你不得不承認，這種思維方式，從根本上阻礙了中國社會走向理性的道路。
哥老會與秘密會社：反智主義的兩張面孔
義和團只是冰山壹角。
晚清大地上，還有很多秘密會社組織。它們的活動范圍更廣、時間更長、影響力更深。哥老會，就是這個陣營的主角。
哥老會活躍於長江流域，聲勢浩大。它是下層群眾為互助自衛而自發結成的秘密團伙，成員多為破產農民、流民、士兵，既有特定儀式和組織規矩。在肆川地區被稱為“袍哥”，這個稱號透露了它的草莽色彩：袍澤弟兄，壹諾千金。
但這些起源於互助的組織，在長期的黑市運轉中，往往表現出壹種深刻的“非文明特性”。
它們不相信官府，不相信士大夫，不相信正規的文明秩序。它們相信的秘密盟約、江湖義氣、暴力邏輯，本質上就是與現代社會的壹切規則相排斥。社會紛亂時，袍哥組織填補了地方治安的真空，起到了“次生政權”的作用；但在社會變革轉型的關鍵期，它們又變成了壹股強大而難以駕馭的保守力量。
舉個例子：1891年，哥老會在長江中下游發動反教運動，焚燒教堂、攻擊傳教士，手法與義和團如出壹轍。這次運動可以說是義和團運動的“先聲”或“演習”。哥老會的影響力甚至滲透到湘軍中，軍隊成了幫會的江湖。清末新政期間，地方官員想要推行新的稅收制度、建設鐵路電報等基礎設施，常常遭到哥老會本地勢力的暴力阻撓。
哥老會構建了壹個與現代政府平行的地下權力秩序，但運行邏輯完全是反文明的——暴力壟斷、武力至上、法制缺位。
如果說義和團代表著底層農民在民族危亡時刻壹種極端的非理性爆發，那麼哥老會代表了在城市邊緣、在民間角落、在軍隊深處壹股同樣強大的反智力量。它不像義和團那樣高度政治化和情緒化，而是壹種更隱蔽的、更制度化的反智：用地下秩序對抗公權力，用江湖規矩否定公共法律。
秘密會社的面孔不止壹張。天地會打著“反清復明”的旗號，口號從康熙年間壹直喊到宣統退位；白蓮教則靠神秘的宗教信仰串聯起無數底層群眾，從乾隆起義壹直打到民國初年。
這些組織都有壹個共同點：它們對知識精英持保留甚至敵對的態度，對社會秩序持破壞而非建設的傾向。在變革年代，它們扮演的角色極其矛盾。壹方面，它們反抗清政府的腐朽統治，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革命的進程；另壹方面，它們的暴力手段和反智心態，又使得任何理性的社會改良都舉步維艱。
秘密會社是晚清社會的雙面刃。用得好，是反抗清政府的有力武器。用得不好，就是社會變革的“定時炸彈”。
劣紳：地方士紳對變革的扭曲與利用
如果說義和團、哥老會或秘密會社的反智主義是底層的狂歡，那麼地方劣紳的反智主義，則是精英階層的墮落。
晚清時期，士紳階層本應是社會變革的引領者。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壹定的財富和社會地位，理應成為連接官府和民眾的橋梁。但實際上，許多士紳已經墮落為 “劣紳”，他們利用自己的權力，阻礙變革，魚肉百姓。
劣紳的反智主義，主要表現為對新知識、新制度的排斥和對權力的濫用。
洋務運動期間，許多地方劣紳反對創辦新式學堂和工廠。他們認為，“洋學” 會 “敗壞人心”，“洋廠” 會 “搶奪民利”。1862 年，京師同文館成立，計劃招收科舉士人學習外語和西方科學。但這壹舉措遭到了保守派士紳的強烈反對。大學士倭仁上書朝廷，稱 “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他認為，學習西方科學是 “舍本逐末”，只會讓中國 “變夏為夷”。
戊戌變法期間，劣紳們更是對變法新政百般阻撓。他們反對廢除科舉制度，因為科舉是他們維持特權的基礎；他們反對改革稅收制度，因為這會損害他們的經濟利益；他們反對地方自治，因為這會削弱他們的權力。
更惡劣的是，許多劣紳還與秘密會社、地方官員勾結，形成了壹張龐大的利益網絡。他們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操縱地方選舉，包攬詞訟，征收苛捐雜稅，欺壓百姓。正如學者邱捷在《晚清官場鏡像》中所描述的：“晚清的劣紳們，往往與宗族勢力緊密結合，擁有緝捕、刑罰等權力，他們的行為拾分任性，欺壓貧弱、誣枉良善之事大量存在。”
劣紳的反智主義，根源在於其利益與社會變革的沖突。
科舉制度是士紳階層的 “命根子”。自隋唐以來，士紳們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獲得權力和財富。但晚清的變革，恰恰要廢除科舉制度，引入新式教育。這意味著，士紳階層的特權將被剝奪。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必然會反對變革。
同時，晚清的社會變革，也威脅到了士紳階層的經濟利益。洋務運動創辦的工廠，沖擊了傳統手工業；新政改革的稅收制度，增加了士紳的負擔。這些變化，讓士紳們感到了恐慌。他們寧願維持現狀，也不願意接受變革帶來的不確定性。
劣紳的反智主義，比義和團和哥老會的危害更大。因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和社會資源，能夠影響政府的決策，誤導民眾的認知。他們的存在，讓晚清的社會變革失去了精英階層的支持，變得舉步維艱。
反智的歷史根源
任何壹個重大歷史現象，都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看它背後的土壤。
晚清反智主義的“土壤”，至少有叁層：
第壹層，是清朝中期以後全面僵化的社會結構。
中國人對知識的熱情，曾經是很高漲的。隋唐推行科舉制時， “自由報名、公開考試、平等競爭、擇優取仕”，那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選官制度。通過讀書考試進入體制，這是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唯壹通道。
但到清朝後期，科舉制度已經嚴重老化。考試內容被八股文壟斷，肆書伍經被背誦到極致，考的是虛文不是實學。更重要的是，社會的上升通道在不斷收窄。大量的讀書人、破產農民、城市手工業者被擠出了傳統的發展軌道。這些人失語、失意、失序，最終成群結伙，加入秘密會社，對主流社會充滿了怨恨。
王泛森先生揭示過這種“傳訊機制”斷裂的後果：科舉功名是壹個清晰的信號系統：能中舉人、進士的，就是社會精英，前途可期。但廢科舉之後，這個信號系統坍塌了，傳統讀書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機。壹部分人轉向新式學堂，成了革命的掘墓人；另壹部分人則流入邊緣地帶，加入底層社會組織，把滿腔的失意化作對壹切新事物的仇視。
第贰層，是儒家精英文化與底層民間信仰之間長期存在的精神斷層。
傳統中國社會的知識統治階層（士大夫）和底層百姓之間的精神世界，差異其實是驚人的。讀書人讀的是肆書伍經、治國平天下，講的是君臣父子、仁義道德。底層百姓信的是算命、風水、鬼怪、護身符，講的是大仙顯靈、因果報應。
這兩個世界之間，沒有真正的橋梁。
士大夫高高在上，農民兩眼壹抹黑，中間沒有公共教育去打通這個隔膜。兩者各行其是，誰也不懂誰的悲喜。所以在晚清面對西方沖擊時，精英階層苦苦追尋的是辦洋務、搞維新、學憲法這些“救亡圖存”之道。而底層農民的反應簡單粗暴得多：“洋人來了，因為洋人壞；打洋人，所以打所有洋東西”。這種簡單化、對抗性的思維，恰恰源於這兩個世界的長期斷裂。
第叁層，是“反智論”在漫長中國傳統文化中特有的韌性。
“反智論”這個概念，最早由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其1962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壹書中提出。但在中國的語境下，反智主義的譜系更為古遠。道家主張 “絕聖棄智”，認為知識會讓人變得貪婪和虛偽；法家推行 “焚書坑儒”，將知識分子視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就連儒家士大夫，也常以 “耕讀傳家” 自居，將體力勞動抬到道德高地，暗貶腦力勞動的 “無用”。
這壹切共同湊成了晚清反智主義的思想背景。在幾千年的皇權專制下，“智”和“知識”不僅沒有被尊崇，反而被視為威脅社會穩定的危險品。這種文化潛意識深入人心，即使到了晚清遭遇千年大變局，大部分人還是本能地、甚至自豪地相信 “知識誤國”，“蠻力救國”。
所以當康有為、梁啟超高呼“廢科舉、興學堂”的時候，等在他們背後的，不是萬民的掌聲，而是深厚的沉默。當張之洞辦新式學堂講物理化學時，等在那頭的，是滿城的“洋叫”。
反智下的變革失語症
那麼，反智主義到底如何阻礙了晚清的社會變革轉型？我想從切斷知識傳播的通道和堵塞政治變革的空間兩方面來談談。
先說知識傳播。
社會變革的前提是什麼？是社會各個階層對新事物、新思維、新制度有起碼的認知和接納。沒有最起碼的認知，所有的改革方案都是紙上談兵，沒人聽得懂，也沒人願意接受。
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李鴻章搞了幾拾年的“官督商辦”，創辦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引進西方技術設備，看似轟轟烈烈。但你在北京胡同裡跟老百姓說“工業化”，他以為你播撒的是洋人的邪術；你跟京城的旗人說“憲政”，他以為你變的是滿清的宗廟。觀念的鴻溝壹直沒有縮小。1885年後洋務派信用破產，新任官僚集團對民間資本的打壓，更直接使官方和民間，形成事實上的隔絕。民眾對洋務派新政不理解、不支持、不買賬，最後連搞洋務的官員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知識不能下沉，觀念不能突圍，晚清的改革運動從壹開始就是壹場精英的獨角戲。戲台搭得再漂亮，台下沒有觀眾，改革也只是注定的煙花。
再說政治空間。
任何有效的社會變革，都需要政治上的開放性、包容性。變革不是命令，是對話，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逐步達成的共識。
但反智主義對外來文化、外來知識、外來思想的全面排斥，直接把這種對話的空間堵死了，且這種矛盾在晚清是雙向惡性循環的。
上層沒辦法向基層傳遞知識，也沒膽量完全向基層開放政治參與；基層則因為仇恨和愚昧，盲目拒絕新事物、攻擊變革者。結果就是：變革方躊躇不前，保守方——無論是清廷的頑固派還是底層的反智分子——壹齊對外來的改革思想大規模反撲。
1898年百日維新的失敗，不僅有老佛爺在背後撐腰，更有著整個社會對外來變革深深的恐懼。中國近代第壹個真正意義上的變法運動，就在這樣壹種信任缺失和民智未開的環境中草草收場。
維新派的譚嗣同說，變法之所以失敗，“天下知變法者，惟皇上與仆等壹贰人也”，天下沒有人理解變法，自然支持不起來。
這種“壹贰人敵天下”的孤獨和悲涼，恰恰是晚清變革反智邏輯的真切寫照。
歷史回響與當代啟迪
走進歷史的回廊，晚清的變質已然是定局。
但我們面對這段沉重的往事，不能只是隔著時代的壹聲歎息。冷靜下來，我們依然能從這場跨越百年的迷途中獲得幾點啟迪：
第壹，社會變革的前提，不在於頂層設計者的決心，而在於整個社會對理性的接納程度。義和團災難清晰地告訴我們：任何脫離常識、拋棄科學、用底層仇恨擠壓理性思考的運動，即使燃燒著最滾燙的愛國熱血，最終也只能換來國家更慘烈的毀滅。
第贰，知識的傳遞和智識的建立，永遠是社會進步的基石。洋務運動的悲劇，根子不在李鴻章的無能，而在於叁萬萬中國人聽不懂他說話。社會變革從不是精英小圈子裡的紙上推演，而是扎進泥土、落進尋常百姓心底的漫長過程。
今天的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公共討論、新聞報道，所做的壹件核心事情就是在縫合晚清沒能縫合的那道傷口：讓知識被大眾看見，讓理性被人民持有。這恰恰是所有心懷憂患的知識分子在今天最可貴的責任。
第叁，變革必須正視底層訴求的正當性和復雜性。晚清的反智確是中國之殤，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簡單地咒罵、鄙夷義和團或者哥老會。民間的呐喊背後是真實的民生之痛和無盡的積怨。如果官府在變革時不能兼顧公正與權威，不能解決百姓的生存關切，那麼再宏偉的“洋務”和“改良”，都會在高空中莫名折斷。
最後壹點是：反智主義的幽靈並未隨歷史走遠。今天的世界正在經歷壹個高度撕裂的時代。信息爆炸帶來了更多的困惑，偏見比知識更容易傳播，極端的情緒取代了耐心的溝通……
這壹切與晚清有很多相似。中國的轉型，百年前未能完成；百年後，我們依然走在這條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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