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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後美國的"新世界秩序"將更加危險
彭博:後美國的"新世界秩序"將更加危險彭博:後美國的"新世界秩序"將更加危險
海明威關於破產的描述，同樣可以用來形容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終結。
這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先是逐漸發生，然後突然爆發。逐漸地，在贰拾多年的虛偽與失敗中，例如入侵伊拉克、金融危機、疫情，這個體系的無效與不公逐漸顯現。
隨後突然之間，美國總統川普威脅盟友、退出國際協議、對從加拿大鋼鐵到韓國汽車的壹切商品加征關稅，並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發動無端軍事行動，使這壹秩序迅速崩塌。
川普實際上否定了領土完整、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和人權，這些是美國過去80年來所倡導的基石原則。這些原則壹直是“令人愉快的虛構”，在不符合國家利益時常被忽視。
然而，壹個以美國安全、金融架構和問題解決機構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比幾乎所有歷史上的替代方案都更加可預測、更加穩定。
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許多人認為會更糟：“大解體”、“新的世界失序”，或者幹脆是無政府狀態與貪婪橫行。引用修昔底德或提及19世紀初列強瓜分世界、如同玩“風險游戲”的時代，已經成為壹種時髦說法。國際關系似乎正在退回到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孤立、競爭、粗暴。
政治學家伊恩·布雷默認為，川普的做法並非基於宏大戰略，而只是遵循叢林法則。針對伊朗的戰爭倉促發動，並對地區穩定和全球能源價格產生連鎖影響，似乎印證了這壹觀點。
現實情況更為復雜。
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在2000年曾打趣說，這將是壹個復雜性的世紀。他當時指的是科學探索復雜適應系統隱藏規律的努力，但這壹點同樣適用於地緣政治。就像叢林吞沒單壹種植園壹樣，壹個野性、去中心化的生態系統，正在取代以美國權力和機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新的參與者和關系類型正在出現。正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婭·卡拉斯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指出的那樣，叢林中同樣充滿合作行為。多樣的生命體通過互利關系實現生長與繁榮，克服障礙並降低風險。
新的世界秩序將以“無霸權的互聯性”為特征。大量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將圍繞具體問題和需求更加靈活地聚合，形成交織的網絡，既補充又取代大型國際機構。
對於那些適合分布式行動的問題，例如貿易、公共衛生和氣候變化，這種模式甚至可能更優。
但並非所有問題都適用於這種更混亂的新模式，尤其是安全問題。因此，對叢林法則的傳統理解仍然成立：叢林陰暗而充滿危險。
後美國世界秩序
理解這壹新秩序，需要把握叁個潛在趨勢。
第壹是全球權力在國家之間持續重新分配。在過去伍個世紀中集中於西方和北方的權力，正在向東方和南方分散。從1990年到2025年，柒國集團（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英國和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壹半下降到肆分之壹；而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的占比，則從15%上升到55%。
盡管美國軍力仍無可匹敵，但中國正在追趕。在壹個實力不再主要取決於領土規模，而更多取決於技術掌控的世界中，中國在許多關鍵技術領域，從高超音速導彈到生物技術再到人工智能，開始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實現超越。
這種權力轉移，遠不止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大量中等強國的信心和影響力也在增強。壹個典型例子是，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印度、巴西、南非以及其他壹些國家頂住美國的巨大壓力，沒有孤立莫斯科。試圖迫使它們讓步的努力要麼失敗，要麼適得其反。
當川普政府因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而宣布對其加征關稅時，新德裡表達強烈不滿，轉而拉近與北京的關系，並等待美國讓步，最終美國確實讓步。
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正在行使區域乃至全球領導力。壹個顯著信號是，波蘭很快將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隊。土耳其擁有全球第叁大的外交網絡。卡塔爾已成為重要的沖突調解者。
正如《外交政策》主編拉維·阿格拉瓦爾在2023年所寫，“全球南方正在變得更加可見——並且在各個領域都更具影響力”，無論是在商業、體育還是外交領域。
第贰個趨勢，是權力正在從國家轉向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所謂的非國家行為體，它們的財富、影響范圍和能力往往超過許多國家。
沃爾瑪的收入超過瑞典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天有超過35億人在 Meta 的應用上進行社交、獲取新聞或開展商業活動。活躍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數量自1955年以來大幅增加，從約1000個增長到超過45000個。
像生成式人工智能、半導體和航天器這樣的地緣戰略技術，主要由私營部門開發，政府參與有限。
在強人政治盛行、國家打壓公民社會的時代，認為這些行為體的權力相對政府正在上升，這壹說法似乎有違直覺。
川普以及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歐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等領導人，都傾向於將企業視為國家的延伸，並試圖迫使大學、媒體、律師事務所、博物館等獨立機構服從他們的意願。
然而，政府並不總能成功實現這些目標，而且在實現國家安全、經濟和外交政策目標時，仍然依賴非國家機構。在教育到安全等領域不斷私有化、國家財政壓力加大，以及技術和金融復雜性不斷上升的背景下，這種情況愈發明顯。
這些行為體對全球事務的影響顯而易見。
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勳，說服了川普政府允許向中國出口其公司強大的 H200 芯片，從而打破了持續柒年的兩黨政策共識。中國共產黨放松了對本國科技公司的管控，以在人工智能競爭中追趕。債券市場迫使川普在“解放日”關稅問題上作出緩和，早於最高法院的否決。
或許沒有哪個例子比“星鏈”更能體現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如果壹個中小規模軍隊希望獲得可靠的戰場通信，就必須與馬斯克打交道。
塑造世界的第叁個基礎趨勢，是不斷增強的全球互聯性。
這同樣與當下氛圍相反。盡管人們頻頻宣稱全球化已經終結，但似乎經受住了民粹主義和疫情的沖擊。即使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從2.2%上升到約10%，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預計仍將與過去拾年相當。2025年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14%。
政客們高呼國家自給自足、供應鏈回流和振興本土產業，但數據顯示，從國際活動向國內活動的轉變並不明顯。各國政府不僅沒有走向孤立和收縮，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頻繁地相互互動。從整體來看，外交關系正在擴展並加深。盡管基於條約的正式國際組織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末達到頂峰，但非正式俱樂部、專題會議以及規模較小的議題型峰會卻大量湧現。
這種增強的聯系帶來了諸多好處，但也是許多全球問題的根源。國家將相互依賴“武器化”，利用金融體系、貿易和數字網絡作為施壓和攻擊的工具。
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威脅依然存在，但國家安全如今還包括應對互聯帶來的負面影響：氣候變化、傳染病、網絡攻擊、恐怖主義。
自2020年以來，對美國人造成最大直接傷害的因素，幾乎都源於全球互聯，更像是社會之間的聯系，而非國家之間的關系。例如新冠疫情（導致120萬人死亡）、芬太尼危機（約35萬人死亡）以及網絡詐騙（去年損失高達1190億美元）。
“多重關系”的地緣政治
在過去近100年中，各國通常基於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文化形成相對穩定的陣營，例如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西方對其他世界、“文明沖突”等。當然，這些標簽之下存在諸多矛盾，但總體而言，這種宏大的對立結構塑造了大部分外交事務。
在高度互聯和權力分散的時代，這些劃分已經瓦解。各國如今擁有更多自主性和選擇，其對外關系變得更加靈活、機會導向且充滿矛盾。“多重關系”已成為地緣政治的新常態。
共產主義的越南正在加深與美國的安全關系。自豪的民主國家巴西在金磚國家中與俄羅斯和中國站在壹起。在戰爭爆發之前，沙特阿拉伯同時與以色列和伊朗關系趨近。
如今沒有任何安全聯盟顯得牢不可破。川普提出吞並格陵蘭的威脅動搖了北約的根基，也打破了美國壹定會履行第伍條集體防御承諾的最後希望。莫斯科—北京—平壤的合作，與其說是持久聯盟，不如說是權宜婚姻。
盡管評論者不斷宣稱新冷戰到來，但兩大強國之間的競爭拾分復雜：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則是美國第叁大外國債權人。
中等強國在這壹新格局中成為重要參與者，可以作為“搖擺國家”，影響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或采取加拿大總理卡尼所說的“可變幾何”策略——即基於共同價值和利益，在不同議題上形成不同聯盟。
盡管美國的退出對國際合作供給構成巨大沖擊，但跨國問題的增加意味著對共同解決問題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強烈，而中等強國具備挺身而出的能力。大國之間不斷增強的施壓，也促使這些國家加強合作，團結在壹起，以避免各自被擊破。
這意味著，在某些領域，新世界秩序可能比過去更加合作，也更加公平。
那些具有文化或意識形態象征意義的問題，如移民或人權，仍將難以解決。但在主要屬於技術性的問題上，更有可能取得進展。這些問題更適合在壹個去中心化、網絡化的全球體系中解決，而不是依賴單壹大國和機構構成的“宏大架構”。
以貿易為例。世界貿易組織那種僵化且普遍適用的規則，更偏向發達國家的目標，削弱了民主決策，並在社會內部引發強烈反彈。隨著世貿組織功能失效，由區域性、雙邊以及“小范圍多邊”貿易協議構成的“意大利面式”結構正在出現。
正如美國前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所寫，壹個更混亂但更靈活的體系——由重疊的成員關系、志同道合的聯盟以及“開放的多邊關系”構成，雖然在經濟效率上可能較低，但在政治上更具持久性，也更加公平。
同樣，各國正在通過區域和雙邊協議構建新的網絡，以應對金融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是最大緊急金融援助來源，但這些新安排為安全網提供補充，保護單個國家並降低系統性傳染風險。重要的是，區域和雙邊安排在條件上更加靈活。
許多人認為，由於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大出資方和股東，其貸款條件偏重短期償還，犧牲長期增長，往往迫使受援國削減醫療、教育等領域支出，使其陷入貧困循環。
在公共衛生領域，壹個更分散的疫情監測和疫苗開發網絡正在形成。世界衛生組織的193個成員國，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通過了全球首個疫情條約。
在富裕國家囤積新冠疫苗之後，由南非牽頭的壹組中等強國聯合眾多私營伙伴，建立了信使核糖核酸技術轉移項目，以開發疫苗並應對新出現的疾病威脅。
跨國犯罪、人工智能標准以及太空問題（包括軌道碎片管理）等，都是技術性議題，在這種“多重關系”的世界中更有可能實現合作。越來越多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對解決這些問題有共同利益，進展不再依賴單壹大國或機構。
即便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盡管川普政府持反對態度，行動仍將繼續推進。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通過單壹協議來規范各國減排，本就不適合這個分散的問題結構。
在市場激勵、戰略利益和價值觀推動下，從中國這樣的主要排放國，到城市、慈善機構、碳市場參與者以及私人投資者，各類行為體都在推動全球能源轉型。企業也從“漂綠”轉向“低調環保”。
因此，仍有理由保持希望。但壹個重大問題籠罩著這個新世界：誰來保障安全？
安全是少數從集中權威中受益的問題之壹。盡管存在缺陷且具有選擇性，美國的霸權確實對領土侵略形成了壹定約束。如今就像沒有校長的學校，霸凌者更加大膽，沖突更容易發生。
目前發生沖突的國家數量已達到贰戰以來最高水平。未來可能更加嚴峻。俄羅斯正在試探北約的決心。北京決心將台灣納入直接控制。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具有攻擊性且難以預測。全球范圍內正出現大規模軍事擴張。
數拾年來首次，核擴散問題再次浮現。不僅是伊朗這樣的“問題國家”，連韓國、波蘭和日本這樣的民主國家，也在考慮發展核武器，因為美國的核保護傘正在削弱。
再次爆發世界大戰的風險正在上升。然而，這壹新秩序更令人擔憂的特征，是不確定性的上升。與可以定價的風險不同，不確定性是無法計算的，隨著體系變得更加復雜，那些“未知的未知”開始進入可能性范圍。
超級智能人工智能可能加速科技進步，也可能失控。恐怖組織可能制造出既像埃博拉壹樣致命、又像麻疹壹樣易傳播的病原體。氣候變化可能引發極端災難性天氣。
類似的科幻式威脅清單之長，令人不安。
更多可能，也更多危險。這正是新世界秩序的悖論。國家與意識形態不斷興衰，但世界從未達到如此高度的互聯與復雜。歷史無法預言，未來究竟是合作還是混亂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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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這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先是逐漸發生，然後突然爆發。逐漸地，在贰拾多年的虛偽與失敗中，例如入侵伊拉克、金融危機、疫情，這個體系的無效與不公逐漸顯現。
隨後突然之間，美國總統川普威脅盟友、退出國際協議、對從加拿大鋼鐵到韓國汽車的壹切商品加征關稅，並對委內瑞拉和伊朗發動無端軍事行動，使這壹秩序迅速崩塌。
川普實際上否定了領土完整、民族自決、自由貿易和人權，這些是美國過去80年來所倡導的基石原則。這些原則壹直是“令人愉快的虛構”，在不符合國家利益時常被忽視。
然而，壹個以美國安全、金融架構和問題解決機構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比幾乎所有歷史上的替代方案都更加可預測、更加穩定。
那麼接下來會發生什麼？許多人認為會更糟：“大解體”、“新的世界失序”，或者幹脆是無政府狀態與貪婪橫行。引用修昔底德或提及19世紀初列強瓜分世界、如同玩“風險游戲”的時代，已經成為壹種時髦說法。國際關系似乎正在退回到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孤立、競爭、粗暴。
政治學家伊恩·布雷默認為，川普的做法並非基於宏大戰略，而只是遵循叢林法則。針對伊朗的戰爭倉促發動，並對地區穩定和全球能源價格產生連鎖影響，似乎印證了這壹觀點。
現實情況更為復雜。
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在2000年曾打趣說，這將是壹個復雜性的世紀。他當時指的是科學探索復雜適應系統隱藏規律的努力，但這壹點同樣適用於地緣政治。就像叢林吞沒單壹種植園壹樣，壹個野性、去中心化的生態系統，正在取代以美國權力和機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新的參與者和關系類型正在出現。正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婭·卡拉斯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指出的那樣，叢林中同樣充滿合作行為。多樣的生命體通過互利關系實現生長與繁榮，克服障礙並降低風險。
新的世界秩序將以“無霸權的互聯性”為特征。大量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將圍繞具體問題和需求更加靈活地聚合，形成交織的網絡，既補充又取代大型國際機構。
對於那些適合分布式行動的問題，例如貿易、公共衛生和氣候變化，這種模式甚至可能更優。
但並非所有問題都適用於這種更混亂的新模式，尤其是安全問題。因此，對叢林法則的傳統理解仍然成立：叢林陰暗而充滿危險。
後美國世界秩序
理解這壹新秩序，需要把握叁個潛在趨勢。
第壹是全球權力在國家之間持續重新分配。在過去伍個世紀中集中於西方和北方的權力，正在向東方和南方分散。從1990年到2025年，柒國集團（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英國和美國）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壹半下降到肆分之壹；而中國、印度和東南亞的占比，則從15%上升到55%。
盡管美國軍力仍無可匹敵，但中國正在追趕。在壹個實力不再主要取決於領土規模，而更多取決於技術掌控的世界中，中國在許多關鍵技術領域，從高超音速導彈到生物技術再到人工智能，開始與美國並駕齊驅，甚至實現超越。
這種權力轉移，遠不止中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大量中等強國的信心和影響力也在增強。壹個典型例子是，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印度、巴西、南非以及其他壹些國家頂住美國的巨大壓力，沒有孤立莫斯科。試圖迫使它們讓步的努力要麼失敗，要麼適得其反。
當川普政府因印度購買俄羅斯石油而宣布對其加征關稅時，新德裡表達強烈不滿，轉而拉近與北京的關系，並等待美國讓步，最終美國確實讓步。
越來越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正在行使區域乃至全球領導力。壹個顯著信號是，波蘭很快將擁有歐洲最強大的軍隊。土耳其擁有全球第叁大的外交網絡。卡塔爾已成為重要的沖突調解者。
正如《外交政策》主編拉維·阿格拉瓦爾在2023年所寫，“全球南方正在變得更加可見——並且在各個領域都更具影響力”，無論是在商業、體育還是外交領域。
第贰個趨勢，是權力正在從國家轉向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其他所謂的非國家行為體，它們的財富、影響范圍和能力往往超過許多國家。
沃爾瑪的收入超過瑞典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天有超過35億人在 Meta 的應用上進行社交、獲取新聞或開展商業活動。活躍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數量自1955年以來大幅增加，從約1000個增長到超過45000個。
像生成式人工智能、半導體和航天器這樣的地緣戰略技術，主要由私營部門開發，政府參與有限。
在強人政治盛行、國家打壓公民社會的時代，認為這些行為體的權力相對政府正在上升，這壹說法似乎有違直覺。
川普以及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歐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等領導人，都傾向於將企業視為國家的延伸，並試圖迫使大學、媒體、律師事務所、博物館等獨立機構服從他們的意願。
然而，政府並不總能成功實現這些目標，而且在實現國家安全、經濟和外交政策目標時，仍然依賴非國家機構。在教育到安全等領域不斷私有化、國家財政壓力加大，以及技術和金融復雜性不斷上升的背景下，這種情況愈發明顯。
這些行為體對全球事務的影響顯而易見。
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勳，說服了川普政府允許向中國出口其公司強大的 H200 芯片，從而打破了持續柒年的兩黨政策共識。中國共產黨放松了對本國科技公司的管控，以在人工智能競爭中追趕。債券市場迫使川普在“解放日”關稅問題上作出緩和，早於最高法院的否決。
或許沒有哪個例子比“星鏈”更能體現非國家行為體的力量：如果壹個中小規模軍隊希望獲得可靠的戰場通信，就必須與馬斯克打交道。
塑造世界的第叁個基礎趨勢，是不斷增強的全球互聯性。
這同樣與當下氛圍相反。盡管人們頻頻宣稱全球化已經終結，但似乎經受住了民粹主義和疫情的沖擊。即使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從2.2%上升到約10%，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預計仍將與過去拾年相當。2025年外國直接投資增長了14%。
政客們高呼國家自給自足、供應鏈回流和振興本土產業，但數據顯示，從國際活動向國內活動的轉變並不明顯。各國政府不僅沒有走向孤立和收縮，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頻繁地相互互動。從整體來看，外交關系正在擴展並加深。盡管基於條約的正式國際組織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末達到頂峰，但非正式俱樂部、專題會議以及規模較小的議題型峰會卻大量湧現。
這種增強的聯系帶來了諸多好處，但也是許多全球問題的根源。國家將相互依賴“武器化”，利用金融體系、貿易和數字網絡作為施壓和攻擊的工具。
傳統的國家間戰爭威脅依然存在，但國家安全如今還包括應對互聯帶來的負面影響：氣候變化、傳染病、網絡攻擊、恐怖主義。
自2020年以來，對美國人造成最大直接傷害的因素，幾乎都源於全球互聯，更像是社會之間的聯系，而非國家之間的關系。例如新冠疫情（導致120萬人死亡）、芬太尼危機（約35萬人死亡）以及網絡詐騙（去年損失高達1190億美元）。
“多重關系”的地緣政治
在過去近100年中，各國通常基於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或文化形成相對穩定的陣營，例如共產主義對資本主義、西方對其他世界、“文明沖突”等。當然，這些標簽之下存在諸多矛盾，但總體而言，這種宏大的對立結構塑造了大部分外交事務。
在高度互聯和權力分散的時代，這些劃分已經瓦解。各國如今擁有更多自主性和選擇，其對外關系變得更加靈活、機會導向且充滿矛盾。“多重關系”已成為地緣政治的新常態。
共產主義的越南正在加深與美國的安全關系。自豪的民主國家巴西在金磚國家中與俄羅斯和中國站在壹起。在戰爭爆發之前，沙特阿拉伯同時與以色列和伊朗關系趨近。
如今沒有任何安全聯盟顯得牢不可破。川普提出吞並格陵蘭的威脅動搖了北約的根基，也打破了美國壹定會履行第伍條集體防御承諾的最後希望。莫斯科—北京—平壤的合作，與其說是持久聯盟，不如說是權宜婚姻。
盡管評論者不斷宣稱新冷戰到來，但兩大強國之間的競爭拾分復雜：美國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則是美國第叁大外國債權人。
中等強國在這壹新格局中成為重要參與者，可以作為“搖擺國家”，影響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或采取加拿大總理卡尼所說的“可變幾何”策略——即基於共同價值和利益，在不同議題上形成不同聯盟。
盡管美國的退出對國際合作供給構成巨大沖擊，但跨國問題的增加意味著對共同解決問題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強烈，而中等強國具備挺身而出的能力。大國之間不斷增強的施壓，也促使這些國家加強合作，團結在壹起，以避免各自被擊破。
這意味著，在某些領域，新世界秩序可能比過去更加合作，也更加公平。
那些具有文化或意識形態象征意義的問題，如移民或人權，仍將難以解決。但在主要屬於技術性的問題上，更有可能取得進展。這些問題更適合在壹個去中心化、網絡化的全球體系中解決，而不是依賴單壹大國和機構構成的“宏大架構”。
以貿易為例。世界貿易組織那種僵化且普遍適用的規則，更偏向發達國家的目標，削弱了民主決策，並在社會內部引發強烈反彈。隨著世貿組織功能失效，由區域性、雙邊以及“小范圍多邊”貿易協議構成的“意大利面式”結構正在出現。
正如美國前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所寫，壹個更混亂但更靈活的體系——由重疊的成員關系、志同道合的聯盟以及“開放的多邊關系”構成，雖然在經濟效率上可能較低，但在政治上更具持久性，也更加公平。
同樣，各國正在通過區域和雙邊協議構建新的網絡，以應對金融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是最大緊急金融援助來源，但這些新安排為安全網提供補充，保護單個國家並降低系統性傳染風險。重要的是，區域和雙邊安排在條件上更加靈活。
許多人認為，由於美國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大出資方和股東，其貸款條件偏重短期償還，犧牲長期增長，往往迫使受援國削減醫療、教育等領域支出，使其陷入貧困循環。
在公共衛生領域，壹個更分散的疫情監測和疫苗開發網絡正在形成。世界衛生組織的193個成員國，在沒有美國參與的情況下通過了全球首個疫情條約。
在富裕國家囤積新冠疫苗之後，由南非牽頭的壹組中等強國聯合眾多私營伙伴，建立了信使核糖核酸技術轉移項目，以開發疫苗並應對新出現的疾病威脅。
跨國犯罪、人工智能標准以及太空問題（包括軌道碎片管理）等，都是技術性議題，在這種“多重關系”的世界中更有可能實現合作。越來越多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對解決這些問題有共同利益，進展不再依賴單壹大國或機構。
即便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盡管川普政府持反對態度，行動仍將繼續推進。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通過單壹協議來規范各國減排，本就不適合這個分散的問題結構。
在市場激勵、戰略利益和價值觀推動下，從中國這樣的主要排放國，到城市、慈善機構、碳市場參與者以及私人投資者，各類行為體都在推動全球能源轉型。企業也從“漂綠”轉向“低調環保”。
因此，仍有理由保持希望。但壹個重大問題籠罩著這個新世界：誰來保障安全？
安全是少數從集中權威中受益的問題之壹。盡管存在缺陷且具有選擇性，美國的霸權確實對領土侵略形成了壹定約束。如今就像沒有校長的學校，霸凌者更加大膽，沖突更容易發生。
目前發生沖突的國家數量已達到贰戰以來最高水平。未來可能更加嚴峻。俄羅斯正在試探北約的決心。北京決心將台灣納入直接控制。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具有攻擊性且難以預測。全球范圍內正出現大規模軍事擴張。
數拾年來首次，核擴散問題再次浮現。不僅是伊朗這樣的“問題國家”，連韓國、波蘭和日本這樣的民主國家，也在考慮發展核武器，因為美國的核保護傘正在削弱。
再次爆發世界大戰的風險正在上升。然而，這壹新秩序更令人擔憂的特征，是不確定性的上升。與可以定價的風險不同，不確定性是無法計算的，隨著體系變得更加復雜，那些“未知的未知”開始進入可能性范圍。
超級智能人工智能可能加速科技進步，也可能失控。恐怖組織可能制造出既像埃博拉壹樣致命、又像麻疹壹樣易傳播的病原體。氣候變化可能引發極端災難性天氣。
類似的科幻式威脅清單之長，令人不安。
更多可能，也更多危險。這正是新世界秩序的悖論。國家與意識形態不斷興衰，但世界從未達到如此高度的互聯與復雜。歷史無法預言，未來究竟是合作還是混亂占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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