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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中學女兒揪出"造黃謠者":壹位母親的回擊
幫中學女兒揪出"造黃謠者":壹位母親的回擊幫中學女兒揪出"造黃謠者":壹位母親的回擊
即使受害者足夠勇敢，願意說出自己的遭遇，描述的過程對她們來說也很痛苦。2023年，呂行菲辦理過壹個未成年人黃謠案，那也是她職業生涯裡辦理的第壹個未成年人黃謠案。原告名叫丁薇，正在上初中。翻看卷宗時，呂行菲看到女孩提交的訴狀非常簡單，上面寫：2023年4月，丁薇的小學同學陳陽開始傳播丁薇的黃謠，謠言擴散，丁薇出現自傷行為，並實施過壹次自殺。呂行菲擔心丁薇的精神狀態，“如果讓她直接上法庭和被告當面對質，我怕她受不了”，於是她安排了壹次庭前談話。
呂行菲對那次談話記憶深刻。那是2023年的冬天，丁薇和媽媽在放學後到達法院，天已經黑了。丁薇幾乎縮在寬大的厚羽絨服裡，低著頭，頭發遮住了大半張臉，讓人看不清她長什麼樣。呂行菲還注意到，丁薇的手腕有幾道傷痕。呂行菲和丁薇的交流很吃力，她只回答是或不是，大部分時間都是丁薇的媽媽在幫她陳述事件的經過。丁薇沒辦法把謠言的內容說出口，甚至聽到她媽媽說謠言的內容，情緒就特別激動。
呂行菲後來了解到，起訴是丁薇的決定。有次丁薇跟閨蜜聊自己的痛苦，讓閨蜜問問她做律師的媽媽，自己的情況是不是可以起訴。閨蜜後來告訴她，她可以通過法律來為自己維權。所以開庭時，丁薇家請的律師是她閨蜜的媽媽。丁薇的媽媽也堅定地給予了支持，她對呂行菲說，“我覺得孩子之間發生矛盾是難免的，哪怕是打她、罵她，我都能接受，但是對壹個女孩造黃謠，實在太殘忍了。我壹定要給孩子壹個清白。”
“這個案子能走到法庭，有多重因素的影響。家長表達了強有力的支持，學校的老師也告訴她是對的，閨蜜的律師媽媽給了她法律上的幫助。”呂行菲告訴本刊。
法庭上，陳陽的媽媽表現得很平靜，全程表情沒有任何波瀾。她完全否認了陳陽造謠的行為，說陳陽也是聽別人說的。當學校的證據在法庭上呈現時，她說，孩子們都還小，黃謠並不是什麼大事，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種態度呂行菲在其他的未成年人侵權案裡也見到過。她曾經辦理過壹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壹名未成年人無證駕駛摩托車撞倒壹名成年女性，原告在家人的攙扶下壹瘸壹拐地走上法庭，被告的家長卻說，“賠錢不就完了，你就是想訛錢。”“未成年人表現出來的不良行為，大部分和家庭有很大的關系。”她在辦案的過程中，從家長口中時常聽到的壹句話就是“我管不了了”。
黃謠案件在公安系統立案也並不容易。宋琳告訴本刊，最初她把聊天截圖發給民警時，民警回復她，對方只是壹對壹的詆毀，沒有在群裡或者超過兩個人的范圍內擴散，不能算語言上的誹謗和侮辱。宋琳對民警說，事情剛發生，還沒有調查，不能確定有沒有經過多人傳播，民警聽後就立了案。
有受訪者因為孩子被造黃謠去尋求立案，民警卻勸對方“別鬧了，事情鬧越大，越抹越黑，反而對孩子未來的生活影響不好。”這位受訪者說自己理解民警的說法——基層民警事物繁忙，還有許多詐騙、打架、盜竊等案件需要處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但她還是非常生氣，“我來報案和提交證據是正常履行自己的權利，客觀陳述事實，我的女兒也沒有做過那些事，怎麼就成了‘鬧’和‘越抹越黑’？”
呂行菲說，類似的擔憂在維權的不少環節都會出現。“大多數時候，黃謠根本無從證明、百口莫辯，不存在‘清者自清’，只會愈演愈烈，對被造謠者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和身心傷害。”然而即使孩子告訴了家長，家長也不知道孩子傷到什麼程度，如何取證。還有家長覺得如果事情不鬧大，慢慢就會過去，擔憂鬧大反而對孩子產生負面的影響。也是因此，她辦理的大多案件仍然是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糾紛，“心理上的問題不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往往難以被看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呂行菲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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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呂行菲對那次談話記憶深刻。那是2023年的冬天，丁薇和媽媽在放學後到達法院，天已經黑了。丁薇幾乎縮在寬大的厚羽絨服裡，低著頭，頭發遮住了大半張臉，讓人看不清她長什麼樣。呂行菲還注意到，丁薇的手腕有幾道傷痕。呂行菲和丁薇的交流很吃力，她只回答是或不是，大部分時間都是丁薇的媽媽在幫她陳述事件的經過。丁薇沒辦法把謠言的內容說出口，甚至聽到她媽媽說謠言的內容，情緒就特別激動。
呂行菲後來了解到，起訴是丁薇的決定。有次丁薇跟閨蜜聊自己的痛苦，讓閨蜜問問她做律師的媽媽，自己的情況是不是可以起訴。閨蜜後來告訴她，她可以通過法律來為自己維權。所以開庭時，丁薇家請的律師是她閨蜜的媽媽。丁薇的媽媽也堅定地給予了支持，她對呂行菲說，“我覺得孩子之間發生矛盾是難免的，哪怕是打她、罵她，我都能接受，但是對壹個女孩造黃謠，實在太殘忍了。我壹定要給孩子壹個清白。”
“這個案子能走到法庭，有多重因素的影響。家長表達了強有力的支持，學校的老師也告訴她是對的，閨蜜的律師媽媽給了她法律上的幫助。”呂行菲告訴本刊。
法庭上，陳陽的媽媽表現得很平靜，全程表情沒有任何波瀾。她完全否認了陳陽造謠的行為，說陳陽也是聽別人說的。當學校的證據在法庭上呈現時，她說，孩子們都還小，黃謠並不是什麼大事，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種態度呂行菲在其他的未成年人侵權案裡也見到過。她曾經辦理過壹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壹名未成年人無證駕駛摩托車撞倒壹名成年女性，原告在家人的攙扶下壹瘸壹拐地走上法庭，被告的家長卻說，“賠錢不就完了，你就是想訛錢。”“未成年人表現出來的不良行為，大部分和家庭有很大的關系。”她在辦案的過程中，從家長口中時常聽到的壹句話就是“我管不了了”。
黃謠案件在公安系統立案也並不容易。宋琳告訴本刊，最初她把聊天截圖發給民警時，民警回復她，對方只是壹對壹的詆毀，沒有在群裡或者超過兩個人的范圍內擴散，不能算語言上的誹謗和侮辱。宋琳對民警說，事情剛發生，還沒有調查，不能確定有沒有經過多人傳播，民警聽後就立了案。
有受訪者因為孩子被造黃謠去尋求立案，民警卻勸對方“別鬧了，事情鬧越大，越抹越黑，反而對孩子未來的生活影響不好。”這位受訪者說自己理解民警的說法——基層民警事物繁忙，還有許多詐騙、打架、盜竊等案件需要處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但她還是非常生氣，“我來報案和提交證據是正常履行自己的權利，客觀陳述事實，我的女兒也沒有做過那些事，怎麼就成了‘鬧’和‘越抹越黑’？”
呂行菲說，類似的擔憂在維權的不少環節都會出現。“大多數時候，黃謠根本無從證明、百口莫辯，不存在‘清者自清’，只會愈演愈烈，對被造謠者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和身心傷害。”然而即使孩子告訴了家長，家長也不知道孩子傷到什麼程度，如何取證。還有家長覺得如果事情不鬧大，慢慢就會過去，擔憂鬧大反而對孩子產生負面的影響。也是因此，她辦理的大多案件仍然是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糾紛，“心理上的問題不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往往難以被看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呂行菲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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