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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60岁老人,怕被女儿拔管"
在中国,"60岁老人,怕被女儿拔管"在中国,"60岁老人,怕被女儿拔管"
陈亚辉提到，意定监护中有“最大利益原则”和“最大意愿原则”，监护人要维护老年人的最大利益，并且最大程度尊重其意愿。这两个原则在99％的场景里都一致。
监督人角色的设立是为了使意定监护过程中，监护人更尽职地完成监护职责。但在实际情况中，不少老年人为搭建与监护人之间的信任，会故意不找监督人。“在我们的案例中，有监督人的情况不超过20％。但如果老年人选择非近亲属作为监护人，我们一般还是会提示老年人找个监督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平衡，老年人、监护人、监督人之间形成三角结构，能规避一些风险。”李辰阳说。
付费意愿低
收费同样是推进意定监护面临的一个难题。
陈亚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老年人意定监护，其所在机构在代理期的收费标准是800元/月，监护期的收费标准是2540元/月。“但一些老年人即便有付费能力，也没有付费意愿。老年人能接受的上限经常是社会监护组织能接受的下限。”
与此同时，老年人和机构对于日常监护服务是否应收费也常持不同观点。“我们的日常服务包括每天问候老年人、帮老年人在网上订药等，老年人会觉得这个月我都没有大事找你，为什么要付费。”蔡盛说。
社会监护组织开展意定监护服务需投入成本。陈亚辉以律维银龄曾监护过的一位老人举例，老年人弥留之际在ICU待了三天三夜，律维银龄安排了三位社工倒班监护，每人一天服务8小时。
多家社会监护组织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单一的意定监护业务是赔本的。为了维持机构运转，必须探索出自我造血模式。“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监护服务收费外，还包括参与政府支持的公益创投项目，以及为其他想尝试监护服务的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蔡盛表示。
公证也面临类似情况。尤丽在几家公证处咨询过意定监护业务，发现全套公证流程办下来基本要花费上万元，她认为这个收费偏高了。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近45％的公证机构未办理过意定监护业务，且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承担有限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前，国内专门从事监护业务的社会服务组织不足20家。“让许多组织望而却步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监护人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陈亚辉说。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的司法解释，被监护人侵权，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而非补充责任。陈亚辉举例说，假设被监护人在养老院将其他老人打成重伤，法院判处被监护人赔偿对方100万元，被监护人只有50万元，剩下的50万元就要由监护人承担。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应将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区分开。“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意定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责任与法定监护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法定监护是义务，意定监护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合同的签订。我们一直在呼吁，意定监护人应承担有限责任，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意定监护始终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陈亚辉表示。
意定监护中，明确责任归属同样重要。记者采访发现，在实际场景里，各方有各方的难处。“一个居委会可能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意定监护属于额外工作，居委会通常都很难承担。”中国政法大学养老金融与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继晔表示。
承担监护、监督职责往往依靠个人及组织的责任心，如何避免“踢皮球”情况的发生？胡继晔认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由于意定监护不是这些准公权机构职责内的工作，增加工作量的同时，是否对其有好处，是准公权机构是否愿意担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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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监督人角色的设立是为了使意定监护过程中，监护人更尽职地完成监护职责。但在实际情况中，不少老年人为搭建与监护人之间的信任，会故意不找监督人。“在我们的案例中，有监督人的情况不超过20％。但如果老年人选择非近亲属作为监护人，我们一般还是会提示老年人找个监督人。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平衡，老年人、监护人、监督人之间形成三角结构，能规避一些风险。”李辰阳说。
付费意愿低
收费同样是推进意定监护面临的一个难题。
陈亚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老年人意定监护，其所在机构在代理期的收费标准是800元/月，监护期的收费标准是2540元/月。“但一些老年人即便有付费能力，也没有付费意愿。老年人能接受的上限经常是社会监护组织能接受的下限。”
与此同时，老年人和机构对于日常监护服务是否应收费也常持不同观点。“我们的日常服务包括每天问候老年人、帮老年人在网上订药等，老年人会觉得这个月我都没有大事找你，为什么要付费。”蔡盛说。
社会监护组织开展意定监护服务需投入成本。陈亚辉以律维银龄曾监护过的一位老人举例，老年人弥留之际在ICU待了三天三夜，律维银龄安排了三位社工倒班监护，每人一天服务8小时。
多家社会监护组织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单一的意定监护业务是赔本的。为了维持机构运转，必须探索出自我造血模式。“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监护服务收费外，还包括参与政府支持的公益创投项目，以及为其他想尝试监护服务的机构提供专业服务。”蔡盛表示。
公证也面临类似情况。尤丽在几家公证处咨询过意定监护业务，发现全套公证流程办下来基本要花费上万元，她认为这个收费偏高了。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国近45％的公证机构未办理过意定监护业务，且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直辖市和省会城市。
“承担有限责任”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前，国内专门从事监护业务的社会服务组织不足20家。“让许多组织望而却步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监护人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陈亚辉说。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的司法解释，被监护人侵权，监护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而非补充责任。陈亚辉举例说，假设被监护人在养老院将其他老人打成重伤，法院判处被监护人赔偿对方100万元，被监护人只有50万元，剩下的50万元就要由监护人承担。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应将意定监护与法定监护区分开。“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意定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责任与法定监护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法定监护是义务，意定监护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合同的签订。我们一直在呼吁，意定监护人应承担有限责任，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意定监护始终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陈亚辉表示。
意定监护中，明确责任归属同样重要。记者采访发现，在实际场景里，各方有各方的难处。“一个居委会可能只有几个工作人员。意定监护属于额外工作，居委会通常都很难承担。”中国政法大学养老金融与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继晔表示。
承担监护、监督职责往往依靠个人及组织的责任心，如何避免“踢皮球”情况的发生？胡继晔认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由于意定监护不是这些准公权机构职责内的工作，增加工作量的同时，是否对其有好处，是准公权机构是否愿意担责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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