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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既热爱自由,又盼着伊朗获胜!
你不可能既热爱自由,又盼着伊朗获胜!你不可能既热爱自由,又盼着伊朗获胜!
张平评论文章：公元前48年，庞培在法萨卢斯兵败凯撒，仓皇出走。罗马元老院中有一个派系，对庞培深恶痛绝，视之为独夫民贼、共和国的掘墓人。这些人对凯撒的军事才华心存敬畏，对共和国的命运忧心忡忡，却偏偏盼着庞培输掉这一仗——哪怕赢家是另一个更加危险的强人。他们的逻辑是：只要不是庞培赢，共和国就还有一线生机。历史的讽刺在于，庞培输了，凯撒赢了，共和国从此一去不返。
两千年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CNN的直播间里，当着数百万观众的面，说出了一句流传必将久远的话。他说，他痛恨伊朗神权政府，希望看到这个压迫本国人民、在中东四处播撒战火的政权被彻底打倒；然而，他又不希望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因击败伊朗而在政治上获益，因为他们是『两个糟糕透顶的人』。他坦承自己深陷『撕裂』之中——一边是他痛恨的敌人，一边是他更痛恨的盟友。这番话让全世界哗然，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直接发问：一个人要怀有怎样病态的仇恨，才会在美国对抗一个杀害了无数美国人的恐怖政权时，还要暗中盼望自己的国家输掉这场仗？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认知结构的问题。弗里德曼现象所暴露的，是当代西方左派政治心理中一种极为危险的逻辑病变：当仇恨某个人的强度，超过了对某种价值的坚守，政治身分便凌驾于政治判断之上，『谁赢』比『赢了什么』更加重要。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中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洞察：群众运动的凝聚力，往往不来自于对共同理想的热爱，而来自于对共同敌人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更原始、更有效率的动员工具，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不需要对现实的细致辨析，只需要一个清晰的靶子。霍弗进而指出，当一场运动失去了可以实现的正面目标，它往往会把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寄托在仇恨之上，变成一台以消灭对手为唯一燃料的机器。弗里德曼本人并非一个狂热分子——他是个普利策奖得主，见多识广，文笔老练。但他所代表的那个精神圈子，在经历了川普时代漫长的政治创伤之后，已经悄悄完成了霍弗描述的那个蜕变：反川普，从一种政治立场，异化为一种世界观的底层操作系统。
这套操作系统一旦安装完毕，便会对一切输入的信息进行过滤和重新编码。伊朗的核威胁？重要，但不如『川普不能赢』重要。以色列平民被火箭弹袭击？可悲，但首先要看这是否有助于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美军士兵浴血奋战？值得尊重，但若胜利果实落入『错误的人』手中，胜利本身便成了一种污染。这种逻辑的终点，乔治·奥威尔早在上个世纪便描述过：当一个人的政治同情心彻底压倒了他对基本事实的感知能力，他就进入了一种道德上的梦游状态，行走于现实世界，却活在意识形态的密室之中。
同样值得审视的，是大洋彼岸那些仇恨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左派。在2023年前九个月，他们发动了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浪潮，每周末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誓言要推翻司法改革，要让这个『腐败的总理』下台。他们对内塔尼亚胡的愤怒，并非无中生有——他确实背负着腐败指控，他的极右翼联合政府确实让很多以色列人深感不安。然而，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的屠刀落下的那一刻，街头的示威者自动散去了。不是被镇压，不是被收买，而是他们自己回家了，拿起枪，捐出血，送食物去前线。以色列的左派深恨内塔尼亚胡，但他们更爱以色列。这是一条他们从未逾越的底线。
弗里德曼式的『撕裂』，在以色列左派身上并没有出现。原因不复杂：以色列的左派生活在以色列。他们的孩子在国防军服役，他们的朋友住在北部的炮火下，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在防空警报响起时跑向掩体。当战争是你亲身承受的现实，你可以讨厌指挥官，但你绝不会希望战争输掉，因为那意味着你自己的毁灭。而那些在大洋彼岸的书斋里『撕裂』的人，付出的不过是一点道德上的不适感。他们可以承受这种不适，甚至把它当成自己思想深刻的勋章。
弗里德曼的逻辑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谬误，值得单独拆解。他声称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正在破坏美国和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所以不能让他们赢。但请注意这个推论的方向：如果一场战争的正当性，取决于谁在领导它，那幺正义本身就成了领导者的个人属性，而不是行动本身的性质。按照这个逻辑，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若是由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将领指挥，是否也应该被阻止？伊朗的核武装若是被一个弗里德曼喜欢的领导人阻止，是否就变得正当了？把『谁做了』凌驾于『做了什么』之上，是一切身分政治的原罪，也是理性分析最危险的腐蚀剂。
弗里德曼事件之所以值得严肃对待，不是因为他一个人的观点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太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那些心里话的存在，意味着在自由世界内部，有一股力量正在悄悄地、以道德的名义，为自由世界的敌人提供掩护。
我们不要忘记，罗马元老院里那些盼着庞培输掉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只是凯撒赢了之后，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得救。
张平2026年4月22日于北海道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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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CNN的直播间里，当着数百万观众的面，说出了一句流传必将久远的话。他说，他痛恨伊朗神权政府，希望看到这个压迫本国人民、在中东四处播撒战火的政权被彻底打倒；然而，他又不希望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因击败伊朗而在政治上获益，因为他们是『两个糟糕透顶的人』。他坦承自己深陷『撕裂』之中——一边是他痛恨的敌人，一边是他更痛恨的盟友。这番话让全世界哗然，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赫卡比直接发问：一个人要怀有怎样病态的仇恨，才会在美国对抗一个杀害了无数美国人的恐怖政权时，还要暗中盼望自己的国家输掉这场仗？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这是一个认知结构的问题。弗里德曼现象所暴露的，是当代西方左派政治心理中一种极为危险的逻辑病变：当仇恨某个人的强度，超过了对某种价值的坚守，政治身分便凌驾于政治判断之上，『谁赢』比『赢了什么』更加重要。
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The True Believer）中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洞察：群众运动的凝聚力，往往不来自于对共同理想的热爱，而来自于对共同敌人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更原始、更有效率的动员工具，因为它不需要复杂的论证，不需要对现实的细致辨析，只需要一个清晰的靶子。霍弗进而指出，当一场运动失去了可以实现的正面目标，它往往会把自己的生命力完全寄托在仇恨之上，变成一台以消灭对手为唯一燃料的机器。弗里德曼本人并非一个狂热分子——他是个普利策奖得主，见多识广，文笔老练。但他所代表的那个精神圈子，在经历了川普时代漫长的政治创伤之后，已经悄悄完成了霍弗描述的那个蜕变：反川普，从一种政治立场，异化为一种世界观的底层操作系统。
这套操作系统一旦安装完毕，便会对一切输入的信息进行过滤和重新编码。伊朗的核威胁？重要，但不如『川普不能赢』重要。以色列平民被火箭弹袭击？可悲，但首先要看这是否有助于内塔尼亚胡的民调。美军士兵浴血奋战？值得尊重，但若胜利果实落入『错误的人』手中，胜利本身便成了一种污染。这种逻辑的终点，乔治·奥威尔早在上个世纪便描述过：当一个人的政治同情心彻底压倒了他对基本事实的感知能力，他就进入了一种道德上的梦游状态，行走于现实世界，却活在意识形态的密室之中。
同样值得审视的，是大洋彼岸那些仇恨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左派。在2023年前九个月，他们发动了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浪潮，每周末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誓言要推翻司法改革，要让这个『腐败的总理』下台。他们对内塔尼亚胡的愤怒，并非无中生有——他确实背负着腐败指控，他的极右翼联合政府确实让很多以色列人深感不安。然而，2023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的屠刀落下的那一刻，街头的示威者自动散去了。不是被镇压，不是被收买，而是他们自己回家了，拿起枪，捐出血，送食物去前线。以色列的左派深恨内塔尼亚胡，但他们更爱以色列。这是一条他们从未逾越的底线。
弗里德曼式的『撕裂』，在以色列左派身上并没有出现。原因不复杂：以色列的左派生活在以色列。他们的孩子在国防军服役，他们的朋友住在北部的炮火下，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在防空警报响起时跑向掩体。当战争是你亲身承受的现实，你可以讨厌指挥官，但你绝不会希望战争输掉，因为那意味着你自己的毁灭。而那些在大洋彼岸的书斋里『撕裂』的人，付出的不过是一点道德上的不适感。他们可以承受这种不适，甚至把它当成自己思想深刻的勋章。
弗里德曼的逻辑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谬误，值得单独拆解。他声称川普和内塔尼亚胡『正在破坏美国和以色列的国际形象』，所以不能让他们赢。但请注意这个推论的方向：如果一场战争的正当性，取决于谁在领导它，那幺正义本身就成了领导者的个人属性，而不是行动本身的性质。按照这个逻辑，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若是由一个道德上有瑕疵的将领指挥，是否也应该被阻止？伊朗的核武装若是被一个弗里德曼喜欢的领导人阻止，是否就变得正当了？把『谁做了』凌驾于『做了什么』之上，是一切身分政治的原罪，也是理性分析最危险的腐蚀剂。
弗里德曼事件之所以值得严肃对待，不是因为他一个人的观点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太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那些心里话的存在，意味着在自由世界内部，有一股力量正在悄悄地、以道德的名义，为自由世界的敌人提供掩护。
我们不要忘记，罗马元老院里那些盼着庞培输掉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只是凯撒赢了之后，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得救。
张平2026年4月22日于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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