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家庭故事:我是听障者,也是女同性恋




甘草在旅游途中所摄

01 妈妈嗓子哑了,我的嗓子打开了

人们都说要把精力放在主要矛盾上。我们一家人的精力就放在了我的听力障碍上。

出生没多久,妈妈爸爸就发现我对声音没有反应,妈妈的直觉很敏锐,迅速吩咐爸爸一起带着我去医院检查。

检测报告很快就出来了,医生宣判:这就是耳聋,而且是双侧极重度耳聋。

在90年代,这意味着,残疾证里会写上最严重的“一级残疾”,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讲话。

妈妈爸爸不死心,带我去其他医院检查,在奔波中,他们艰辛地得到了一线生机:孩子尚有希望,可以佩戴助听器。

为了跟宝贵的语言习得期争分夺秒,妈妈决定,让我尽早、尽快戴上助听器,即便这对小耳朵还没完全发育好,庞大、笨重的耳背式机器,也足以把耳背皮肤压得发红。

我的耳朵成了一个整天扛着重物的工人,完全闷在沉沉的水泥袋里,直不起腰来。

佩戴助听器后,主要矛盾还是没有消失。对于听障人士来说,学说话哪有那么简单?

我戴着助听器上了幼儿园,就像堂吉诃德拿着长枪去挑战世界,一再碰壁。



对我来说,世界常常如同深山小院般寂静

我什么也听不清楚,老师在跟大家说什么?老师手指下的钢琴键又在说什么?小朋友们为什么不跟我玩?我站在陌生的幼儿园里,一脸茫然,与世界脱节。

妈妈发现后,果断让我从幼儿园退学,她知道,把我丢在那里,纯属浪费时间。


她辞去工作,开始亲自教我说话。

在妈妈的努力下,我成功地发出了声音,喊妈妈、喊爸爸。妈妈嗓子哑了,我的嗓子打开了。

尽管比同龄人开口晚得多,幸运的是,我可以带着含糊不清的口音就读普通小学。

独自生活在健听人的世界里,我无时无刻都要跟听力障碍作斗争,在别人看不见的战场里竭尽全力。

这份最核心的矛盾,始终如影随形。在它的笼罩之下,其他所有矛盾都被悄悄遮蔽,难以被看见——譬如,我的性取向。

02 不安中的免死金牌

我的性取向跟我的听力障碍一样,都显露得很早。

小学六年级时,我在方格本上写满了班长的名字,每个笔画都写得方方正正,顶满了格子,有人问我,我就美名其曰这是在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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