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 第一批没结婚的韩国中女,已经开始"领养"闺蜜了
在朴素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她们通常早晨七点起床，各自在房间冥想，再享受大约20分钟的喝茶时间，一边喝着韩国传统茶或乌龙茶，一边吃水果唤醒精神，简单聊聊日程。娥丽现在每天都要到学校学习韩药知识，银曙澜就在家做家务和其他各种事情，到了晚上就一起吃晚饭、聊天，再在各自的房间做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周末她们喜欢一起散步或外出旅行。
没有理所当然的活法
“我感觉原生家庭像亲戚，曙澜像真正的家人。”这是娥丽曾经说过的话，也道尽了银曙澜的内心之言。
银曙澜在成长过程中，经常目睹父母争吵。小时候看着母亲在厨房里为祭祀下厨、忙碌应酬，父亲却从不感激。母亲那时常跟小时候的曙澜说“别像我一样生活”，还故意不让她进厨房。成年后的她目睹了父亲的自私和反复犯错，以及母亲备受折磨、疲惫不堪。于是她积极促成了父母的离婚，且坚定站在了母亲这边。
银曙澜很早就开始思考孤独和人生的意义。（图/受访者供图）
她很早就尝过对原生家庭关系的期待和失落，从小到大在母女关系上也堆积了许多愧疚感。在父母离婚那刻，她内心深处只留存叹息：“这个空壳似的‘正常家庭’支撑了几十年，终于瓦解了。”银曙澜从来没有幻想自己会拥有 “正常家庭”。
也许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她从小就希望生活伴侣带有较强的边界感，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过分干涉自己。而娥丽就是这样的人，她是家里的老幺，在曙澜看来，娥丽与家人的关系有些过于冷漠，但她内心对此的羡慕油然而生。
与娥丽一起生活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适度的温柔和亲近。同居了快10年，她慢慢察觉到了自身的微妙变化：“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变化，不如说是我的敏感性格变得圆润（迟钝）了一些。大概是因为在家里能感受到充分的安定感，整个人也不再那么紧绷了。”
银曙澜很早就开始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理所当然的关系，人生也没有理所当然的活法，她只是从她面前的许多路中选择了一条而已。20多岁时，她常常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她并不讨厌那时的孤独感，而是认为那是深度审视自我的契机，让她能探索更接近内心的活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生家庭关系的崩塌、几次紧急住院的经历，让她逐渐思考新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模式。“即便到了现在，我偶尔也会产生孤独感。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人——即便有人相伴，也依然能独立而坚定地挺立于世。”
根据韩国卫生和福利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韩国孤独死的人数达到了3661人，相当于每百名死者当中就有1.04人是孤独死亡。
当前老龄化加剧的东亚社会，养老焦虑已然成了一种时代症候，照护难题是所有人终将到来的人生命题。日剧《重启人生》和《住宅区的两人》似乎也在描绘着如今不少人憧憬的“闺蜜共同养老度日”的人生图景。
《我亲爱的朋友们》剧里也有对老年女性闺蜜的群像。（图/受访者供图）
银曙澜的书出版后，她收到一些人的邮件，里面写着他们认真的咨询，他们对领养朋友、一起生活的困惑和考虑。内容大多大同小异：他们想领养朋友，但觉得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认为，大部分人的情况并不迫切需要确立法律监护人的身份，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犹豫不决。
“虽然有人会产生‘我是不是也该试试领养？’的想法，但我认为实际上不会有很多人付诸行动。建立法律关系是一个极其慎重的选择。法律上的养母女关系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义务。我和娥丽是在同居五年多、年过四十，并且对晚年看护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后，才做出的决定。”
她对那些咨询的建议是，收养这件事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双方均已年过四十，且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二是确信自己未来不会进入婚姻，并判定彼此能够承担起老后的照护责任。只有在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经过充分沟通后才能做出决定。“至少在养老与医疗照护领域，我们迫切需要为‘法律意义上的单身人士’引入一种更加松弛且灵活的保障制度。”
最近两人到中国台湾(专题)高雄旅行，在一家茶馆里品尝到了很多乌龙茶，体验到了不少当地文化。银曙澜说，娥丽明年韩药学毕业后，她们的理想是开一家药店，在药店旁边还能开一间传统茶馆，她可以给农村的老人教书识字，做着志愿服务，还可以策划和冥想相关的体验内容。两人梦中的“林间生活”由此变得更为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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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没有理所当然的活法
“我感觉原生家庭像亲戚，曙澜像真正的家人。”这是娥丽曾经说过的话，也道尽了银曙澜的内心之言。
银曙澜在成长过程中，经常目睹父母争吵。小时候看着母亲在厨房里为祭祀下厨、忙碌应酬，父亲却从不感激。母亲那时常跟小时候的曙澜说“别像我一样生活”，还故意不让她进厨房。成年后的她目睹了父亲的自私和反复犯错，以及母亲备受折磨、疲惫不堪。于是她积极促成了父母的离婚，且坚定站在了母亲这边。
银曙澜很早就开始思考孤独和人生的意义。（图/受访者供图）
她很早就尝过对原生家庭关系的期待和失落，从小到大在母女关系上也堆积了许多愧疚感。在父母离婚那刻，她内心深处只留存叹息：“这个空壳似的‘正常家庭’支撑了几十年，终于瓦解了。”银曙澜从来没有幻想自己会拥有 “正常家庭”。
也许是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她从小就希望生活伴侣带有较强的边界感，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过分干涉自己。而娥丽就是这样的人，她是家里的老幺，在曙澜看来，娥丽与家人的关系有些过于冷漠，但她内心对此的羡慕油然而生。
与娥丽一起生活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适度的温柔和亲近。同居了快10年，她慢慢察觉到了自身的微妙变化：“与其说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变化，不如说是我的敏感性格变得圆润（迟钝）了一些。大概是因为在家里能感受到充分的安定感，整个人也不再那么紧绷了。”
银曙澜很早就开始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理所当然的关系，人生也没有理所当然的活法，她只是从她面前的许多路中选择了一条而已。20多岁时，她常常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她并不讨厌那时的孤独感，而是认为那是深度审视自我的契机，让她能探索更接近内心的活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原生家庭关系的崩塌、几次紧急住院的经历，让她逐渐思考新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模式。“即便到了现在，我偶尔也会产生孤独感。我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的人——即便有人相伴，也依然能独立而坚定地挺立于世。”
根据韩国卫生和福利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韩国孤独死的人数达到了3661人，相当于每百名死者当中就有1.04人是孤独死亡。
当前老龄化加剧的东亚社会，养老焦虑已然成了一种时代症候，照护难题是所有人终将到来的人生命题。日剧《重启人生》和《住宅区的两人》似乎也在描绘着如今不少人憧憬的“闺蜜共同养老度日”的人生图景。
《我亲爱的朋友们》剧里也有对老年女性闺蜜的群像。（图/受访者供图）
银曙澜的书出版后，她收到一些人的邮件，里面写着他们认真的咨询，他们对领养朋友、一起生活的困惑和考虑。内容大多大同小异：他们想领养朋友，但觉得父母绝对不会同意。她认为，大部分人的情况并不迫切需要确立法律监护人的身份，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犹豫不决。
“虽然有人会产生‘我是不是也该试试领养？’的想法，但我认为实际上不会有很多人付诸行动。建立法律关系是一个极其慎重的选择。法律上的养母女关系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与义务。我和娥丽是在同居五年多、年过四十，并且对晚年看护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后，才做出的决定。”
她对那些咨询的建议是，收养这件事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双方均已年过四十，且有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二是确信自己未来不会进入婚姻，并判定彼此能够承担起老后的照护责任。只有在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经过充分沟通后才能做出决定。“至少在养老与医疗照护领域，我们迫切需要为‘法律意义上的单身人士’引入一种更加松弛且灵活的保障制度。”
最近两人到中国台湾(专题)高雄旅行，在一家茶馆里品尝到了很多乌龙茶，体验到了不少当地文化。银曙澜说，娥丽明年韩药学毕业后，她们的理想是开一家药店，在药店旁边还能开一间传统茶馆，她可以给农村的老人教书识字，做着志愿服务，还可以策划和冥想相关的体验内容。两人梦中的“林间生活”由此变得更为具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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