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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中學女兒揪出"造黃謠者":壹位母親的回擊
幫中學女兒揪出"造黃謠者":壹位母親的回擊幫中學女兒揪出"造黃謠者":壹位母親的回擊
找到造謠者
2025年端午假期的壹天凌晨，宋琳在睡夢中忽然聽到啜泣聲，醒來發現女兒站在床邊“默默地哭”。她問女兒發生了什麼事，女兒說，壹個男同學給她發信息，問她為什麼要和高年級的壹個男生開房，對方語氣篤定，夾雜著指責。
“我當時覺得頭發都要炸起來了。”宋琳覺得既憤怒，又驚愕，“沒有想到孩子之間會爆發這樣的惡意。”宋琳告訴本刊，女兒當時正上高壹，平時比較宅，假期基本上是跟初中兩個比較要好的女孩出去玩，或者和她壹起出去。她和女兒的關系就像朋友，女兒平時去哪裡、跟誰玩，都會告訴她，她相信女兒不會做那樣的事。
鎮定下來後，宋琳覺得必須找到造謠者，“這是壹件很嚴重的事情。對於女孩來說，這種詆毀百口莫辯，對方是用最小的投入帶來最大的傷害。”而且要快，“如果再糾結猶豫兩天，謠言散播范圍更廣，散布謠言者會有恃無恐，對孩子的傷害也會越來越大。”
宋琳認識給女兒發信息的男孩，他和女兒是高中同學，關系壹直不錯。宋琳有這個男孩的微信，她立刻給男孩打了電話，他沒有接。她又給男孩的媽媽打了電話，請她問出孩子是聽誰說的謠言，不然自己就會報警。
等待答復的時間裡，宋琳看到女兒情緒有點焦慮和低沉，不說話，壹直哭。宋琳問壹句，女兒才答壹句，表情很呆滯。她想到要帶女兒去醫院做心理鑒定。“壹方面是擔心女兒的精神遭受創傷，另壹方面是希望第壹時間鎖定證據，那樣才能保留追究對方責任的權利。”
半小時後，男孩的媽媽回復宋琳，男孩說是壹個陌生的微信號加了他，告訴他這件事，並且挑撥他和宋琳女兒的關系。宋琳隨後報了警，並把立案告知書發給了男孩媽媽。男孩這才說，自己其實認識所謂“陌生的微信號”，並說出了名字，是壹個女孩。他還說，另壹個男孩也跟他說過這件事。這個男孩也是宋琳女兒的初中同學。
宋琳找到了第贰位男孩的家長，同樣發去立案告知書，讓他說出是聽誰說的。男孩說出了同壹個女生的名字，並且告訴她，對方在食堂講述時，邊上還有另外兩個女生。宋琳又向這兩個女孩求證，她們也都證明是從那位女孩口中聽說。宋琳讓這幾個孩子都寫了壹份書面說明，寫明是從誰那裡聽說的謠言，並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時已經是早上六柒點，天亮了。
鎖定造謠的是那位女孩時，宋琳克制不住自己的震驚——對方是自己認識了贰拾年的朋友的女兒。宋琳的印象裡，兩個孩子關系也不錯，有壹次宋琳女兒生日，對方還送了壹個和女兒小名對應的玩偶。她給朋友打了電話，朋友女兒辯解說，自己也是聽別人說，宋琳問是聽誰說的，她說不出來。宋琳告訴她們自己掌握的書面證據，女孩就不再說話，只是哭。
朋友後來向她檢討，可能是她和丈夫經常在女兒面前誇宋琳的女兒學習好，性格大大方方，多才多藝，還長得漂亮，無形之中讓女兒產生了嫉恨。
之後，宋琳把手上的證據交給警方，感到筋疲力盡，壹個人在車上大哭了壹場。她的朋友和男孩的媽媽都聯系她，希望上門看望孩子，或者賠償，她都拒絕了。“這是壹種傷害，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傷害。”事情發生後，有壹次女兒問她，“媽媽，我哪裡做得不好嗎？”宋琳說，女兒覺得自己給家裡惹了很大的麻煩。宋琳告訴女兒，你哪裡都沒做錯。
宋琳把立案告知書和事情的經過也告知了學校，要求造謠的孩子接受相應的處分後，在家長的陪同下在學校給女兒道歉，同時也在派出所給女兒道歉。“我想讓他們知道，這個事情不是在家裡、在學校就能解決的，這是觸碰法律的事，要到派出所才能有這種感知。”
常見的黃謠
“中學校園裡，黃謠其實挺常見的。”林曉是廣東贰線城市的壹所中學的心理老師，從教拾多年，她在學校上性教育、關系攻擊的課程，有同學會在課後反映造黃謠的現象，心理委員和宿舍長也會反映相關的問題。例如有的女生在人際交往中比較受歡迎，有的男生會在背後說她交過拾幾個男朋友，跟別人睡過。某幾個男生和女生關系比較好，形成了固定的小團體，壹些人會覺得他們過於親密，開始造他們的謠。有的同學住在壹個小區，周末壹起寫作業，被別的同學知道了，傳成趁大人不在發生親密行為。甚至有學生會給老師造黃謠。看到某兩位老師走在壹起，有學生會認為他們“出雙入對”。
造謠者男生和女生都有。東部地區壹所鄉鎮中學的老師許曼琪發現，許多案例裡，男生造黃謠是出於壹種“得不到就毀掉”的心理，實際上是希望獲得優越感和關注。2025年，她帶的初壹班遇到過壹起案件。造謠的主要是壹個肆人的男生小團體，他們稱壹個女同學私生活混亂，還在公開在班級裡用侮辱性的稱號來喊她。女孩產生了厭學的情緒，用刀割自己的手腕。許曼琪了解後發現，因為女孩跟男生中的壹個談戀愛後分手。幾個男生認為她做了對不起兄弟的事，應該承受他們言語上的攻擊。
據林曉觀察，女生對女生的關系攻擊在中學裡更加明顯，“女生之間的小團體更容易糾集，小團體排外更加嚴重。比如女生A和B是好朋友，C加入了這段友誼，壹旦A覺得B和C玩得更好，就會用隱晦的語言去排斥C。”林曉告訴本刊，有研究顯示，青春期的男生和女生有不同的心理特質。男生到了青春期（12-20歲）會變得過度自信，所以他們會把性吸引力當成壹種炫耀，而女生在青春期會更加敏感和內耗，所以她們之間會有更多隱秘的關系攻擊。
在本刊接觸的案例中，黃謠的傷害更多發生在女孩身上，而些外貌出眾、成績優異或平時更受關注的女孩，更容易成為被造謠的對象。在北京市延慶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法官呂行菲的辦案經驗裡，校園內侵權行為的表現形式，常與受害者在校園環境中的具體處境有關。例如，壹些在群體中相對容易被孤立或排斥的學生，可能更容易遭受直接、外顯的傷害，如推搡、取綽號等；而對那些在人際關系中較為突出、更受關注的學生，加害者有時會傾向於采用如制造和傳播黃謠這類更隱蔽的方式。這類行為不僅實施成本低、風險小，還常常因為包含似是而非的細節而更容易被傳播者取信，成為壹種不容忽視的傷害形態。
東部地區贰線城市壹所私立高中的家長劉嵐是在謠言發展到網絡上之後，才得知女兒樂樂已經被黃謠困擾了壹年多。樂樂是體育運動隊的隊長，管理隊員時和同隊的女生鬧了矛盾。其中壹個女生後來隱晦地向其他人暗示，樂樂插足她和男友的關系，導致她和男友分手。他們拉了壹個群，在群裡對質。高贰開學，對方陣營的幾個男生開始不滿足於群裡的罵戰，寫了壹首歌在年級分發，歌詞裡說樂樂“私生活壹塌糊塗”，含有大量辱罵和人身攻擊的詞匯，他們還把這段歌詞發到了朋友圈。
樂樂從事的運動是沙灘排球，需要穿比基尼比賽，壹些她參賽的照片，以及吃東西、大笑的照片也被傳到網上，成為她“不正經”的“證明”。“他們揚言，要讓整個市的高中生都知道我女兒的名號。”家長和學校介入後，造謠的幾個男生哭著道歉並手寫了壹份保證書。但壹周後，他們又開始在網上發表言論，說家長帶著律師欺負不懂法的孩子。樂樂最終退學。之後整整叁個月，原本性格活潑的樂樂不願意出門，還放棄了她從小最愛的運動，不願意參加任何比賽。輟學後，劉嵐曾提議樂樂學化妝、做主持人或模特，她都不願意，也不願意穿緊身的衣服，“我覺得她的自信和對女性身份的認同完全被摧毀了。”
結合心理學研究及校園實地走訪調查，呂行菲分析認為，在某些情境下，傳播謠言會被部分青少年視為壹種維系社交關系的方式，通過參與八卦談論來獲得認同。類似邏輯也可能出現在群體欺凌事件中，個別成員出於從眾壓力，也可能跟隨實施傷害，以避免被孤立。由於黃謠內容常涉及性暗示，更容易吸引青春期學生的注意，加上這類行為不直接造成身體傷害，傳播者的心理負擔往往較小，更容易忽視其對他人造成的真實傷害。
林曉告訴本刊，中學校園裡的黃謠壹直存在，由於青少年使用網絡更加頻繁，所以傳播的范圍更廣，也更多地被看見。“有好幾次，學生的黃謠在網上傳播，學校的老師還不知道，但是已經被上級部門或者網警發現。”許曼琪也感覺到，黃謠的形式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口述或傳小紙條居多，現在他們會發到各種社交平台上，意味著傳播變得更加快速和廣泛，造成的傷害也更大。
中部地區壹所初中的語文老師周佳寧說，現在的孩子都是網絡原住民，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網絡，“他們接觸到了龐雜的信息，但是沒有辨別能力，無法讓它們成為知識和智慧。性和男女關系在我們的文化裡比較隱晦，越是隱晦，他們就越好奇，會從網上去學習。”在她的班上，有時候幾個莫名其妙的詞都能引起很大的興奮，比如文章裡出現“乳房”，有幾個男生就會起哄，班上的氣氛就會沸騰起來。
治理的難點
呂行菲告訴本刊，未成年人造黃謠的案件，大多數不會走上法庭，原因之壹是受害者難以啟齒。“恥於談性在女性群體，特別是處於青春期的未成年女性群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和明顯，發育羞恥、生理期羞恥、身體羞恥等感受頻繁地出現在女性成長過程中，使他們缺乏把傷口揭開的勇氣。即使是勇敢的維權者，也可能會在維權中遭受贰次傷害。”
劉嵐反思自己，女兒之所以在壹年多的時間裡默默地承受傷害，沒有向她求助，是因為自己給予的關注和信任不夠。劉嵐是後來才知道，高壹的班主任在聽說關於樂樂的黃謠後，還曾對她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有壹次，她還在班會上說某些女生不檢點，沒有指名道姓，樂樂當即站起來問她說的是誰。這件事也迅速在年級上傳開。而在此之前，班主任給劉嵐發過很多樂樂和不同的男生壹起去食堂吃飯的照片，讓劉嵐管管她，“她的成績在學校已經很差了，還和男同學走得那麼近。”劉嵐的第壹反應是覺得女兒沒分寸，回家後大聲地教育了女兒，之後才詢問具體的事實。
即使受害者足夠勇敢，願意說出自己的遭遇，描述的過程對她們來說也很痛苦。2023年，呂行菲辦理過壹個未成年人黃謠案，那也是她職業生涯裡辦理的第壹個未成年人黃謠案。原告名叫丁薇，正在上初中。翻看卷宗時，呂行菲看到女孩提交的訴狀非常簡單，上面寫：2023年4月，丁薇的小學同學陳陽開始傳播丁薇的黃謠，謠言擴散，丁薇出現自傷行為，並實施過壹次自殺。呂行菲擔心丁薇的精神狀態，“如果讓她直接上法庭和被告當面對質，我怕她受不了”，於是她安排了壹次庭前談話。
呂行菲對那次談話記憶深刻。那是2023年的冬天，丁薇和媽媽在放學後到達法院，天已經黑了。丁薇幾乎縮在寬大的厚羽絨服裡，低著頭，頭發遮住了大半張臉，讓人看不清她長什麼樣。呂行菲還注意到，丁薇的手腕有幾道傷痕。呂行菲和丁薇的交流很吃力，她只回答是或不是，大部分時間都是丁薇的媽媽在幫她陳述事件的經過。丁薇沒辦法把謠言的內容說出口，甚至聽到她媽媽說謠言的內容，情緒就特別激動。
呂行菲後來了解到，起訴是丁薇的決定。有次丁薇跟閨蜜聊自己的痛苦，讓閨蜜問問她做律師的媽媽，自己的情況是不是可以起訴。閨蜜後來告訴她，她可以通過法律來為自己維權。所以開庭時，丁薇家請的律師是她閨蜜的媽媽。丁薇的媽媽也堅定地給予了支持，她對呂行菲說，“我覺得孩子之間發生矛盾是難免的，哪怕是打她、罵她，我都能接受，但是對壹個女孩造黃謠，實在太殘忍了。我壹定要給孩子壹個清白。”
“這個案子能走到法庭，有多重因素的影響。家長表達了強有力的支持，學校的老師也告訴她是對的，閨蜜的律師媽媽給了她法律上的幫助。”呂行菲告訴本刊。
法庭上，陳陽的媽媽表現得很平靜，全程表情沒有任何波瀾。她完全否認了陳陽造謠的行為，說陳陽也是聽別人說的。當學校的證據在法庭上呈現時，她說，孩子們都還小，黃謠並不是什麼大事，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種態度呂行菲在其他的未成年人侵權案裡也見到過。她曾經辦理過壹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壹名未成年人無證駕駛摩托車撞倒壹名成年女性，原告在家人的攙扶下壹瘸壹拐地走上法庭，被告的家長卻說，“賠錢不就完了，你就是想訛錢。”“未成年人表現出來的不良行為，大部分和家庭有很大的關系。”她在辦案的過程中，從家長口中時常聽到的壹句話就是“我管不了了”。
黃謠案件在公安系統立案也並不容易。宋琳告訴本刊，最初她把聊天截圖發給民警時，民警回復她，對方只是壹對壹的詆毀，沒有在群裡或者超過兩個人的范圍內擴散，不能算語言上的誹謗和侮辱。宋琳對民警說，事情剛發生，還沒有調查，不能確定有沒有經過多人傳播，民警聽後就立了案。
有受訪者因為孩子被造黃謠去尋求立案，民警卻勸對方“別鬧了，事情鬧越大，越抹越黑，反而對孩子未來的生活影響不好。”這位受訪者說自己理解民警的說法——基層民警事物繁忙，還有許多詐騙、打架、盜竊等案件需要處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但她還是非常生氣，“我來報案和提交證據是正常履行自己的權利，客觀陳述事實，我的女兒也沒有做過那些事，怎麼就成了‘鬧’和‘越抹越黑’？”
呂行菲說，類似的擔憂在維權的不少環節都會出現。“大多數時候，黃謠根本無從證明、百口莫辯，不存在‘清者自清’，只會愈演愈烈，對被造謠者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和身心傷害。”然而即使孩子告訴了家長，家長也不知道孩子傷到什麼程度，如何取證。還有家長覺得如果事情不鬧大，慢慢就會過去，擔憂鬧大反而對孩子產生負面的影響。也是因此，她辦理的大多案件仍然是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糾紛，“心理上的問題不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往往難以被看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呂行菲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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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端午假期的壹天凌晨，宋琳在睡夢中忽然聽到啜泣聲，醒來發現女兒站在床邊“默默地哭”。她問女兒發生了什麼事，女兒說，壹個男同學給她發信息，問她為什麼要和高年級的壹個男生開房，對方語氣篤定，夾雜著指責。
“我當時覺得頭發都要炸起來了。”宋琳覺得既憤怒，又驚愕，“沒有想到孩子之間會爆發這樣的惡意。”宋琳告訴本刊，女兒當時正上高壹，平時比較宅，假期基本上是跟初中兩個比較要好的女孩出去玩，或者和她壹起出去。她和女兒的關系就像朋友，女兒平時去哪裡、跟誰玩，都會告訴她，她相信女兒不會做那樣的事。
鎮定下來後，宋琳覺得必須找到造謠者，“這是壹件很嚴重的事情。對於女孩來說，這種詆毀百口莫辯，對方是用最小的投入帶來最大的傷害。”而且要快，“如果再糾結猶豫兩天，謠言散播范圍更廣，散布謠言者會有恃無恐，對孩子的傷害也會越來越大。”
宋琳認識給女兒發信息的男孩，他和女兒是高中同學，關系壹直不錯。宋琳有這個男孩的微信，她立刻給男孩打了電話，他沒有接。她又給男孩的媽媽打了電話，請她問出孩子是聽誰說的謠言，不然自己就會報警。
等待答復的時間裡，宋琳看到女兒情緒有點焦慮和低沉，不說話，壹直哭。宋琳問壹句，女兒才答壹句，表情很呆滯。她想到要帶女兒去醫院做心理鑒定。“壹方面是擔心女兒的精神遭受創傷，另壹方面是希望第壹時間鎖定證據，那樣才能保留追究對方責任的權利。”
半小時後，男孩的媽媽回復宋琳，男孩說是壹個陌生的微信號加了他，告訴他這件事，並且挑撥他和宋琳女兒的關系。宋琳隨後報了警，並把立案告知書發給了男孩媽媽。男孩這才說，自己其實認識所謂“陌生的微信號”，並說出了名字，是壹個女孩。他還說，另壹個男孩也跟他說過這件事。這個男孩也是宋琳女兒的初中同學。
宋琳找到了第贰位男孩的家長，同樣發去立案告知書，讓他說出是聽誰說的。男孩說出了同壹個女生的名字，並且告訴她，對方在食堂講述時，邊上還有另外兩個女生。宋琳又向這兩個女孩求證，她們也都證明是從那位女孩口中聽說。宋琳讓這幾個孩子都寫了壹份書面說明，寫明是從誰那裡聽說的謠言，並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時已經是早上六柒點，天亮了。
鎖定造謠的是那位女孩時，宋琳克制不住自己的震驚——對方是自己認識了贰拾年的朋友的女兒。宋琳的印象裡，兩個孩子關系也不錯，有壹次宋琳女兒生日，對方還送了壹個和女兒小名對應的玩偶。她給朋友打了電話，朋友女兒辯解說，自己也是聽別人說，宋琳問是聽誰說的，她說不出來。宋琳告訴她們自己掌握的書面證據，女孩就不再說話，只是哭。
朋友後來向她檢討，可能是她和丈夫經常在女兒面前誇宋琳的女兒學習好，性格大大方方，多才多藝，還長得漂亮，無形之中讓女兒產生了嫉恨。
之後，宋琳把手上的證據交給警方，感到筋疲力盡，壹個人在車上大哭了壹場。她的朋友和男孩的媽媽都聯系她，希望上門看望孩子，或者賠償，她都拒絕了。“這是壹種傷害，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傷害。”事情發生後，有壹次女兒問她，“媽媽，我哪裡做得不好嗎？”宋琳說，女兒覺得自己給家裡惹了很大的麻煩。宋琳告訴女兒，你哪裡都沒做錯。
宋琳把立案告知書和事情的經過也告知了學校，要求造謠的孩子接受相應的處分後，在家長的陪同下在學校給女兒道歉，同時也在派出所給女兒道歉。“我想讓他們知道，這個事情不是在家裡、在學校就能解決的，這是觸碰法律的事，要到派出所才能有這種感知。”
常見的黃謠
“中學校園裡，黃謠其實挺常見的。”林曉是廣東贰線城市的壹所中學的心理老師，從教拾多年，她在學校上性教育、關系攻擊的課程，有同學會在課後反映造黃謠的現象，心理委員和宿舍長也會反映相關的問題。例如有的女生在人際交往中比較受歡迎，有的男生會在背後說她交過拾幾個男朋友，跟別人睡過。某幾個男生和女生關系比較好，形成了固定的小團體，壹些人會覺得他們過於親密，開始造他們的謠。有的同學住在壹個小區，周末壹起寫作業，被別的同學知道了，傳成趁大人不在發生親密行為。甚至有學生會給老師造黃謠。看到某兩位老師走在壹起，有學生會認為他們“出雙入對”。
造謠者男生和女生都有。東部地區壹所鄉鎮中學的老師許曼琪發現，許多案例裡，男生造黃謠是出於壹種“得不到就毀掉”的心理，實際上是希望獲得優越感和關注。2025年，她帶的初壹班遇到過壹起案件。造謠的主要是壹個肆人的男生小團體，他們稱壹個女同學私生活混亂，還在公開在班級裡用侮辱性的稱號來喊她。女孩產生了厭學的情緒，用刀割自己的手腕。許曼琪了解後發現，因為女孩跟男生中的壹個談戀愛後分手。幾個男生認為她做了對不起兄弟的事，應該承受他們言語上的攻擊。
據林曉觀察，女生對女生的關系攻擊在中學裡更加明顯，“女生之間的小團體更容易糾集，小團體排外更加嚴重。比如女生A和B是好朋友，C加入了這段友誼，壹旦A覺得B和C玩得更好，就會用隱晦的語言去排斥C。”林曉告訴本刊，有研究顯示，青春期的男生和女生有不同的心理特質。男生到了青春期（12-20歲）會變得過度自信，所以他們會把性吸引力當成壹種炫耀，而女生在青春期會更加敏感和內耗，所以她們之間會有更多隱秘的關系攻擊。
在本刊接觸的案例中，黃謠的傷害更多發生在女孩身上，而些外貌出眾、成績優異或平時更受關注的女孩，更容易成為被造謠的對象。在北京市延慶區人民法院少年審判法官呂行菲的辦案經驗裡，校園內侵權行為的表現形式，常與受害者在校園環境中的具體處境有關。例如，壹些在群體中相對容易被孤立或排斥的學生，可能更容易遭受直接、外顯的傷害，如推搡、取綽號等；而對那些在人際關系中較為突出、更受關注的學生，加害者有時會傾向於采用如制造和傳播黃謠這類更隱蔽的方式。這類行為不僅實施成本低、風險小，還常常因為包含似是而非的細節而更容易被傳播者取信，成為壹種不容忽視的傷害形態。
東部地區贰線城市壹所私立高中的家長劉嵐是在謠言發展到網絡上之後，才得知女兒樂樂已經被黃謠困擾了壹年多。樂樂是體育運動隊的隊長，管理隊員時和同隊的女生鬧了矛盾。其中壹個女生後來隱晦地向其他人暗示，樂樂插足她和男友的關系，導致她和男友分手。他們拉了壹個群，在群裡對質。高贰開學，對方陣營的幾個男生開始不滿足於群裡的罵戰，寫了壹首歌在年級分發，歌詞裡說樂樂“私生活壹塌糊塗”，含有大量辱罵和人身攻擊的詞匯，他們還把這段歌詞發到了朋友圈。
樂樂從事的運動是沙灘排球，需要穿比基尼比賽，壹些她參賽的照片，以及吃東西、大笑的照片也被傳到網上，成為她“不正經”的“證明”。“他們揚言，要讓整個市的高中生都知道我女兒的名號。”家長和學校介入後，造謠的幾個男生哭著道歉並手寫了壹份保證書。但壹周後，他們又開始在網上發表言論，說家長帶著律師欺負不懂法的孩子。樂樂最終退學。之後整整叁個月，原本性格活潑的樂樂不願意出門，還放棄了她從小最愛的運動，不願意參加任何比賽。輟學後，劉嵐曾提議樂樂學化妝、做主持人或模特，她都不願意，也不願意穿緊身的衣服，“我覺得她的自信和對女性身份的認同完全被摧毀了。”
結合心理學研究及校園實地走訪調查，呂行菲分析認為，在某些情境下，傳播謠言會被部分青少年視為壹種維系社交關系的方式，通過參與八卦談論來獲得認同。類似邏輯也可能出現在群體欺凌事件中，個別成員出於從眾壓力，也可能跟隨實施傷害，以避免被孤立。由於黃謠內容常涉及性暗示，更容易吸引青春期學生的注意，加上這類行為不直接造成身體傷害，傳播者的心理負擔往往較小，更容易忽視其對他人造成的真實傷害。
林曉告訴本刊，中學校園裡的黃謠壹直存在，由於青少年使用網絡更加頻繁，所以傳播的范圍更廣，也更多地被看見。“有好幾次，學生的黃謠在網上傳播，學校的老師還不知道，但是已經被上級部門或者網警發現。”許曼琪也感覺到，黃謠的形式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口述或傳小紙條居多，現在他們會發到各種社交平台上，意味著傳播變得更加快速和廣泛，造成的傷害也更大。
中部地區壹所初中的語文老師周佳寧說，現在的孩子都是網絡原住民，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網絡，“他們接觸到了龐雜的信息，但是沒有辨別能力，無法讓它們成為知識和智慧。性和男女關系在我們的文化裡比較隱晦，越是隱晦，他們就越好奇，會從網上去學習。”在她的班上，有時候幾個莫名其妙的詞都能引起很大的興奮，比如文章裡出現“乳房”，有幾個男生就會起哄，班上的氣氛就會沸騰起來。
治理的難點
呂行菲告訴本刊，未成年人造黃謠的案件，大多數不會走上法庭，原因之壹是受害者難以啟齒。“恥於談性在女性群體，特別是處於青春期的未成年女性群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和明顯，發育羞恥、生理期羞恥、身體羞恥等感受頻繁地出現在女性成長過程中，使他們缺乏把傷口揭開的勇氣。即使是勇敢的維權者，也可能會在維權中遭受贰次傷害。”
劉嵐反思自己，女兒之所以在壹年多的時間裡默默地承受傷害，沒有向她求助，是因為自己給予的關注和信任不夠。劉嵐是後來才知道，高壹的班主任在聽說關於樂樂的黃謠後，還曾對她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有壹次，她還在班會上說某些女生不檢點，沒有指名道姓，樂樂當即站起來問她說的是誰。這件事也迅速在年級上傳開。而在此之前，班主任給劉嵐發過很多樂樂和不同的男生壹起去食堂吃飯的照片，讓劉嵐管管她，“她的成績在學校已經很差了，還和男同學走得那麼近。”劉嵐的第壹反應是覺得女兒沒分寸，回家後大聲地教育了女兒，之後才詢問具體的事實。
即使受害者足夠勇敢，願意說出自己的遭遇，描述的過程對她們來說也很痛苦。2023年，呂行菲辦理過壹個未成年人黃謠案，那也是她職業生涯裡辦理的第壹個未成年人黃謠案。原告名叫丁薇，正在上初中。翻看卷宗時，呂行菲看到女孩提交的訴狀非常簡單，上面寫：2023年4月，丁薇的小學同學陳陽開始傳播丁薇的黃謠，謠言擴散，丁薇出現自傷行為，並實施過壹次自殺。呂行菲擔心丁薇的精神狀態，“如果讓她直接上法庭和被告當面對質，我怕她受不了”，於是她安排了壹次庭前談話。
呂行菲對那次談話記憶深刻。那是2023年的冬天，丁薇和媽媽在放學後到達法院，天已經黑了。丁薇幾乎縮在寬大的厚羽絨服裡，低著頭，頭發遮住了大半張臉，讓人看不清她長什麼樣。呂行菲還注意到，丁薇的手腕有幾道傷痕。呂行菲和丁薇的交流很吃力，她只回答是或不是，大部分時間都是丁薇的媽媽在幫她陳述事件的經過。丁薇沒辦法把謠言的內容說出口，甚至聽到她媽媽說謠言的內容，情緒就特別激動。
呂行菲後來了解到，起訴是丁薇的決定。有次丁薇跟閨蜜聊自己的痛苦，讓閨蜜問問她做律師的媽媽，自己的情況是不是可以起訴。閨蜜後來告訴她，她可以通過法律來為自己維權。所以開庭時，丁薇家請的律師是她閨蜜的媽媽。丁薇的媽媽也堅定地給予了支持，她對呂行菲說，“我覺得孩子之間發生矛盾是難免的，哪怕是打她、罵她，我都能接受，但是對壹個女孩造黃謠，實在太殘忍了。我壹定要給孩子壹個清白。”
“這個案子能走到法庭，有多重因素的影響。家長表達了強有力的支持，學校的老師也告訴她是對的，閨蜜的律師媽媽給了她法律上的幫助。”呂行菲告訴本刊。
法庭上，陳陽的媽媽表現得很平靜，全程表情沒有任何波瀾。她完全否認了陳陽造謠的行為，說陳陽也是聽別人說的。當學校的證據在法庭上呈現時，她說，孩子們都還小，黃謠並不是什麼大事，不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這種態度呂行菲在其他的未成年人侵權案裡也見到過。她曾經辦理過壹個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壹名未成年人無證駕駛摩托車撞倒壹名成年女性，原告在家人的攙扶下壹瘸壹拐地走上法庭，被告的家長卻說，“賠錢不就完了，你就是想訛錢。”“未成年人表現出來的不良行為，大部分和家庭有很大的關系。”她在辦案的過程中，從家長口中時常聽到的壹句話就是“我管不了了”。
黃謠案件在公安系統立案也並不容易。宋琳告訴本刊，最初她把聊天截圖發給民警時，民警回復她，對方只是壹對壹的詆毀，沒有在群裡或者超過兩個人的范圍內擴散，不能算語言上的誹謗和侮辱。宋琳對民警說，事情剛發生，還沒有調查，不能確定有沒有經過多人傳播，民警聽後就立了案。
有受訪者因為孩子被造黃謠去尋求立案，民警卻勸對方“別鬧了，事情鬧越大，越抹越黑，反而對孩子未來的生活影響不好。”這位受訪者說自己理解民警的說法——基層民警事物繁忙，還有許多詐騙、打架、盜竊等案件需要處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有限。但她還是非常生氣，“我來報案和提交證據是正常履行自己的權利，客觀陳述事實，我的女兒也沒有做過那些事，怎麼就成了‘鬧’和‘越抹越黑’？”
呂行菲說，類似的擔憂在維權的不少環節都會出現。“大多數時候，黃謠根本無從證明、百口莫辯，不存在‘清者自清’，只會愈演愈烈，對被造謠者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和身心傷害。”然而即使孩子告訴了家長，家長也不知道孩子傷到什麼程度，如何取證。還有家長覺得如果事情不鬧大，慢慢就會過去，擔憂鬧大反而對孩子產生負面的影響。也是因此，她辦理的大多案件仍然是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的糾紛，“心理上的問題不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往往難以被看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除呂行菲外，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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