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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60岁老人,怕被女儿拔管"
在中国,"60岁老人,怕被女儿拔管"在中国,"60岁老人,怕被女儿拔管"
民法典规定，在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时，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居委会、村委会在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担任。“如何启动兜底监护程序，具体由民政部门还是居委会、村委会担任监护人，这个细则是缺失的。”蔡盛指出。
李辰阳认为，法律应设定一定惩罚措施保障意定监护职责的落实。“不过，目前我们更多是呼吁给予监护服务支持，如财政层面，一些独居老人离世后遗产被国家继承，国家应将这笔钱用于公益目的，反哺提供意定监护服务的公权部门、社会监护组织，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搭建信息备案系统”
一位山东的老年人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老人办理了意定监护，在医院住院需要紧急签字时，医生不认意定监护人，还是要求直系亲属赶来签字。“这种情况涉及医院与公证处之间的互通机制，在实际场景中，有些时候不是监护人出示意定监护公证书就可以签字，医院还要去核实这份公证书的可信性，还会给公证处打电话确认，甚至要公证员到医院核实情况。”李欣表示，目前各个公职部门之间的意定监护信息还没有打通。
多位受访专家提到，为了实现信息互通，未来需要搭建意定监护信息备案系统。“目前上海已有了这方面的尝试，去年年底，民政部门牵头公证行业协会建立意定监护信息归集平台，预计今年可以使用，未来可供相关公共部门作基本信息的查询核对。”李辰阳说。
当前，国内一些公证处成立了社会监护组织，通过公权机构背书，提升社会监护组织在老年人心中的信任度，也能提高公证处与社会监护组织在办理意定监护业务时的连接效率。
今年1月，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资成立成都安诺监护服务中心，该中心的主管部门是成都市司法局，登记机构是成都市民政局。蜀都公证处公证员昌雄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能出资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因为蜀都公证处属于合作制公证处，相较事业体制公证机构在出资上更灵活。“监护服务中心的社工目前由蜀都公证处的几位公证员担任。”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徐汇区53岁的邓女士突发脑梗，在父母已去世、没有配偶和子女的情况下，当地民政部门迅速指定邓女士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担任其临时监护人，居委会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成为“指定监护人”的申请，随后法院作出判决，正式指定该居委会成为邓女士指定监护人。
李运洪是邓女士案件中出具“临时监护人”公证书的公证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这类突发事件，‘临时监护人’公证书的出具十分重要。居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需要赋权，否则无法履行银行取款、医疗签字等职能。”他同时强调，临时监护是过渡性的，虽然相关流程在不断完善，但比起后期“补救”，老年人更应增强预防意识，提前设立好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公布了81岁张老伯的监护案例。张老伯的妻儿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有一天张老伯也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其妻儿将由谁来照料？华东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继元表示，该案例有两大亮点：一是黄浦区利用意定监护制度将解决监护缺失问题的工作从“事后处理”转向“事前干预”，降低了意外情况发生时无人监护的风险；二是通过设置多个顺位监护人起到持续监护的效果，并将居委会作为“兜底”公职监护人写入了意定监护协议。
2012年，意定监护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被首次写入法律。2021年，意定监护写入民法典，其适用人群从老年人拓展至全体成年人。李辰阳认为，当前意定监护实践中面临的一大堵点是监护案件非讼和诉讼程序法的缺失，也就是缺少具体实施细则。“监督人如何履行监督职责，社会监护组织应提供哪些监护服务，老年人的财产应如何管理，这些都需要提升到立法层级细化完善。”
李欣建议，民政机构应专门成立一个部门，负责意定监护的公职监督事务。“对于现有的各公职机构而言，意定监护都属于额外的业务。因此公职监督服务的落实需要成立相关部门全权负责，而民政机构与社区联系紧密，有天然的优势。”
费超指出，意定监护的落地，本质是社会信任体系的搭建。“意定监护的概念很好解释，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解法。当前意定监护关系建立以及在监护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难，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深厚的信任，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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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李辰阳认为，法律应设定一定惩罚措施保障意定监护职责的落实。“不过，目前我们更多是呼吁给予监护服务支持，如财政层面，一些独居老人离世后遗产被国家继承，国家应将这笔钱用于公益目的，反哺提供意定监护服务的公权部门、社会监护组织，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搭建信息备案系统”
一位山东的老年人家属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老人办理了意定监护，在医院住院需要紧急签字时，医生不认意定监护人，还是要求直系亲属赶来签字。“这种情况涉及医院与公证处之间的互通机制，在实际场景中，有些时候不是监护人出示意定监护公证书就可以签字，医院还要去核实这份公证书的可信性，还会给公证处打电话确认，甚至要公证员到医院核实情况。”李欣表示，目前各个公职部门之间的意定监护信息还没有打通。
多位受访专家提到，为了实现信息互通，未来需要搭建意定监护信息备案系统。“目前上海已有了这方面的尝试，去年年底，民政部门牵头公证行业协会建立意定监护信息归集平台，预计今年可以使用，未来可供相关公共部门作基本信息的查询核对。”李辰阳说。
当前，国内一些公证处成立了社会监护组织，通过公权机构背书，提升社会监护组织在老年人心中的信任度，也能提高公证处与社会监护组织在办理意定监护业务时的连接效率。
今年1月，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资成立成都安诺监护服务中心，该中心的主管部门是成都市司法局，登记机构是成都市民政局。蜀都公证处公证员昌雄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之所以能出资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因为蜀都公证处属于合作制公证处，相较事业体制公证机构在出资上更灵活。“监护服务中心的社工目前由蜀都公证处的几位公证员担任。”
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上海市徐汇区53岁的邓女士突发脑梗，在父母已去世、没有配偶和子女的情况下，当地民政部门迅速指定邓女士户籍所在地的居委会担任其临时监护人，居委会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交了成为“指定监护人”的申请，随后法院作出判决，正式指定该居委会成为邓女士指定监护人。
李运洪是邓女士案件中出具“临时监护人”公证书的公证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对于这类突发事件，‘临时监护人’公证书的出具十分重要。居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需要赋权，否则无法履行银行取款、医疗签字等职能。”他同时强调，临时监护是过渡性的，虽然相关流程在不断完善，但比起后期“补救”，老年人更应增强预防意识，提前设立好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公布了81岁张老伯的监护案例。张老伯的妻儿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有一天张老伯也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其妻儿将由谁来照料？华东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继元表示，该案例有两大亮点：一是黄浦区利用意定监护制度将解决监护缺失问题的工作从“事后处理”转向“事前干预”，降低了意外情况发生时无人监护的风险；二是通过设置多个顺位监护人起到持续监护的效果，并将居委会作为“兜底”公职监护人写入了意定监护协议。
2012年，意定监护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被首次写入法律。2021年，意定监护写入民法典，其适用人群从老年人拓展至全体成年人。李辰阳认为，当前意定监护实践中面临的一大堵点是监护案件非讼和诉讼程序法的缺失，也就是缺少具体实施细则。“监督人如何履行监督职责，社会监护组织应提供哪些监护服务，老年人的财产应如何管理，这些都需要提升到立法层级细化完善。”
李欣建议，民政机构应专门成立一个部门，负责意定监护的公职监督事务。“对于现有的各公职机构而言，意定监护都属于额外的业务。因此公职监督服务的落实需要成立相关部门全权负责，而民政机构与社区联系紧密，有天然的优势。”
费超指出，意定监护的落地，本质是社会信任体系的搭建。“意定监护的概念很好解释，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解法。当前意定监护关系建立以及在监护过程中面临的一大困难，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深厚的信任，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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