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考古学可以把中华文明上推到8000年前吗?

“中华文明可以上推至8000年前!”这一横空出世的论断,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冯时,争议随之而起,斥其谵妄者有之,劝其收敛者有之,冯时不为所动,顺势推出新书《文明论》,甚至在京举办盛大的新书发布会,一时观者如堵。


在提出惊世之论之前,冯时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天文考古学学者。2010年,冯时的代表性着作《中国天文考古学》出版,美国的天文考古学学者班大为认为,这本书为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它对考古发现与出土文物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将碎片化的考古证据重组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图景,几乎以一己之力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学科大厦。

正因为此前他是这样一位有分量的学者,所以他提出如此异于常人的论断才会引起学界与大众的关注与争议。

《文明论》的核心论点其实就是基于冯时此前的研究,只是他在各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迈开了大胆的一步。

《文明论》开宗明义地提出两点“先验”的基本假设。冯时否认以青铜器或细石器等器物的出现及利用作为文明的标志,他主张“文德”在文明中的主要作用。更进一步地,他主张个人的道德才能成就群体的道德,并最终建立起文明的社会。所以在冯时眼中,中华文明迥异于其他文明,“其以道德观解决何以为人的问题,以宇宙观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人类历史上独具特征的文明形式”。



中国考古博物馆展馆中央大厅,考古墙壁和穹顶上方为中国东方天文星宿图,该星图里包括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展示了古代天文学中的星空图景和星座分布。(视觉中国 图)

既然文明的核心是“文德”,冯时又先验地指出,“文德的内涵就是诚信”,那么诚信是如何在远古社会形成的呢?——“因观象授时而形成”,即所谓“至信如时”。对此冯时进一步阐释道:古人通过观测龙星(冯时认为“龙星”是由二十八宿东宫星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星官所组成的星团形象,且认为甲骨文的“龙”字象形于这个形象)的行天变化,建立标准时体系,即在标准时间到来的时刻,龙星的运行必须正当其位,同时,龙星运行当位所建立的标准时间久久不变,“这诱发先贤产生了时间为信的思想,并以信作为道德的核心内涵修养人心”。


在冯时的描述中,华夏先贤通过对龙星行天变化的观测规划时间,最终产生了以时间为信的观念,“并以信作为道德修养自己,同时建授农时而指导农业生产,终至文明社会的建立”。

于是关于文明起源的“冯式”逻辑链条如下:文明以文德为要,文德以诚信为实,而信的思想又源于天文观测,因此,“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已经确定天文乃文明之源,那么华夏先民是什么时候开始观测龙星的运行的呢?作为天文考古学家,冯时拿出了看家本领: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龙的遗存为辽宁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土龙,其以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7米,体型巨大。“这证明中国先民对龙的认识历史已可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而且龙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这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应肇端于这一时期甚至更早。”

以上便是《文明论》的主体思想。不得不说,这一套逻辑架构之中,确实蕴含了冯时多年来的潜心研究,时时可见智慧的幽光,比如他对龙星的阐释,或对“王权源于观象”的解说。“以农业经济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天文历法知识具有着首要的意义,谁能把时间颁授给人民,谁就有资格成为人民的领袖。这意味着作为王权基础的天文学必须为君王所垄断,这使观象授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统治者享有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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