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 《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叶君:"笨小孩"与他的孤独宇宙|逝者
叶君在清华大学读本科期间的留影。图源/纪录片《大肆》
叶君的高中同学胡鹏也觉得，上了大学后叶君变化很大。本科期间，叶君常去历史系、考古系、社会学系甚至建筑学院“蹭课”。他喜欢问很多为什么，就连考驾照，叶君都要琢磨发动机的原理。
毕业后，叶君还曾找到申睿，提出想跟拍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他想参照《2008·纪》，那是他硕士期间跟随导师雷建军一起拍摄的纪录片，通过主人公投资创业的故事，记录了2008年诸多社会事件。
申睿觉得不太现实，拒绝了叶君，但还是给他介绍了不少金融圈的人，带他去参加投资者大会。没想到的是，叶君当场拉着几个基金行业的人，聊了整整半个小时中国影视教育和影视行业。
除了胖一些，头发少了一些，成了一个圆头圆脑的中年人，申睿觉得，叶君还始终停留在大学阶段的纯真。他还是喜欢天马行空地谈论“不切实际”的东西，像一个大学生在侃侃而谈他的创业项目。
“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把心也伤了”
毕业后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叶君觉得是机缘巧合。
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儿童读物，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电视台地方频道，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看了一整年各国博物馆展陈和场馆内的屏幕短片，开启了他与文博项目的缘分。2011年，叶君作为分集导演参与拍摄纪录片《故宫100》。
之后，他回到北京，先后供职于爱奇艺和中央电视台。2015年，正好赶上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搁置了五年的项目得以重启，交到了叶君手上。
关于《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叙事是：精简的团队、有限的资金，却拍出了一个“大爆款”。对于导演叶君本人更是如此，一个学新闻的门外汉，摄影师和他谈“叙事线向下延伸”，他听不懂，自侃最后是靠着“旁门左道”的经验完成的。
叶君觉得，这部片子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在历史的纵横感中，它讲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为此拍摄者需要真正走进修复师的内心。为了不显得采访痕迹感太重，他安排摄影师和修复师闲聊，聊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工作之外有什么兴趣，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片子拍了三个月，三万多个镜头，短的十几秒，长的十几分钟，能剪进去的只有150分钟。这部作品同时又涉及青铜、书画、钟表、陶瓷等十几种工艺，就像《水浒传》里有108个好汉，叶君需要考量每一种工艺的顺序与串场。
于是光剪辑又花了三个月。叶君用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小纸条给素材分类，像做阅读理解一样，逐一判断素材里人物、故事、情感哪个最优，再单独择出来保留。
叶君不觉得这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因为技术粗糙、资源有限，生产体系保障不足，版权的产供销链条也并不规范。相比国外，国内的影视行业在体系规划、兜底机制和专业性上都更为薄弱。2025年的一场采访中，叶君做了一个对比：如果是国外的影视体系来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前前后后至少会涉及几百号人力。
但他当时的团队只有五个人，叶君独自承担了大部分的剪辑与后期。回忆起来他只觉得“痛苦”。
《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团队工作照，右一为叶君。图源/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
2017年，在一场公开讲座上，叶君提到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经过。“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把心也伤了。”叶君说完，台下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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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君的高中同学胡鹏也觉得，上了大学后叶君变化很大。本科期间，叶君常去历史系、考古系、社会学系甚至建筑学院“蹭课”。他喜欢问很多为什么，就连考驾照，叶君都要琢磨发动机的原理。
毕业后，叶君还曾找到申睿，提出想跟拍他在金融行业的工作。他想参照《2008·纪》，那是他硕士期间跟随导师雷建军一起拍摄的纪录片，通过主人公投资创业的故事，记录了2008年诸多社会事件。
申睿觉得不太现实，拒绝了叶君，但还是给他介绍了不少金融圈的人，带他去参加投资者大会。没想到的是，叶君当场拉着几个基金行业的人，聊了整整半个小时中国影视教育和影视行业。
除了胖一些，头发少了一些，成了一个圆头圆脑的中年人，申睿觉得，叶君还始终停留在大学阶段的纯真。他还是喜欢天马行空地谈论“不切实际”的东西，像一个大学生在侃侃而谈他的创业项目。
“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把心也伤了”
毕业后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叶君觉得是机缘巧合。
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儿童读物，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电视台地方频道，在上海世博会期间看了一整年各国博物馆展陈和场馆内的屏幕短片，开启了他与文博项目的缘分。2011年，叶君作为分集导演参与拍摄纪录片《故宫100》。
之后，他回到北京，先后供职于爱奇艺和中央电视台。2015年，正好赶上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个搁置了五年的项目得以重启，交到了叶君手上。
关于《我在故宫修文物》，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叙事是：精简的团队、有限的资金，却拍出了一个“大爆款”。对于导演叶君本人更是如此，一个学新闻的门外汉，摄影师和他谈“叙事线向下延伸”，他听不懂，自侃最后是靠着“旁门左道”的经验完成的。
叶君觉得，这部片子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在历史的纵横感中，它讲述了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工作，为此拍摄者需要真正走进修复师的内心。为了不显得采访痕迹感太重，他安排摄影师和修复师闲聊，聊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工作之外有什么兴趣，和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片子拍了三个月，三万多个镜头，短的十几秒，长的十几分钟，能剪进去的只有150分钟。这部作品同时又涉及青铜、书画、钟表、陶瓷等十几种工艺，就像《水浒传》里有108个好汉，叶君需要考量每一种工艺的顺序与串场。
于是光剪辑又花了三个月。叶君用了很多五颜六色的小纸条给素材分类，像做阅读理解一样，逐一判断素材里人物、故事、情感哪个最优，再单独择出来保留。
叶君不觉得这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因为技术粗糙、资源有限，生产体系保障不足，版权的产供销链条也并不规范。相比国外，国内的影视行业在体系规划、兜底机制和专业性上都更为薄弱。2025年的一场采访中，叶君做了一个对比：如果是国外的影视体系来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前前后后至少会涉及几百号人力。
但他当时的团队只有五个人，叶君独自承担了大部分的剪辑与后期。回忆起来他只觉得“痛苦”。
《我在故宫修文物》拍摄团队工作照，右一为叶君。图源/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
2017年，在一场公开讲座上，叶君提到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经过。“这部片子把身体给伤了，把心也伤了。”叶君说完，台下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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