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巴克] 星巴克做咖啡的名校生,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
這是壹個反抗頻發的時代。在美國，過去拾多年裡，反抗運動層出不窮，甚至相互重疊：茶黨、"占領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抵抗運動"、反封鎖抗議、國會山暴亂、反移民與海關執法局抗議。其中，包羅了其中壹些運動、既引發又受其他運動觸發的最初的反抗，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即便在完全專制地掌控聯邦政府之後，它仍表現得像壹個在腐朽體制的地基上安放炸藥的暴徒。
我們通常根據我們這個時代主導的政治事實，即紅藍陣營之間永無休止的戰爭，來理解這些反抗。這些反抗由某壹方發起，每壹場備受關注的審判、煽動性演講和被攝像頭拍下的槍擊事件，都會立即且可預見地將美國人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他們對何為真實、國家是什麼以及應該成為什麼樣子，顯然持有不可調和的觀點：多元文化的美國與傳統遺產的美國。前者是包容的、向外和向前看的；後者是排外的、向內看的，並懷念過去，試圖通過撕毀傳統、規范乃至憲法本身來重現那個過去。
反抗時代壹個明顯的先例是內戰前的那拾年——《湯姆叔叔的小屋》、堪薩斯內戰、斯科特案和約翰·布朗的年代——那時壓力不斷累積，最終爆發為未來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所稱的"不可遏制的沖突"。審視當下，這壹連串事件貫穿了新冠疫情、喬治·弗洛伊德之死、1月6日國會山事件、"2025計劃"、查理·柯克、蕾妮·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如今，川普總統領導下的蒙面民兵組織在藍城街頭與居民對峙，我們自身的沖突似乎正在走向高潮。
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另壹場內戰的扣人心弦的前景上移開足夠久，另壹個歷史時期便會浮現腦海。我們麻煩的根本根源，追溯至半個世紀前，是經濟不平等、政治癱瘓、腐敗、大規模移民以及文化和技術的劇變。這些恰恰也是上個世紀初這個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1914年，沃爾特·李普曼在他的宣言《漂移與掌控》中寫道："進入贰拾世紀的普通人所航行的海洋，其未知程度遠超任何航海家。"幾拾年的民粹主義、進步主義和反動浪潮之後，隨著新政的出現，壹個新的秩序誕生了。
對於壹個出生在21世紀的人來說，生活是怎樣的？你的日常現實是令人迷失方向的改變——但並非李普曼和他的同代人借以塑造他們時代的那種改變。相反，你壓倒性的感受是游戲規則對你不利。你認為老壹輩人最好情況下也是漠不關心，更不用說完全是掠奪成性，而且缺乏能力或意願來解決他們強加給你的問題。你呼吸的電子空氣中充滿了謾罵。政治和媒體精英通過讓你持續處於怨恨和狂怒的狂熱狀態中，來囤積地位和財富。與此同時，科技巨頭讓你從幼兒時期就對設備上癮，這些設備使你與他人和自然世界疏遠，將你困在鏡像迷宮之中，直到你放棄真相可知的想法，屈服於最瘋狂的虛幻圖像。你對自己存在的感知變得脆弱，你的工作前景和你的心理健康壹樣岌岌可危。無論你的種族或性別如何，它們都感覺像是壹種負擔。這個系統就是壹個陰謀，旨在剝奪你過上體面生活的機會。
憤怒和無力感驅使壹些年輕人走向尼克·富恩特斯，另壹些走向哈桑·派克，還有壹些人走向芬太尼或每天20小時的《堡壘之夜》游戲。他們可能互相憎惡，但他們存在於同壹個框架內，遭受著許多相同的痛苦。從這個角度看，文化戰爭暫時退居次席。也許最重要的斗爭舞台並非互聯網，那裡進行著戰爭卻除了分裂之外壹事無成，而是現實世界，那裡某些問題是所有普通人共有的。也許最深刻的沖突並非紅藍之爭，而是權力與無權之間的斗爭。
與壹場惡毒的網絡對決相比，這種沖突難以戲劇化地呈現。它很少成為政治的焦點，除了在宏大的修辭姿態或對日常生活惡化的小修小補中偶有體現。壹位國會女議員譴責壟斷寡頭統治；壹位參議員猛烈抨擊大型科技公司；另壹位國會女議員起草立法，反對過於刺眼的前大燈造成的滋擾，並爭取"修理權"，讓你能修自己的卡車或洗衣機。壹場由贰拾多歲年輕人發起的運動擁抱功能手機。即使現在，在川普第贰任期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中，人們仍感覺不到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在李普曼的時代，公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經歷了歷史性的變革；而在我們的時代，新的法律和公民改革幾乎從未出現。我們將精力投入到紅藍戰爭大多在線上進行的戰斗中，跌跌撞撞地走上19世紀50年代的老路，而掌控我們生活的強大實體卻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腐敗。
諾姆·沙伊伯的《反抗：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的崛起與反叛》（Mutiny: TheRise and Revolt of the College-Educated Working Class）壹書的副標題，指向了壹群出人意料的、正在與集中的財富和權力作斗爭的年輕人。"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聽起來像壹個矛盾修辭法，因為社會經濟地位通常由教育程度定義，並被認為隨著學歷的提高而提高。近年來，大學教育已成為衡量經濟福祉和投票行為最可靠的指標之壹。擁有大學學位的美國人壹生中賺的錢往往比沒有學位的人多75%，在過去的叁次總統選舉中，這些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的選民穩步轉向民主黨。2024年，他們投票給卡瑪拉·哈裡斯而非唐納德·川普的比例高出16個百分點。仿佛遵循某種政治動力學定律，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也以類似的比例支持川普和共和黨。20世紀工人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專業人士傾向於支持共和黨的政治格局在21世紀被逆轉了。教育鴻溝是美國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白人選民中最為尖銳，在拉丁裔選民中也在加劇。
這些趨勢如此顯著，以至於"工人階級"壹詞現在既用來描述沒有大學學位的人，也用來描述"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選民基礎。因此，在為《紐約時報》報道勞工問題的沙伊伯筆下，對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的報道，就像壹位動物學家的實地考察揭示了某種動物的存在，而該動物與長期以來的物種形成理論相矛盾。
他的研究對象，年齡在贰拾多歲或叁拾出頭，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和不切實際的期望走出大學校門。壹位格林內爾學院的畢業生，獲得了壹份著名的大學畢業後獎學金，卻在芝加哥的壹家星巴克找到壹份工作來維持生計，同時試圖進入戲劇界，結果幾年後發現戲劇夢想破滅，他仍在制作拿鐵咖啡，受到經理的呵斥，窮困到要申請食品券。大學畢業後，馬裡蘭州的壹位"蘋果粉絲"受到當地壹家蘋果專賣店的鼓勵，將她的工作與激情和人類潛能聯系起來。她被聘用做壹對壹的技術指導，希望能晉升到設計課程；然而，公司對利潤的持續關注使她困在零售商場裡，成為壹名徒有虛名的女銷售員，她無力支付賬單。美國公司用崇高的頭銜誘惑這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而這些頭銜與工作的現實關系不大：蘋果專賣店的"創意顧問"和"天才"不得不哄騙顧客購買價值3500美元的Vision Pro頭顯；星巴克的"合伙人"整天制作大杯冰焦糖瑪奇朵；亞馬遜的"員工"在倉庫裡的移動被精確到分鍾；兼職"教授"收入低於中位數，在其領域內職業前景渺茫。
年長些、生活更舒適的讀者，或者更真正貧困的讀者，很容易忽視沙伊伯筆下研究對象的委屈。你能對壹個通過"糖心約會"應用程式作為年長富有男性的伴侶來維持生計的失業好萊塢編劇感到多抱歉呢？這些年輕的畢業生起初對企業界的冷酷無情天真無知，並對在苛刻的行業中獲得成功抱有虛幻的希望。在文化上，他們與肉類加工者或家庭健康助手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後者從不指望能做更多事，只求勉強過活——他們是為了孩子的未來而勞作，而不是為了自己。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被教育期待世界會為他們留出空間，而當世界沒有這樣做時——當他們遭受工資勞動的屈辱，面對不可預測的日程和不尊重的老板，並且看不到向上或出去的出路時——打擊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沙伊伯寫道："他們的品味常常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手捧時尚的智能手機和昂貴的咖啡杯。他們按需觀看精品電視劇。但過去的拾伍年給他們留下的卻是——無產階級的銀行賬戶和政治。"
沙伊伯講述的個別故事有時讓人覺得像是運氣不好或決策失誤的案例，但他更廣泛地是在描寫壹代畢業生，他們的前景毫無疑問地變得黯淡。大學學位的價格飆升，而其相對收益卻在縮水。過去贰拾年間，大學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之間的收入差距已停止擴大，部分原因是"大衰退"和疫情。壹些最理想職業的崗位數量下降，造成了激烈的競爭，學者彼得·圖爾欽稱之為"精英生產過剩"。或者，正如沙伊伯所言："持有昂貴文憑的人太多，而需要這些文憑的工作太少。"當壹個在向上流動的假設中長大的群體發現期望與現實背道而馳時——當精英開始下沉，改革受阻時——政治水域就會變得非常洶湧，常常導致社會解體和社會動蕩。圖爾欽的歷史例子包括革命前的法國、俄國和伊朗；另壹個例子就是這個拾年的美國。
沙伊伯的主要興趣在於，在沉迷手機和網飛的壹代人中，激進政治意識的發展。《反抗》跟蹤了星巴克、蘋果、亞馬遜、好萊塢工作室和研究型大學的大約拾幾名員工，他們都得出了相同的頓悟："他們視自己為普通員工的壹員。他們抱怨自己的主管，詛咒他們的企業霸主。"這種新的意識，無論是否使他們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工人階級壹員，都引導他們加入工會組織運動、揭露企業虐待行為、舉行罷工，並逐漸在勞工行動主義中找到比他們受挫的職業抱負更多的目標。
我們記得疫情是文化戰爭的壹個沸點。圍繞封鎖、戴口罩、警察暴力、專業知識、陰謀論以及2020年大選結果的持續戰斗從未真正平息。但疫情也以深刻的個人方式暴露了我們經濟和社會的荒誕不公，跨越了紅藍分歧。在疫情早期，在危機完全被文化內戰吞沒之前，出現了壹個令人難忘的短語：必要工種工作者，那些生計要求他們出現在工作場所並冒著健康風險的人。必要工種工作者和非必要工種工作者命運的差異是壹種深刻的不公，壹個健康的國家本應使其成為公眾關注和政策的焦點。傑夫·貝索斯的財富在疫情的第壹個月增加了240億美元。與此同時，他的公司對待其必要工種工作者的方式，以及解雇在斯塔滕島倉庫直言不諱的員工克裡斯·斯莫爾斯，觸發了第壹個亞馬遜工會的成立——這是美國近期勞工行動主義激增中的壹個裡程碑。
但事實證明，在2020年代初期，亞馬遜對於勞工組織來說是壹個比星巴克、蘋果或迪士尼更困難的案例。在戰術和戰略上的分歧導致了權力斗爭，分裂了工會，損害了亞馬遜的勞工事業。工會首任主席斯莫爾斯將這種分裂描繪成種族和階級的界限；他的領導派別聲稱代表了倉庫裡從未上過大學的黑人和棕色人種工人（盡管沙伊伯指出，反對斯莫爾斯的陣營也包括非白人、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在他即將出版的回憶錄《當革命到來時》中，斯莫爾斯指控斯塔滕島倉庫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組織者試圖從真正的工人階級手中奪取權力。他堅稱，亞馬遜工會必須由有色人種工人領導——只有他們有苦難的經歷來理解和代表普通員工。斯莫爾斯寫道："如果說我犯過什麼錯誤，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早期我們讓那些不像我們壹樣重視種族和文化重要性的人進入了我們運動中的權力位置。"
在某種程度上，斯莫爾斯是在挑戰《反抗》的論點。他暗示，存在壹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尤其是白人的工人階級，有些不真實，甚至完全矛盾。他說，"種族和文化"比小時工資更重要。斯塔滕島倉庫亞馬遜工會的分裂在《反抗》中扮演的角色相對較小。盡管沙伊伯偶爾質疑他筆下主角的智慧，但他顯然站在他們壹邊。他認為他們的壓迫是真實的，他們的斗爭是正義的，他們的行動主義是實現更穩定、更有尊嚴生活的最佳途徑。但他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計劃的封閉性和脆弱性。
《反抗》中沒有包括那些陷入死胡同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的委屈使他們轉向了"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而非工會行動主義——那些在大學期間就被"美國轉折點"組織招募的年輕男女。相反，書中的大多數主角會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美國團的會議上感到賓至如歸。他們是那種進步派的Z世代和千禧壹代，使用性別中立代詞並在網上發帖支持巴勒斯坦。10月7日之後兩天，壹位星巴克組織者在X上呼吁"聲援巴勒斯坦！"，盡管該帖子很快被刪除，但加沙為星巴克引發了巨大爭議，以至於公司和工會就關於戰爭的社交媒體帖子相互起訴。喬·拜登成為史上最支持勞工的總統的努力，並未使他免於年輕星巴克員工的憤怒，他們指責他共謀種族滅絕。這場戰爭以壹種討價還價工資和工作時間不再能做到的方式激勵了他們。
重點不在於星巴克工會本應在加沙問題上采取不同立場，也不在於斯莫爾斯堅持"種族和文化"在亞馬遜倉庫的中心地位是錯誤的。但這些事件顯示了文化戰爭多麼容易插入壹個正義的事業。在馬裡蘭州的蘋果專賣店，工會中的黑人和白人工人保持了凝聚力，並通過關注企業貪婪能夠談判達成壹份體面的合同，這需要在承認他們生活經歷差異和抵制身份認同的離心力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這個拾年見證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多的工會行動主義。企業和富豪們過度的權力已使國家的大部分人轉而支持勞工，沙伊伯相信，無論工人是組裝汽車、制作高檔咖啡飲品還是編寫電視劇本，這都無關緊要。他似乎樂觀地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體驗到無情經濟秩序的鞭策，大學教育的分歧正在消失。沙伊伯引用的民調顯示，大學畢業生在移民和犯罪問題上更接近工人階級的保守觀點，他以此作為證據，表明"這兩個群體之間可能存在結盟的基礎"。
但其他民調則顯示，有大學學位和沒有大學學位的人之間存在真正的分歧。例如，在壹項民調中發現，關於是否驅逐所有非法入境移民的問題，在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差距幾乎達到20個百分點。總的來說，我比沙伊伯更懷疑進步派的咖啡師——更不用說新加入工會的醫生和建築師了——會受到他們工人階級兄弟姐妹的熱切歡迎。很多美國人會不喜歡《反抗》中行動主義者的態度和風格。壹位在私募股權集團艱難救治病人的內科醫生，與壹位因裁員而罷工的約翰迪爾機械師之間，存在著重要的文化差異。兩者都屬於同壹個工會可能不如壹個人投票給哈裡斯、另壹個人投票給川普來得重要，並且每個人都有壹些理由害怕和厭惡對方。文化戰爭燃燒得太旺，階級戰爭短期內無法將其撲滅。
開始體驗到他們不太幸運的同胞所面臨的不愉快現實——幾乎付不起房租，更不用說買房和組建家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的激進化，是壹個令人鼓舞的轉變。他們可以構成更廣泛社會運動的壹部分，最終解決我們最深層次的問題，而不是在電子膽汁中溶解它們。壹個認同美國眾多窮人並在此基礎上投票的專業階級，將成為促進更大平等和機會的強大力量。
但要成功，這樣的運動必須意識到可能導致其失敗的斷層線，並注意不要擴大它們。在無人選擇的身份特征和無人會放棄的信仰上要謹慎行事；相反，要強調共同的經濟命運。聯合無權者對抗有權者的基礎總是搖搖欲墜。我們不可遏制的紅藍沖突總是准備以各種可能的方式讓美國人與美國人對立：教育、種族、宗教、年齡、性別、地區，甚至對外國戰爭的看法。最好是誠實地面對這些差異，並盡量不去摩擦它們直到它們摧毀建設壹個更美好國家的機會，而不是假設它們無關緊要或希望它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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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常根據我們這個時代主導的政治事實，即紅藍陣營之間永無休止的戰爭，來理解這些反抗。這些反抗由某壹方發起，每壹場備受關注的審判、煽動性演講和被攝像頭拍下的槍擊事件，都會立即且可預見地將美國人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他們對何為真實、國家是什麼以及應該成為什麼樣子，顯然持有不可調和的觀點：多元文化的美國與傳統遺產的美國。前者是包容的、向外和向前看的；後者是排外的、向內看的，並懷念過去，試圖通過撕毀傳統、規范乃至憲法本身來重現那個過去。
反抗時代壹個明顯的先例是內戰前的那拾年——《湯姆叔叔的小屋》、堪薩斯內戰、斯科特案和約翰·布朗的年代——那時壓力不斷累積，最終爆發為未來國務卿威廉·H·蘇厄德所稱的"不可遏制的沖突"。審視當下，這壹連串事件貫穿了新冠疫情、喬治·弗洛伊德之死、1月6日國會山事件、"2025計劃"、查理·柯克、蕾妮·古德和亞歷克斯·普雷蒂。如今，川普總統領導下的蒙面民兵組織在藍城街頭與居民對峙，我們自身的沖突似乎正在走向高潮。
但是，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另壹場內戰的扣人心弦的前景上移開足夠久，另壹個歷史時期便會浮現腦海。我們麻煩的根本根源，追溯至半個世紀前，是經濟不平等、政治癱瘓、腐敗、大規模移民以及文化和技術的劇變。這些恰恰也是上個世紀初這個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1914年，沃爾特·李普曼在他的宣言《漂移與掌控》中寫道："進入贰拾世紀的普通人所航行的海洋，其未知程度遠超任何航海家。"幾拾年的民粹主義、進步主義和反動浪潮之後，隨著新政的出現，壹個新的秩序誕生了。
對於壹個出生在21世紀的人來說，生活是怎樣的？你的日常現實是令人迷失方向的改變——但並非李普曼和他的同代人借以塑造他們時代的那種改變。相反，你壓倒性的感受是游戲規則對你不利。你認為老壹輩人最好情況下也是漠不關心，更不用說完全是掠奪成性，而且缺乏能力或意願來解決他們強加給你的問題。你呼吸的電子空氣中充滿了謾罵。政治和媒體精英通過讓你持續處於怨恨和狂怒的狂熱狀態中，來囤積地位和財富。與此同時，科技巨頭讓你從幼兒時期就對設備上癮，這些設備使你與他人和自然世界疏遠，將你困在鏡像迷宮之中，直到你放棄真相可知的想法，屈服於最瘋狂的虛幻圖像。你對自己存在的感知變得脆弱，你的工作前景和你的心理健康壹樣岌岌可危。無論你的種族或性別如何，它們都感覺像是壹種負擔。這個系統就是壹個陰謀，旨在剝奪你過上體面生活的機會。
憤怒和無力感驅使壹些年輕人走向尼克·富恩特斯，另壹些走向哈桑·派克，還有壹些人走向芬太尼或每天20小時的《堡壘之夜》游戲。他們可能互相憎惡，但他們存在於同壹個框架內，遭受著許多相同的痛苦。從這個角度看，文化戰爭暫時退居次席。也許最重要的斗爭舞台並非互聯網，那裡進行著戰爭卻除了分裂之外壹事無成，而是現實世界，那裡某些問題是所有普通人共有的。也許最深刻的沖突並非紅藍之爭，而是權力與無權之間的斗爭。
與壹場惡毒的網絡對決相比，這種沖突難以戲劇化地呈現。它很少成為政治的焦點，除了在宏大的修辭姿態或對日常生活惡化的小修小補中偶有體現。壹位國會女議員譴責壟斷寡頭統治；壹位參議員猛烈抨擊大型科技公司；另壹位國會女議員起草立法，反對過於刺眼的前大燈造成的滋擾，並爭取"修理權"，讓你能修自己的卡車或洗衣機。壹場由贰拾多歲年輕人發起的運動擁抱功能手機。即使現在，在川普第贰任期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中，人們仍感覺不到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在李普曼的時代，公民、企業和政府之間的關系經歷了歷史性的變革；而在我們的時代，新的法律和公民改革幾乎從未出現。我們將精力投入到紅藍戰爭大多在線上進行的戰斗中，跌跌撞撞地走上19世紀50年代的老路，而掌控我們生活的強大實體卻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腐敗。
諾姆·沙伊伯的《反抗：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的崛起與反叛》（Mutiny: TheRise and Revolt of the College-Educated Working Class）壹書的副標題，指向了壹群出人意料的、正在與集中的財富和權力作斗爭的年輕人。"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聽起來像壹個矛盾修辭法，因為社會經濟地位通常由教育程度定義，並被認為隨著學歷的提高而提高。近年來，大學教育已成為衡量經濟福祉和投票行為最可靠的指標之壹。擁有大學學位的美國人壹生中賺的錢往往比沒有學位的人多75%，在過去的叁次總統選舉中，這些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富有的選民穩步轉向民主黨。2024年，他們投票給卡瑪拉·哈裡斯而非唐納德·川普的比例高出16個百分點。仿佛遵循某種政治動力學定律，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也以類似的比例支持川普和共和黨。20世紀工人傾向於支持民主黨、專業人士傾向於支持共和黨的政治格局在21世紀被逆轉了。教育鴻溝是美國政治中最重要的因素——在白人選民中最為尖銳，在拉丁裔選民中也在加劇。
這些趨勢如此顯著，以至於"工人階級"壹詞現在既用來描述沒有大學學位的人，也用來描述"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選民基礎。因此，在為《紐約時報》報道勞工問題的沙伊伯筆下，對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的報道，就像壹位動物學家的實地考察揭示了某種動物的存在，而該動物與長期以來的物種形成理論相矛盾。
他的研究對象，年齡在贰拾多歲或叁拾出頭，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和不切實際的期望走出大學校門。壹位格林內爾學院的畢業生，獲得了壹份著名的大學畢業後獎學金，卻在芝加哥的壹家星巴克找到壹份工作來維持生計，同時試圖進入戲劇界，結果幾年後發現戲劇夢想破滅，他仍在制作拿鐵咖啡，受到經理的呵斥，窮困到要申請食品券。大學畢業後，馬裡蘭州的壹位"蘋果粉絲"受到當地壹家蘋果專賣店的鼓勵，將她的工作與激情和人類潛能聯系起來。她被聘用做壹對壹的技術指導，希望能晉升到設計課程；然而，公司對利潤的持續關注使她困在零售商場裡，成為壹名徒有虛名的女銷售員，她無力支付賬單。美國公司用崇高的頭銜誘惑這些雄心勃勃的年輕人，而這些頭銜與工作的現實關系不大：蘋果專賣店的"創意顧問"和"天才"不得不哄騙顧客購買價值3500美元的Vision Pro頭顯；星巴克的"合伙人"整天制作大杯冰焦糖瑪奇朵；亞馬遜的"員工"在倉庫裡的移動被精確到分鍾；兼職"教授"收入低於中位數，在其領域內職業前景渺茫。
年長些、生活更舒適的讀者，或者更真正貧困的讀者，很容易忽視沙伊伯筆下研究對象的委屈。你能對壹個通過"糖心約會"應用程式作為年長富有男性的伴侶來維持生計的失業好萊塢編劇感到多抱歉呢？這些年輕的畢業生起初對企業界的冷酷無情天真無知，並對在苛刻的行業中獲得成功抱有虛幻的希望。在文化上，他們與肉類加工者或家庭健康助手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後者從不指望能做更多事，只求勉強過活——他們是為了孩子的未來而勞作，而不是為了自己。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被教育期待世界會為他們留出空間，而當世界沒有這樣做時——當他們遭受工資勞動的屈辱，面對不可預測的日程和不尊重的老板，並且看不到向上或出去的出路時——打擊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沙伊伯寫道："他們的品味常常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手捧時尚的智能手機和昂貴的咖啡杯。他們按需觀看精品電視劇。但過去的拾伍年給他們留下的卻是——無產階級的銀行賬戶和政治。"
沙伊伯講述的個別故事有時讓人覺得像是運氣不好或決策失誤的案例，但他更廣泛地是在描寫壹代畢業生，他們的前景毫無疑問地變得黯淡。大學學位的價格飆升，而其相對收益卻在縮水。過去贰拾年間，大學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之間的收入差距已停止擴大，部分原因是"大衰退"和疫情。壹些最理想職業的崗位數量下降，造成了激烈的競爭，學者彼得·圖爾欽稱之為"精英生產過剩"。或者，正如沙伊伯所言："持有昂貴文憑的人太多，而需要這些文憑的工作太少。"當壹個在向上流動的假設中長大的群體發現期望與現實背道而馳時——當精英開始下沉，改革受阻時——政治水域就會變得非常洶湧，常常導致社會解體和社會動蕩。圖爾欽的歷史例子包括革命前的法國、俄國和伊朗；另壹個例子就是這個拾年的美國。
沙伊伯的主要興趣在於，在沉迷手機和網飛的壹代人中，激進政治意識的發展。《反抗》跟蹤了星巴克、蘋果、亞馬遜、好萊塢工作室和研究型大學的大約拾幾名員工，他們都得出了相同的頓悟："他們視自己為普通員工的壹員。他們抱怨自己的主管，詛咒他們的企業霸主。"這種新的意識，無論是否使他們有資格成為真正的工人階級壹員，都引導他們加入工會組織運動、揭露企業虐待行為、舉行罷工，並逐漸在勞工行動主義中找到比他們受挫的職業抱負更多的目標。
我們記得疫情是文化戰爭的壹個沸點。圍繞封鎖、戴口罩、警察暴力、專業知識、陰謀論以及2020年大選結果的持續戰斗從未真正平息。但疫情也以深刻的個人方式暴露了我們經濟和社會的荒誕不公，跨越了紅藍分歧。在疫情早期，在危機完全被文化內戰吞沒之前，出現了壹個令人難忘的短語：必要工種工作者，那些生計要求他們出現在工作場所並冒著健康風險的人。必要工種工作者和非必要工種工作者命運的差異是壹種深刻的不公，壹個健康的國家本應使其成為公眾關注和政策的焦點。傑夫·貝索斯的財富在疫情的第壹個月增加了240億美元。與此同時，他的公司對待其必要工種工作者的方式，以及解雇在斯塔滕島倉庫直言不諱的員工克裡斯·斯莫爾斯，觸發了第壹個亞馬遜工會的成立——這是美國近期勞工行動主義激增中的壹個裡程碑。
但事實證明，在2020年代初期，亞馬遜對於勞工組織來說是壹個比星巴克、蘋果或迪士尼更困難的案例。在戰術和戰略上的分歧導致了權力斗爭，分裂了工會，損害了亞馬遜的勞工事業。工會首任主席斯莫爾斯將這種分裂描繪成種族和階級的界限；他的領導派別聲稱代表了倉庫裡從未上過大學的黑人和棕色人種工人（盡管沙伊伯指出，反對斯莫爾斯的陣營也包括非白人、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在他即將出版的回憶錄《當革命到來時》中，斯莫爾斯指控斯塔滕島倉庫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組織者試圖從真正的工人階級手中奪取權力。他堅稱，亞馬遜工會必須由有色人種工人領導——只有他們有苦難的經歷來理解和代表普通員工。斯莫爾斯寫道："如果說我犯過什麼錯誤，有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早期我們讓那些不像我們壹樣重視種族和文化重要性的人進入了我們運動中的權力位置。"
在某種程度上，斯莫爾斯是在挑戰《反抗》的論點。他暗示，存在壹個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階級，尤其是白人的工人階級，有些不真實，甚至完全矛盾。他說，"種族和文化"比小時工資更重要。斯塔滕島倉庫亞馬遜工會的分裂在《反抗》中扮演的角色相對較小。盡管沙伊伯偶爾質疑他筆下主角的智慧，但他顯然站在他們壹邊。他認為他們的壓迫是真實的，他們的斗爭是正義的，他們的行動主義是實現更穩定、更有尊嚴生活的最佳途徑。但他沒有充分意識到他們計劃的封閉性和脆弱性。
《反抗》中沒有包括那些陷入死胡同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他們的委屈使他們轉向了"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而非工會行動主義——那些在大學期間就被"美國轉折點"組織招募的年輕男女。相反，書中的大多數主角會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美國團的會議上感到賓至如歸。他們是那種進步派的Z世代和千禧壹代，使用性別中立代詞並在網上發帖支持巴勒斯坦。10月7日之後兩天，壹位星巴克組織者在X上呼吁"聲援巴勒斯坦！"，盡管該帖子很快被刪除，但加沙為星巴克引發了巨大爭議，以至於公司和工會就關於戰爭的社交媒體帖子相互起訴。喬·拜登成為史上最支持勞工的總統的努力，並未使他免於年輕星巴克員工的憤怒，他們指責他共謀種族滅絕。這場戰爭以壹種討價還價工資和工作時間不再能做到的方式激勵了他們。
重點不在於星巴克工會本應在加沙問題上采取不同立場，也不在於斯莫爾斯堅持"種族和文化"在亞馬遜倉庫的中心地位是錯誤的。但這些事件顯示了文化戰爭多麼容易插入壹個正義的事業。在馬裡蘭州的蘋果專賣店，工會中的黑人和白人工人保持了凝聚力，並通過關注企業貪婪能夠談判達成壹份體面的合同，這需要在承認他們生活經歷差異和抵制身份認同的離心力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這個拾年見證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多的工會行動主義。企業和富豪們過度的權力已使國家的大部分人轉而支持勞工，沙伊伯相信，無論工人是組裝汽車、制作高檔咖啡飲品還是編寫電視劇本，這都無關緊要。他似乎樂觀地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體驗到無情經濟秩序的鞭策，大學教育的分歧正在消失。沙伊伯引用的民調顯示，大學畢業生在移民和犯罪問題上更接近工人階級的保守觀點，他以此作為證據，表明"這兩個群體之間可能存在結盟的基礎"。
但其他民調則顯示，有大學學位和沒有大學學位的人之間存在真正的分歧。例如，在壹項民調中發現，關於是否驅逐所有非法入境移民的問題，在非西班牙裔白人中，差距幾乎達到20個百分點。總的來說，我比沙伊伯更懷疑進步派的咖啡師——更不用說新加入工會的醫生和建築師了——會受到他們工人階級兄弟姐妹的熱切歡迎。很多美國人會不喜歡《反抗》中行動主義者的態度和風格。壹位在私募股權集團艱難救治病人的內科醫生，與壹位因裁員而罷工的約翰迪爾機械師之間，存在著重要的文化差異。兩者都屬於同壹個工會可能不如壹個人投票給哈裡斯、另壹個人投票給川普來得重要，並且每個人都有壹些理由害怕和厭惡對方。文化戰爭燃燒得太旺，階級戰爭短期內無法將其撲滅。
開始體驗到他們不太幸運的同胞所面臨的不愉快現實——幾乎付不起房租，更不用說買房和組建家庭——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的激進化，是壹個令人鼓舞的轉變。他們可以構成更廣泛社會運動的壹部分，最終解決我們最深層次的問題，而不是在電子膽汁中溶解它們。壹個認同美國眾多窮人並在此基礎上投票的專業階級，將成為促進更大平等和機會的強大力量。
但要成功，這樣的運動必須意識到可能導致其失敗的斷層線，並注意不要擴大它們。在無人選擇的身份特征和無人會放棄的信仰上要謹慎行事；相反，要強調共同的經濟命運。聯合無權者對抗有權者的基礎總是搖搖欲墜。我們不可遏制的紅藍沖突總是准備以各種可能的方式讓美國人與美國人對立：教育、種族、宗教、年齡、性別、地區，甚至對外國戰爭的看法。最好是誠實地面對這些差異，並盡量不去摩擦它們直到它們摧毀建設壹個更美好國家的機會，而不是假設它們無關緊要或希望它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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