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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離中國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祖國 卻找回靈魂"
逃離中國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祖國 卻找回靈魂"逃離中國的前新疆警察:"他失去祖國 卻找回靈魂"
2016年底，陳全國被任命為新疆黨委書記之後，再教育營規模急劇擴大。相關調查顯示，到2018年，至少有181座，估計上百萬維吾爾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人，未經審判就被長期關押，在惡劣的環境中遭受鐐銬、毆打、禁閉等酷刑，並被驅趕從事摘棉花等強迫勞動。
從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張亞博在和田地區康復醫院擔任管教民警。這座精神病醫院實質上被改造成了“集中營”，醫生、警察和“患者”人數都遠超尋常。
據張亞博介紹，新疆“集中營”按照監管的嚴厲程度分為高中低叁等。他所在的精神病院屬於最低等級。由於押送“患者”和“學員”的需要，他往返於不同等級的關押場所，看見各種形式的酷刑。
記者就媒體報道中關於“學員”經歷的吊打、禁閉和強奸等遭遇向他求證，張亞博說，酷刑和虐待“在集中營裡是家常便飯”。他經常聽見“學員”受刑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這些喊叫聲也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成為他至今難以擺脫的噩夢。
但是，張亞博認為，這種精神創傷是他作為正常人對這種荒誕環境的自然反應。他還要把真相告訴自己尚未成年的兒子。記者問：“你不擔心這樣會對孩子造成傷害嗎？”他大聲說：“有傷害才是對的！”
張亞博說，他沒有親眼見到“學員”被當場打死的場景，但是知道若幹受刑之後幾天死亡的案例。他說，“集中營”裡幾乎每周都有人死亡。
因此，壹方面，大量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被隨意鑒定為精神病患者，遭到強制關押和“治療”。另壹方面，很多人為了逃避更嚴厲的酷刑，“裝瘋賣傻”，或者買通醫生，扮演精神病患者，自願被關押進張亞博任職的“康復醫院”。
他的維吾爾民警同事告訴他哪些人偽裝精神病，他對此也睜只眼閉只眼，只要他們不鬧事就行。他知道，偽裝的代價是每天都要服用治療藥物，“沒病也能吃出病來”。
冒充普通村民的維吾爾幹部
據中國政府的公開招標文件顯示，從2017年開始，新疆當地政府采購了大量鎮暴武器和酷刑器具。新疆和田地區公安部門曾為當地的再教育營采購“2768根警棍、550支電擊棒、1367副手銬”，還有2792罐胡椒噴霧。
與此同時，中國當局也在新疆啟用了嚴密的大規模監控系統，建立了結合監控攝像頭、檢查站、人臉識別、手機監控軟件與人工智能等多種技術的“天網”系統。
這些針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控技術和制度，隨後被實施於全國各地，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成為所有普通公民的電子鐐銬。2022年11月，中國各地爆發了反抗封控的白紙運動。
在疫情期間，身為警察的張亞博，也因為“清零政策”而短暫失去出行自由。這讓他對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難以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第壹次明確地產生了辭職、逃離新疆並說出真相的念頭。
他在新疆生活了18年。他說，這個念頭讓他感到害怕，害怕遭到當局報復。但是，“正因為我對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選擇沉默。”
新疆設置的現代“集中營”震驚了國際社會。身處海外的維吾爾人在世界各地及網絡舉行抗議活動，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的非政府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也發出呼吁，要求各國懲罰中共的暴行。
世維會柏林辦公室主任海玉兒·庫爾班（Haiyuer Kuerban）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該組織多次為逃離集中營來到海外的維吾爾人提供幫助。
世維會被中共當局定義為從事國家分裂活動的恐怖組織。有壹次，張亞博在接受拘押壹位維吾爾村民的任務時，被告知其罪名包括“和世維會聯系”。他記住了這個“海外反動組織”，開始想象也許有壹天可以找它說出自己所處荒誕世界的真相。
庫爾班說，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接待過來自新疆集中營內部的警察。
獨家專訪關恒：在中國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作為基層民警，張亞博多次見證，大凡有外國記者和國際機構來訪，當地立即進行緊急部署，將接待村莊的村民或者受訪家庭成員全部置換為維吾爾地方幹部，讓他們否認集中營的酷刑和虐待，展示維吾爾民族“幸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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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7年11月到2018年8月，張亞博在和田地區康復醫院擔任管教民警。這座精神病醫院實質上被改造成了“集中營”，醫生、警察和“患者”人數都遠超尋常。
據張亞博介紹，新疆“集中營”按照監管的嚴厲程度分為高中低叁等。他所在的精神病院屬於最低等級。由於押送“患者”和“學員”的需要，他往返於不同等級的關押場所，看見各種形式的酷刑。
記者就媒體報道中關於“學員”經歷的吊打、禁閉和強奸等遭遇向他求證，張亞博說，酷刑和虐待“在集中營裡是家常便飯”。他經常聽見“學員”受刑時發出撕心裂肺的喊叫。這些喊叫聲也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成為他至今難以擺脫的噩夢。
但是，張亞博認為，這種精神創傷是他作為正常人對這種荒誕環境的自然反應。他還要把真相告訴自己尚未成年的兒子。記者問：“你不擔心這樣會對孩子造成傷害嗎？”他大聲說：“有傷害才是對的！”
張亞博說，他沒有親眼見到“學員”被當場打死的場景，但是知道若幹受刑之後幾天死亡的案例。他說，“集中營”裡幾乎每周都有人死亡。
因此，壹方面，大量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被隨意鑒定為精神病患者，遭到強制關押和“治療”。另壹方面，很多人為了逃避更嚴厲的酷刑，“裝瘋賣傻”，或者買通醫生，扮演精神病患者，自願被關押進張亞博任職的“康復醫院”。
他的維吾爾民警同事告訴他哪些人偽裝精神病，他對此也睜只眼閉只眼，只要他們不鬧事就行。他知道，偽裝的代價是每天都要服用治療藥物，“沒病也能吃出病來”。
冒充普通村民的維吾爾幹部
據中國政府的公開招標文件顯示，從2017年開始，新疆當地政府采購了大量鎮暴武器和酷刑器具。新疆和田地區公安部門曾為當地的再教育營采購“2768根警棍、550支電擊棒、1367副手銬”，還有2792罐胡椒噴霧。
與此同時，中國當局也在新疆啟用了嚴密的大規模監控系統，建立了結合監控攝像頭、檢查站、人臉識別、手機監控軟件與人工智能等多種技術的“天網”系統。
這些針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監控技術和制度，隨後被實施於全國各地，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成為所有普通公民的電子鐐銬。2022年11月，中國各地爆發了反抗封控的白紙運動。
在疫情期間，身為警察的張亞博，也因為“清零政策”而短暫失去出行自由。這讓他對維吾爾和其他少數族裔人的遭遇更加感同身受，難以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第壹次明確地產生了辭職、逃離新疆並說出真相的念頭。
他在新疆生活了18年。他說，這個念頭讓他感到害怕，害怕遭到當局報復。但是，“正因為我對新疆有深厚的感情，我才不能選擇沉默。”
新疆設置的現代“集中營”震驚了國際社會。身處海外的維吾爾人在世界各地及網絡舉行抗議活動，總部位於德國慕尼黑的非政府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簡稱世維會）也發出呼吁，要求各國懲罰中共的暴行。
世維會柏林辦公室主任海玉兒·庫爾班（Haiyuer Kuerban）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表示，該組織多次為逃離集中營來到海外的維吾爾人提供幫助。
世維會被中共當局定義為從事國家分裂活動的恐怖組織。有壹次，張亞博在接受拘押壹位維吾爾村民的任務時，被告知其罪名包括“和世維會聯系”。他記住了這個“海外反動組織”，開始想象也許有壹天可以找它說出自己所處荒誕世界的真相。
庫爾班說，在此之前，他們從未接待過來自新疆集中營內部的警察。
獨家專訪關恒：在中國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作為基層民警，張亞博多次見證，大凡有外國記者和國際機構來訪，當地立即進行緊急部署，將接待村莊的村民或者受訪家庭成員全部置換為維吾爾地方幹部，讓他們否認集中營的酷刑和虐待，展示維吾爾民族“幸福快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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