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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青年困在考研考编死循环,走不出去也回不了头
基层青年困在考研考编死循环,走不出去也回不了头基层青年困在考研考编死循环,走不出去也回不了头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大家兜兜转转的。曾经本科毕业的时候，大家就以为会按照自己规划的这个方向去干，但后来发现就是一个圈。先读研的人，最后还是考了编；先考编的人，最后还是读了研。身边很多的朋友，有一些可能他本科毕业了去找工作，找到了之后他可能对现状不是很满意，可能又选择裸辞之后去读全职研究生，读出来再以另外一种身份又考公。”
四川省S镇乡村振兴办一位1999年出生的年轻女主任，在聊起自己和身边人的人生轨迹时，随口说出的这段话，直接触碰到了当下基层青年最真实的生存困境。
在D区这片城乡结合部的土地上，那些从五湖四海考进乡镇的年轻人，无论本科毕业时在人生的岔路口选了哪条路，最终都殊途同归，陷进了考研与考编相互缠绕的循环里，走不出去，也回不了头。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选择，而是一代人的集体宿命。
我们在S镇的田野调研中看到的，是一幅无比清晰的时代画像：
1999年的选调生，本科读英语专业，毕业时放弃了保研机会，一头扎进了乡镇基层，可工作没几年，又一头扎进了MPA的备考大军里。第一年冲四川大学落榜，她只能调剂到西华大学。说起考研的初衷，她直白又无奈：“本科学历太低了。身边的人好多都在考，看着别人考，你心里边也发慌。”
和她同批考进S镇的年轻公务员，大多都走着一样的路：
财政所的姑娘买了考研英语书，翻了几页就再也看不下去，却始终没放弃读研的念头，因为“遴选到市里，都需要研究生学历、党员、工作经验，所以很多年轻人读MPA”；
民政办的年轻姑娘，在乡镇工作的几年里，看着身边的同事要么在备考遴选，要么在准备在职研究生，原本佛系的心态也跟着慌了起来，哪怕明知“在职课堂有点形式”，也总觉得不做点什么，就会被这个圈子甩在身后。
而在循环的另一端，则是那些先读完了研，最终还是一头扎进考编赛道的年轻人。
S镇财政所的主任，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时先一头扎进了成都的会计事务所，想着在市场化的浪潮里拼出一番天地。可疫情之后的行业内卷，让她的理想迅速落地：“越来越多的海归，985毕业的都进会计事务所。加班也越来越多，到手的收入越来越少。就觉得找一个安稳工作比较好。”最终，她还是考公进了乡镇，拿着比事务所少了近一半的月薪，求的就是一份体制内的安稳。
这样的故事在S镇比比皆是。有本科毕业先去企业打拼的；在市场里撞得头破血流后，裸辞读了全职研究生，等拿到硕士文凭，人生规划里的第一选择，依然是考公进体制。他们曾以为高学历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多可能，可最终发现，所有的学历加持，都只是为了在考编的赛道上，多一点竞争的筹码。
这个看似荒诞的循环，反映的是年轻人“没主见”“随大流”吗？也许并不是。它反映的是基层结构性的晋升困境，把他们一步步逼进了这个圈里。
在S镇的访谈里，所有年轻干部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乡镇的晋升通道，实在太窄了。
“在乡镇，副科走到正科，比市上要努力更多，因为职数没有那么多。市政府一个部门，一个科室主任也是正科；科室的副主任，下面可能根本没有人，他也是一个副科。”
可在乡镇，年轻公务员考进来，先要熬过5年甚至8年的服务期，“20多岁考进来，服务期满就是30多岁；在区级部门的话，31岁副科，发展快的话可能都是正科了”。而在乡镇，大部分人干到退休，也只能混个二级主任科员，还是退休前两年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更残酷的是，2024年之后，违规借调被全面清退，年轻人连借调到区里、被主要领导看见的机会都被掐断了，“乡镇一个工作人员，再累再苦，也不一定被领导看到，不一定有提升空间”。
在这样的晋升窄门面前，考研成了乡镇年轻人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们不是真的想做学术研究，也不是对公共管理专业有多少热爱，而是想靠着一张研究生文凭，抓住那微乎其微的遴选机会，跳出乡镇这个“坑”。
就像那个最终放弃MPA的年轻干部说的，“当时想考主要是为了遴选考虑，有了研究生身份，能选择的岗位会更多一些”。可现实的讽刺之处在于，大部分人最终会发现，就算读了在职研究生，也很难真正跳出乡镇。服务期的限制、35岁的年龄门槛、越来越卷的遴选竞争，让那张文凭最终只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改变不了困在乡镇的现实。而那些先读了研的人，最终还是逃不过考编的宿命，高学历最终的落点，依然是乡镇的一张办公桌，每天陷在填表、迎检、报表、下村的琐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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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四川省S镇乡村振兴办一位1999年出生的年轻女主任，在聊起自己和身边人的人生轨迹时，随口说出的这段话，直接触碰到了当下基层青年最真实的生存困境。
在D区这片城乡结合部的土地上，那些从五湖四海考进乡镇的年轻人，无论本科毕业时在人生的岔路口选了哪条路，最终都殊途同归，陷进了考研与考编相互缠绕的循环里，走不出去，也回不了头。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偶然选择，而是一代人的集体宿命。
我们在S镇的田野调研中看到的，是一幅无比清晰的时代画像：
1999年的选调生，本科读英语专业，毕业时放弃了保研机会，一头扎进了乡镇基层，可工作没几年，又一头扎进了MPA的备考大军里。第一年冲四川大学落榜，她只能调剂到西华大学。说起考研的初衷，她直白又无奈：“本科学历太低了。身边的人好多都在考，看着别人考，你心里边也发慌。”
和她同批考进S镇的年轻公务员，大多都走着一样的路：
财政所的姑娘买了考研英语书，翻了几页就再也看不下去，却始终没放弃读研的念头，因为“遴选到市里，都需要研究生学历、党员、工作经验，所以很多年轻人读MPA”；
民政办的年轻姑娘，在乡镇工作的几年里，看着身边的同事要么在备考遴选，要么在准备在职研究生，原本佛系的心态也跟着慌了起来，哪怕明知“在职课堂有点形式”，也总觉得不做点什么，就会被这个圈子甩在身后。
而在循环的另一端，则是那些先读完了研，最终还是一头扎进考编赛道的年轻人。
S镇财政所的主任，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时先一头扎进了成都的会计事务所，想着在市场化的浪潮里拼出一番天地。可疫情之后的行业内卷，让她的理想迅速落地：“越来越多的海归，985毕业的都进会计事务所。加班也越来越多，到手的收入越来越少。就觉得找一个安稳工作比较好。”最终，她还是考公进了乡镇，拿着比事务所少了近一半的月薪，求的就是一份体制内的安稳。
这样的故事在S镇比比皆是。有本科毕业先去企业打拼的；在市场里撞得头破血流后，裸辞读了全职研究生，等拿到硕士文凭，人生规划里的第一选择，依然是考公进体制。他们曾以为高学历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多可能，可最终发现，所有的学历加持，都只是为了在考编的赛道上，多一点竞争的筹码。
这个看似荒诞的循环，反映的是年轻人“没主见”“随大流”吗？也许并不是。它反映的是基层结构性的晋升困境，把他们一步步逼进了这个圈里。
在S镇的访谈里，所有年轻干部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乡镇的晋升通道，实在太窄了。
“在乡镇，副科走到正科，比市上要努力更多，因为职数没有那么多。市政府一个部门，一个科室主任也是正科；科室的副主任，下面可能根本没有人，他也是一个副科。”
可在乡镇，年轻公务员考进来，先要熬过5年甚至8年的服务期，“20多岁考进来，服务期满就是30多岁；在区级部门的话，31岁副科，发展快的话可能都是正科了”。而在乡镇，大部分人干到退休，也只能混个二级主任科员，还是退休前两年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更残酷的是，2024年之后，违规借调被全面清退，年轻人连借调到区里、被主要领导看见的机会都被掐断了，“乡镇一个工作人员，再累再苦，也不一定被领导看到，不一定有提升空间”。
在这样的晋升窄门面前，考研成了乡镇年轻人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们不是真的想做学术研究，也不是对公共管理专业有多少热爱，而是想靠着一张研究生文凭，抓住那微乎其微的遴选机会，跳出乡镇这个“坑”。
就像那个最终放弃MPA的年轻干部说的，“当时想考主要是为了遴选考虑，有了研究生身份，能选择的岗位会更多一些”。可现实的讽刺之处在于，大部分人最终会发现，就算读了在职研究生，也很难真正跳出乡镇。服务期的限制、35岁的年龄门槛、越来越卷的遴选竞争，让那张文凭最终只成了简历上的一行字，改变不了困在乡镇的现实。而那些先读了研的人，最终还是逃不过考编的宿命，高学历最终的落点，依然是乡镇的一张办公桌，每天陷在填表、迎检、报表、下村的琐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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