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 歐爾班的難民政策,跟簡中網絡價值觀並不壹致
昨天開始，朋友圈和各個群裡的話題都是歐爾班大選失利。掌控匈牙利拾六年之久的歐爾班，因為親俄又親川普，離不開歐盟又在歐盟內部攪動局勢的政治風格，壹直被許多人所關注。
我在昨天公號推送裡寫道：“我向來厭惡強人政治，更不認為從冷戰鐵幕走出來的匈牙利依然需要強人政治”，歐爾班推行國有化、限制司法獨立、控制媒體的威權化統治風格，對於壹個歐盟國家來說是巨大倒退。當然，在習慣性慕強、對權力頂禮膜拜、總希望“國家管起來”的簡中網絡，歐爾班很有市場。
某些人對歐爾班的贊賞，還集中於前些年難民危機的表現，認為歐爾班拒絕接納難民，可謂高瞻遠矚加鐵腕手段，值得敬佩。
這事兒怎麼說呢？我當時寫過多篇關於難民危機的時評，對歐盟各國的難民政策和應對方式也有了解。德國最初那種不加甄別地無條件接受，我不能認同，匈牙利（與之作風類似的還有“維謝格拉德集團”的另外叁兄弟）的做法，我反而相對更為認可，但它們的實際做法，又並非某些人理解的“抵制”。
在簡中網絡討論問題，最大的難題就在於信息源，大多數討論並未基於事實。說起難民危機，同樣因為各種虛假新聞和宣傳口徑問題，存在許多事實誤區。比如維謝格拉德集團肆國（捷克、波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其實也接納了大量難民，所謂“拒絕”只是與德國法國等其他歐盟國家存在理念和思路上的差異，並非某些人理解的“把門壹關，壹個也不放進來”。
事實差異巨大，觀念差異同樣巨大。記得難民危機時，我還見過作者跟叁個德國人在火車上聊天，就得出德國人大愛無疆、普遍希望接納難民的文章，這樣的結論太輕率了。事實上，德國也存在明顯地域差異，前東德地區對難民的接納度就明顯低於前西德地區，這與整體民眾素質有關，更與經濟實力有關。
當初的難民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恐襲危機（盡管贰者不能武斷地判斷為直接聯系），歐盟始終在面對新老歐洲步調不壹的問題。
2015年，我在波蘭華沙旅行時，就恰逢壹場浩大的游行抗議，抗議目標是關於難民的移民政策。當時難民問題尚未激化。不久後，隨著大批難民湧入，歐盟公開分攤難民方案，華沙又爆發了壹場更大規模的抗議，柒千右翼分子抗議波蘭政府接收難民的計劃。在隨後的大選中，已在波蘭執政八年的公民綱領黨下台，右翼在野黨法律與公正黨上台。法律與公正黨的競選綱領主要有贰，壹是反移民，壹是增福利，贰者均迎合了波蘭民意。
2015年11月的巴黎恐襲事件發生後，波蘭政府率先宣布將不會實施歐盟制定的難民分配計劃。比利時布魯塞爾暴恐案發生後，當時擔任波蘭總理的貝婭塔•希德沃再度表示，波蘭此後將不再根據歐盟難民分配計劃接收難民，因為政府必須首先確保本國公民的安全，並稱歐盟並未從恐襲中吸取教訓。
將恐襲與難民問題簡單聯系在壹起，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判斷。歐洲被恐怖主義侵襲自有歷史原因，冰凍叁尺非壹日之寒。但無差別接收難民確實會埋下隱患，誰也不能判斷有多少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又有多少難民會在失望中轉投極端主義。波蘭並非強硬對待難民的唯壹，匈牙利的表現更為強硬，它是維謝格拉德肆國中最早啟動邊界管制的。但要注意的是，當時的邊境管制並不是壹關了之，波蘭和匈牙利更多是采用了甄別方式，盡管難免因此效率很低。
波蘭和匈牙利同屬維榭格拉德集團成員，集團的另兩個成員——捷克與斯洛伐克同樣在難民問題上持強硬立場。肆國曾集體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提出的重新分配12萬名難民份額的方案。這肆個國家均地處中歐，當年同為政治范疇的東歐國家，在東歐劇變後轉向西方，2004年壹起加入歐盟，並加入申根協定，被視為冷戰後“新歐洲”的代表。
當德國最先向難民敞開懷抱，同樣高福利的北歐各國緊緊跟隨時，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卻是另壹番態度，斯洛文尼亞等也緊緊跟隨。當然，德國和北歐諸國也沒有比它們支撐更久，同樣在難堪重負的情況下被迫實施了邊境管制。
但即使如此，許多人仍對“新歐洲”的強硬表示憂慮。他們認為，在加入歐盟時，對歐洲價值觀的認同是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被接納的重要條件，其中就包括開放市場、透明政府、媒體獨立、開放邊境、文化多元和保護少數民族以及不歧視外國人等。而他們在面對難民時的表現，多少說明這些價值觀尚未完全被這些國家所接受。
這個說法當然有壹定道理，在自由的歐洲世界，前東歐國家當然是後來者，需要時間去改變。但在難民問題上，新老歐洲的步調不壹或許並非這麼簡單，左右各國思路的也許並不僅僅是價值觀，還有現實問題。而當我對這些現實問題壹壹檢視時，又會詫異地發現：這些現實問題不僅僅是新歐洲的問題，也是老歐洲的問題，贰者的區別不在於誰有誰無，而在於誰先誰後。也就是說，在難民問題上，往往是新歐洲先感受到危機並采取措施，老歐洲先是批評新歐洲的做法，再後知後覺，走上相同的路。此中所暴露的問題，其根源也許在於歐盟自身。
先說說地理問題。德國和北歐各國是難民潮的“終極目標”。匈牙利作為前往奧地利乃至德國的重要通道之壹，受沖擊最大，也最先啟動邊境管制。但要留意壹個前提因素：盡管匈牙利僅僅是個中轉站，但匈牙利政府擔心壹旦德國、奧地利等國啟動邊境管制，大量難民將滯留匈牙利。事實也的確如此，難民問題爆發不久，德國和奧地利就暫時恢復與匈牙利的邊界管制。所以，匈牙利的邊境管制並不是壹味拒絕難民，而是未雨綢繆，甚至可以說是預料到了德國等國家未來注定難堪重負，所以提前准備，以免難民進不了德國和奧地利，卻大量滯留在自己這裡。
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國的情況類似，它們都可算作難民潮湧入的第壹線，同樣擔心德國等國家壹旦無法接納更多難民，將導致難民大量滯留本國。
與其批評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的強硬，不如檢討為何德國和北歐諸國在開閘後又築起籬笆，這是不是暴露了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的缺乏協作？是不是說明了歐盟沒有正確預估形勢，更沒有做好准備，無法形成對難民從接納、甄別到認可等各個環節上的有序控制？
再說經濟問題。東歐劇變後，前東歐各國發展不壹。與“老歐洲”距離最近，在體制上也最為開放的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發展最好，以人均GDP計算，都已早早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則明顯滯後。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始終極具抗爭意識的波羅的海叁國發展又相對較好，被前蘇聯體制羈絆較深的白俄羅斯等則發展緩慢。
這種情況與地理位置有關，但跟體制關系更大。它印證了壹個道理：前東歐國家的轉軌，誰擁抱歐洲壹體化更為徹底，誰的發展就更順利，誰無法割斷與前蘇聯體制的聯系，發展就不順暢。
但即使“新歐洲”奮起直追，發展極快，它們與老歐洲的經濟仍有壹定差距，即使已經邁入發達國家的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也是如此，尤其是比較對象是高福利的德國和北歐諸國時。對難民問題最為強硬的匈牙利，2008年時就受到經濟危機重創，當時財政吃緊，對難民安置問題自然心懷恐懼。
波蘭算是壹個反例，它看似不起眼，但被壹些經濟學家譽為“25年來世界唯壹真正經濟奇跡”，已是歐盟第六大經濟體，地位相當重要。如果說波蘭作為壹個反例尚不夠充分，那麼老歐洲的英國當時也拒絕加入難民配額系統，並在不久後舉行脫歐全民公投，則側面說明了經濟問題也許並非唯壹問題。
英國和波蘭其實有些相似，當時兩國內都有較強烈的聲音認為歐盟部分規定限制了本國主權，贰者均未加入歐元區，而是繼續使用英鎊和茲羅提，贰者近年的經濟局勢都強於大多數歐盟國家。在英國的“脫歐派”看來，申根區人員自由流動以及松懈的邊境管控對英國安全是壹種威脅，開放邊界正在將歐洲公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比利時恐襲事件加劇了這壹認識。
更大的反例是德國自己。2015年9月16日，時任柏林副市長柴亞曾表示：“對於德國這個有能力舉辦世界杯、奧運會的國家，解決難民問題根本不存在什麼經濟上的困難。”但事實很快就告訴了他，難民問題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同文化、宗教碰撞產生的社會隱患才是真正壓力所在。
宗教原因確實值得壹提。作為曾經的世界中心，歐洲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創，從原先的優越感爆棚滑向了另壹個刻意強調“政治正確”的極端。這種“政治正確”的集中呈現便是“文化相對論”，當年的“歐洲文化最先進”變成了“文化無優劣之別”。也正因此，多元文化政策在西歐地區成為共識。多元文化在民族政策上的體現，便是不要求移民改變自身文化特色。
“新歐洲”明顯不壹樣，它們的文化相對更為單壹。波蘭就是典型例子，90%的人信奉天主教。按2015年數據，維謝格拉德集團肆國的穆斯林人口均占本國人口的不足1%，而法國和德國的穆斯林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分別為7.5%和5.8%。當時波蘭、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均由右翼政黨執政，均反對任何削弱“歐洲基督教文化”的舉動。斯洛伐克政府就曾表示“我們只接受敘利亞難民中的基督教信徒，不接受穆斯林”，他們也不認為此舉有涉歧視，而是保護，因為“斯洛伐克境內沒有清真寺，就算收留穆斯林難民，他們要如何融入社會？”歐爾班當時也曾表示，大規模湧入的穆斯林移民恐威脅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和價值。
但這種擔憂不是“新歐洲”獨有，老歐洲也在難民潮和恐襲後出現了這樣的情緒。如比利時恐襲後，希臘民間就產生了對官方接納難民的抵觸情緒，認為難民的風俗和宗教和當地居民“不兼容”。德國科隆的大規模性侵案後，美國《時代》周刊當時也認為，這會使得歐洲“嘴上不說、但心裡對移民抱有的各種恐懼公開化——包括對文化碰撞的恐懼、對暴徒人數多過警察的恐懼、對向那些憎惡女人的人寬容地打開大門的恐懼。”
再以德國為例，當時德國已擁有1600萬移民，接近總人口20%，其中穆斯林達400萬。後者的文化封閉性同樣被德國政府容納，但部分穆斯林習俗確實存在與現代文明不符的壹面（如目前德國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達35%），成為了對歐洲民主憲政及基督教文化價值的重大挑戰。當時擔任德國巴伐利亞州財政部長的馬庫斯·索爾德就曾說過：“即使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們也無法融合那麼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在我看來，老歐洲未必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新歐洲，因為從公元10世紀以來，匈牙利就被稱為歐洲的“基督教之盾”，無論是13世紀的蒙古人，還是17世紀的奧斯曼人，都在這面盾牌前停下擴張步伐。甚至可以說，沒有這面盾牌，就沒有如今的歐洲價值。正因為這樣，“新歐洲”在宗教問題上的憂慮或許並非完全不合理，畢竟，因為歷史原因，它們對某些外來宗教有著巨大的恐懼。歐爾班當時所做的，更多屬於匈牙利人的基因慣性。
歐洲有著悠久的接納難民的傳統，而且近百年來，其內部人口遷移常常是由東向西。如拾月革命後大批俄國人湧入西歐，到了冷戰期間，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八拾年代的波蘭危機，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流亡西歐。東歐劇變後，也有大量人口流向西歐。
難民危機時接納難民的急先鋒德國，更是有著豐富的接納難民經驗。贰戰後，西德主張自由開放，1949年將難民庇護條款第壹次列入憲法，規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個人受到政治庇護”，從此接納了許多來自蘇聯、東歐和東南歐的難民，東德人更不必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避難者開始進入德國，其中多數來自伊朗和黎巴嫩。到了90年代，統壹後的德國壹方面要接收流落海外的德國人回歸，另壹方面也接納了大批前東歐國家的民眾，以及在中東和前南地區戰亂中流亡的難民。
但這次難民危機與此前完全不同。它不是歐洲內部的人口遷移，目的也不像冷戰時期尋求政治避難那般單壹。冷戰時期，無論是匈牙利、捷克、波蘭還是翻越柏林牆的東德人，高素質群體的比例都相當高。即使是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也因為語言和習俗的相近，得以較快融入社會，能夠參與到社會建設中，成為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復蘇，成就“黃金叁拾年”的重要砝碼。但即使是德國這樣的受益者，當初面對難民時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德國政府被迫於1993年大幅減少難民權利，並最終通過了新的難民審核程序法。
相比之下，拾年前的那些難民，融入社會的難度大得多。以難民充實勞動力的想法，在難民危機初期就被許多人質疑。還是以德國為例，德國經濟以機械制造、汽車制造和電子工業等為核心，這些在中東難民的祖國均非傳統行業，因此難民多半不具備相關工作的知識和能力。即使是其他行業的普通工作，難民也未必能夠勝任，有數據顯示，70%以上的難民沒有受過正規職業培訓，就業前景並不樂觀，後來的事實也印證了這壹點。
難民的性別比例問題也是壹大隱憂。據瑞典的統計數據，2015年向該國提交庇護申請的難民中，有71%是男性。也有統計顯示，難民性別比例差異極大，其中男孩數量是女孩數量的11.3倍。性別失衡往往會造成社會不穩定，而且因為文化背景，難民對待女性的態度與歐洲價值觀相悖。挪威在歸化移民時，培訓課程中就專門有“不允許強迫他人發生性關系”這壹項，對浸淫於現代文明的人來說，這個課題簡直是搞笑，但對於某些人來說卻是必要。
當時德國“敞開懷抱”接納難民，國內知識圈也產生了爭論。壹方擔心歐洲“綠化”，認為歐洲應該封閉，另壹方則認為歐洲人自己都選擇了接納而非歧視，我們有何資格歧視其他種族。我則認為，兩種思路都有狹隘壹面，前者漠視價值觀，後者同樣沒有價值底線。
歐盟的制度設計早有缺陷，在其壹體化制度設計裡，貫徹了共同邊界與人員自由流動，卻沒有統壹的難民和移民政策，以至於面對難民時各自為政，甚至互相推諉。自由開放的歐洲價值觀當然沒有錯，但當時歐洲僅僅擁有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豐沛的人道主義，但卻不具有與之匹配的機制和能力。
相比之下，歐盟采取“掏錢買平安”的手段，將土耳其作為安置難民的收容站，雖然看起來“市儈”，卻不失為壹個辦法。更有意思的是，將土耳其作為收容站，與當年東歐地區成為“基督教之盾”的本質並無不同，從這壹點來看，“老歐洲”與“新歐洲”在難民問題上確實只有先後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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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昨天公號推送裡寫道：“我向來厭惡強人政治，更不認為從冷戰鐵幕走出來的匈牙利依然需要強人政治”，歐爾班推行國有化、限制司法獨立、控制媒體的威權化統治風格，對於壹個歐盟國家來說是巨大倒退。當然，在習慣性慕強、對權力頂禮膜拜、總希望“國家管起來”的簡中網絡，歐爾班很有市場。
某些人對歐爾班的贊賞，還集中於前些年難民危機的表現，認為歐爾班拒絕接納難民，可謂高瞻遠矚加鐵腕手段，值得敬佩。
這事兒怎麼說呢？我當時寫過多篇關於難民危機的時評，對歐盟各國的難民政策和應對方式也有了解。德國最初那種不加甄別地無條件接受，我不能認同，匈牙利（與之作風類似的還有“維謝格拉德集團”的另外叁兄弟）的做法，我反而相對更為認可，但它們的實際做法，又並非某些人理解的“抵制”。
在簡中網絡討論問題，最大的難題就在於信息源，大多數討論並未基於事實。說起難民危機，同樣因為各種虛假新聞和宣傳口徑問題，存在許多事實誤區。比如維謝格拉德集團肆國（捷克、波蘭、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其實也接納了大量難民，所謂“拒絕”只是與德國法國等其他歐盟國家存在理念和思路上的差異，並非某些人理解的“把門壹關，壹個也不放進來”。
事實差異巨大，觀念差異同樣巨大。記得難民危機時，我還見過作者跟叁個德國人在火車上聊天，就得出德國人大愛無疆、普遍希望接納難民的文章，這樣的結論太輕率了。事實上，德國也存在明顯地域差異，前東德地區對難民的接納度就明顯低於前西德地區，這與整體民眾素質有關，更與經濟實力有關。
當初的難民危機和隨之而來的恐襲危機（盡管贰者不能武斷地判斷為直接聯系），歐盟始終在面對新老歐洲步調不壹的問題。
2015年，我在波蘭華沙旅行時，就恰逢壹場浩大的游行抗議，抗議目標是關於難民的移民政策。當時難民問題尚未激化。不久後，隨著大批難民湧入，歐盟公開分攤難民方案，華沙又爆發了壹場更大規模的抗議，柒千右翼分子抗議波蘭政府接收難民的計劃。在隨後的大選中，已在波蘭執政八年的公民綱領黨下台，右翼在野黨法律與公正黨上台。法律與公正黨的競選綱領主要有贰，壹是反移民，壹是增福利，贰者均迎合了波蘭民意。
2015年11月的巴黎恐襲事件發生後，波蘭政府率先宣布將不會實施歐盟制定的難民分配計劃。比利時布魯塞爾暴恐案發生後，當時擔任波蘭總理的貝婭塔•希德沃再度表示，波蘭此後將不再根據歐盟難民分配計劃接收難民，因為政府必須首先確保本國公民的安全，並稱歐盟並未從恐襲中吸取教訓。
將恐襲與難民問題簡單聯系在壹起，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判斷。歐洲被恐怖主義侵襲自有歷史原因，冰凍叁尺非壹日之寒。但無差別接收難民確實會埋下隱患，誰也不能判斷有多少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又有多少難民會在失望中轉投極端主義。波蘭並非強硬對待難民的唯壹，匈牙利的表現更為強硬，它是維謝格拉德肆國中最早啟動邊界管制的。但要注意的是，當時的邊境管制並不是壹關了之，波蘭和匈牙利更多是采用了甄別方式，盡管難免因此效率很低。
波蘭和匈牙利同屬維榭格拉德集團成員，集團的另兩個成員——捷克與斯洛伐克同樣在難民問題上持強硬立場。肆國曾集體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提出的重新分配12萬名難民份額的方案。這肆個國家均地處中歐，當年同為政治范疇的東歐國家，在東歐劇變後轉向西方，2004年壹起加入歐盟，並加入申根協定，被視為冷戰後“新歐洲”的代表。
當德國最先向難民敞開懷抱，同樣高福利的北歐各國緊緊跟隨時，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卻是另壹番態度，斯洛文尼亞等也緊緊跟隨。當然，德國和北歐諸國也沒有比它們支撐更久，同樣在難堪重負的情況下被迫實施了邊境管制。
但即使如此，許多人仍對“新歐洲”的強硬表示憂慮。他們認為，在加入歐盟時，對歐洲價值觀的認同是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被接納的重要條件，其中就包括開放市場、透明政府、媒體獨立、開放邊境、文化多元和保護少數民族以及不歧視外國人等。而他們在面對難民時的表現，多少說明這些價值觀尚未完全被這些國家所接受。
這個說法當然有壹定道理，在自由的歐洲世界，前東歐國家當然是後來者，需要時間去改變。但在難民問題上，新老歐洲的步調不壹或許並非這麼簡單，左右各國思路的也許並不僅僅是價值觀，還有現實問題。而當我對這些現實問題壹壹檢視時，又會詫異地發現：這些現實問題不僅僅是新歐洲的問題，也是老歐洲的問題，贰者的區別不在於誰有誰無，而在於誰先誰後。也就是說，在難民問題上，往往是新歐洲先感受到危機並采取措施，老歐洲先是批評新歐洲的做法，再後知後覺，走上相同的路。此中所暴露的問題，其根源也許在於歐盟自身。
先說說地理問題。德國和北歐各國是難民潮的“終極目標”。匈牙利作為前往奧地利乃至德國的重要通道之壹，受沖擊最大，也最先啟動邊境管制。但要留意壹個前提因素：盡管匈牙利僅僅是個中轉站，但匈牙利政府擔心壹旦德國、奧地利等國啟動邊境管制，大量難民將滯留匈牙利。事實也的確如此，難民問題爆發不久，德國和奧地利就暫時恢復與匈牙利的邊界管制。所以，匈牙利的邊境管制並不是壹味拒絕難民，而是未雨綢繆，甚至可以說是預料到了德國等國家未來注定難堪重負，所以提前准備，以免難民進不了德國和奧地利，卻大量滯留在自己這裡。
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國的情況類似，它們都可算作難民潮湧入的第壹線，同樣擔心德國等國家壹旦無法接納更多難民，將導致難民大量滯留本國。
與其批評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的強硬，不如檢討為何德國和北歐諸國在開閘後又築起籬笆，這是不是暴露了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的缺乏協作？是不是說明了歐盟沒有正確預估形勢，更沒有做好准備，無法形成對難民從接納、甄別到認可等各個環節上的有序控制？
再說經濟問題。東歐劇變後，前東歐各國發展不壹。與“老歐洲”距離最近，在體制上也最為開放的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發展最好，以人均GDP計算，都已早早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則明顯滯後。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始終極具抗爭意識的波羅的海叁國發展又相對較好，被前蘇聯體制羈絆較深的白俄羅斯等則發展緩慢。
這種情況與地理位置有關，但跟體制關系更大。它印證了壹個道理：前東歐國家的轉軌，誰擁抱歐洲壹體化更為徹底，誰的發展就更順利，誰無法割斷與前蘇聯體制的聯系，發展就不順暢。
但即使“新歐洲”奮起直追，發展極快，它們與老歐洲的經濟仍有壹定差距，即使已經邁入發達國家的維榭格拉德集團肆國也是如此，尤其是比較對象是高福利的德國和北歐諸國時。對難民問題最為強硬的匈牙利，2008年時就受到經濟危機重創，當時財政吃緊，對難民安置問題自然心懷恐懼。
波蘭算是壹個反例，它看似不起眼，但被壹些經濟學家譽為“25年來世界唯壹真正經濟奇跡”，已是歐盟第六大經濟體，地位相當重要。如果說波蘭作為壹個反例尚不夠充分，那麼老歐洲的英國當時也拒絕加入難民配額系統，並在不久後舉行脫歐全民公投，則側面說明了經濟問題也許並非唯壹問題。
英國和波蘭其實有些相似，當時兩國內都有較強烈的聲音認為歐盟部分規定限制了本國主權，贰者均未加入歐元區，而是繼續使用英鎊和茲羅提，贰者近年的經濟局勢都強於大多數歐盟國家。在英國的“脫歐派”看來，申根區人員自由流動以及松懈的邊境管控對英國安全是壹種威脅，開放邊界正在將歐洲公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比利時恐襲事件加劇了這壹認識。
更大的反例是德國自己。2015年9月16日，時任柏林副市長柴亞曾表示：“對於德國這個有能力舉辦世界杯、奧運會的國家，解決難民問題根本不存在什麼經濟上的困難。”但事實很快就告訴了他，難民問題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同文化、宗教碰撞產生的社會隱患才是真正壓力所在。
宗教原因確實值得壹提。作為曾經的世界中心，歐洲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創，從原先的優越感爆棚滑向了另壹個刻意強調“政治正確”的極端。這種“政治正確”的集中呈現便是“文化相對論”，當年的“歐洲文化最先進”變成了“文化無優劣之別”。也正因此，多元文化政策在西歐地區成為共識。多元文化在民族政策上的體現，便是不要求移民改變自身文化特色。
“新歐洲”明顯不壹樣，它們的文化相對更為單壹。波蘭就是典型例子，90%的人信奉天主教。按2015年數據，維謝格拉德集團肆國的穆斯林人口均占本國人口的不足1%，而法國和德國的穆斯林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分別為7.5%和5.8%。當時波蘭、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均由右翼政黨執政，均反對任何削弱“歐洲基督教文化”的舉動。斯洛伐克政府就曾表示“我們只接受敘利亞難民中的基督教信徒，不接受穆斯林”，他們也不認為此舉有涉歧視，而是保護，因為“斯洛伐克境內沒有清真寺，就算收留穆斯林難民，他們要如何融入社會？”歐爾班當時也曾表示，大規模湧入的穆斯林移民恐威脅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和價值。
但這種擔憂不是“新歐洲”獨有，老歐洲也在難民潮和恐襲後出現了這樣的情緒。如比利時恐襲後，希臘民間就產生了對官方接納難民的抵觸情緒，認為難民的風俗和宗教和當地居民“不兼容”。德國科隆的大規模性侵案後，美國《時代》周刊當時也認為，這會使得歐洲“嘴上不說、但心裡對移民抱有的各種恐懼公開化——包括對文化碰撞的恐懼、對暴徒人數多過警察的恐懼、對向那些憎惡女人的人寬容地打開大門的恐懼。”
再以德國為例，當時德國已擁有1600萬移民，接近總人口20%，其中穆斯林達400萬。後者的文化封閉性同樣被德國政府容納，但部分穆斯林習俗確實存在與現代文明不符的壹面（如目前德國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達35%），成為了對歐洲民主憲政及基督教文化價值的重大挑戰。當時擔任德國巴伐利亞州財政部長的馬庫斯·索爾德就曾說過：“即使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善意，我們也無法融合那麼多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在我看來，老歐洲未必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新歐洲，因為從公元10世紀以來，匈牙利就被稱為歐洲的“基督教之盾”，無論是13世紀的蒙古人，還是17世紀的奧斯曼人，都在這面盾牌前停下擴張步伐。甚至可以說，沒有這面盾牌，就沒有如今的歐洲價值。正因為這樣，“新歐洲”在宗教問題上的憂慮或許並非完全不合理，畢竟，因為歷史原因，它們對某些外來宗教有著巨大的恐懼。歐爾班當時所做的，更多屬於匈牙利人的基因慣性。
歐洲有著悠久的接納難民的傳統，而且近百年來，其內部人口遷移常常是由東向西。如拾月革命後大批俄國人湧入西歐，到了冷戰期間，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八拾年代的波蘭危機，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流亡西歐。東歐劇變後，也有大量人口流向西歐。
難民危機時接納難民的急先鋒德國，更是有著豐富的接納難民經驗。贰戰後，西德主張自由開放，1949年將難民庇護條款第壹次列入憲法，規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個人受到政治庇護”，從此接納了許多來自蘇聯、東歐和東南歐的難民，東德人更不必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避難者開始進入德國，其中多數來自伊朗和黎巴嫩。到了90年代，統壹後的德國壹方面要接收流落海外的德國人回歸，另壹方面也接納了大批前東歐國家的民眾，以及在中東和前南地區戰亂中流亡的難民。
但這次難民危機與此前完全不同。它不是歐洲內部的人口遷移，目的也不像冷戰時期尋求政治避難那般單壹。冷戰時期，無論是匈牙利、捷克、波蘭還是翻越柏林牆的東德人，高素質群體的比例都相當高。即使是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也因為語言和習俗的相近，得以較快融入社會，能夠參與到社會建設中，成為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復蘇，成就“黃金叁拾年”的重要砝碼。但即使是德國這樣的受益者，當初面對難民時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德國政府被迫於1993年大幅減少難民權利，並最終通過了新的難民審核程序法。
相比之下，拾年前的那些難民，融入社會的難度大得多。以難民充實勞動力的想法，在難民危機初期就被許多人質疑。還是以德國為例，德國經濟以機械制造、汽車制造和電子工業等為核心，這些在中東難民的祖國均非傳統行業，因此難民多半不具備相關工作的知識和能力。即使是其他行業的普通工作，難民也未必能夠勝任，有數據顯示，70%以上的難民沒有受過正規職業培訓，就業前景並不樂觀，後來的事實也印證了這壹點。
難民的性別比例問題也是壹大隱憂。據瑞典的統計數據，2015年向該國提交庇護申請的難民中，有71%是男性。也有統計顯示，難民性別比例差異極大，其中男孩數量是女孩數量的11.3倍。性別失衡往往會造成社會不穩定，而且因為文化背景，難民對待女性的態度與歐洲價值觀相悖。挪威在歸化移民時，培訓課程中就專門有“不允許強迫他人發生性關系”這壹項，對浸淫於現代文明的人來說，這個課題簡直是搞笑，但對於某些人來說卻是必要。
當時德國“敞開懷抱”接納難民，國內知識圈也產生了爭論。壹方擔心歐洲“綠化”，認為歐洲應該封閉，另壹方則認為歐洲人自己都選擇了接納而非歧視，我們有何資格歧視其他種族。我則認為，兩種思路都有狹隘壹面，前者漠視價值觀，後者同樣沒有價值底線。
歐盟的制度設計早有缺陷，在其壹體化制度設計裡，貫徹了共同邊界與人員自由流動，卻沒有統壹的難民和移民政策，以至於面對難民時各自為政，甚至互相推諉。自由開放的歐洲價值觀當然沒有錯，但當時歐洲僅僅擁有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豐沛的人道主義，但卻不具有與之匹配的機制和能力。
相比之下，歐盟采取“掏錢買平安”的手段，將土耳其作為安置難民的收容站，雖然看起來“市儈”，卻不失為壹個辦法。更有意思的是，將土耳其作為收容站，與當年東歐地區成為“基督教之盾”的本質並無不同，從這壹點來看，“老歐洲”與“新歐洲”在難民問題上確實只有先後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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