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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之聲｜港式西洋風:江玲的音樂人生
音樂之聲｜港式西洋風:江玲的音樂人生音樂之聲｜港式西洋風:江玲的音樂人生
香港是壹個華洋雜處的國際大都市，在這片土壤上誕生的流行音樂，自然帶有國際化的基因。但具體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歌曲，這種“國際化”又展現出各自不同的形態。20世紀50-60年代活躍於香港歌壇的江玲（Kong Ling），可以說代表了當年香港音樂國際化的潮流。後來名列香港所謂“伍大歌後”之壹的潘迪華回憶，“那時很少唐人唱英文歌，比較著名的有方逸華、江玲和我，那時我仍未算出位”。20世紀60年代，江玲曾受邀前往美國，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錄制節目。回顧江玲的音樂人生，可讓我們理解1950-1960年代的歐西流行曲是如何在香港本地音樂市場中扎根的。
夜總會的“香港甜心”
江玲在出道前的經歷，並無太多文獻可證實，只能從壹些只言片語中尋找蛛絲馬跡。1954年江玲在新加坡登台演出時，《星洲日報》的壹則報道提到：
江小姐，廣東人，但能說壹口流利的國語，今年廿多歲，舉止卻大方得很，她是香港壹家書院中念書的，為好音樂，竟放棄了原有學校，而另入音樂之門，念了幾年，理論與經驗俱富，姿態甚美，自然不矯揉做作，這點，壹般顧曲的周郎，都加以承認的。
這段對江玲早年經歷的報道，大體上是真實的，原香港電台DJ鄧達智曾提及她是“土生土長英文書院”出身，應是所言非虛。另壹個需要加以辨析的地方，則是中英文維基百科上關於江玲早年經歷的介紹，均提到了她1951年憑借翻唱喬·斯塔福德的歌曲《Congratulations》贏得香港校際歌唱比賽冠軍的經歷。追溯這壹信息的來源，應是江玲在鑽石唱片的第壹張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這張專輯封底的介紹中提到，“Ever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Kong Ling loved singing but never thought of it as a career, until she won a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in 1951 with the song 'Congratulations'.”但翻查1951年的新聞報道，當年香港校級音樂節的比賽中沒有流行音樂組的比賽，江玲自然不可能憑借《Congratulations》奪得冠軍。當年女高音獨唱組的獲獎者，則是後來蜚聲國際的聲樂藝術家龐翹輝。或許江玲參加的比賽並非香港校際音樂節，但既無文獻可征，這壹經歷只能存疑。
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的封底
1954年，江玲正式出道。她出道之初的第壹張唱片，是在當年新月唱片的副牌良友唱片灌錄的《紅棉花開》。關於大長城、新月和良友叁個唱片廠牌的關系，已有《淺談50年代香港大長城，新月和良友唱片公司》壹文考證，叁個廠牌同屬大長城唱片公司應無疑義。大長城結業後李厚襄參與成立飛利浦唱片，江玲在1956年作為飛利浦唱片公司第壹批歌星亮相，也證實了良友和飛利浦之間的關聯。
前文曾述，江玲出道之初，曾在新加坡登台演出。從1954年12月到1955年6月間，她登台的雪園大酒樓，曾多次打出廣告宣傳。與她同台表演者，既有在香港活躍的董佩佩、李小鶯，也有新馬本地歌星廖月玲等。有趣的是，其他歌星在新加坡的登台時間均不長，唯有江玲壹人在雪園表演半年以上。江玲作為新人，遠走星洲賣唱如此之久，這應當是唱片公司有意為之。
《星洲日報》中江玲登台的廣告
1956年過檔飛利浦唱片後，江玲錄制了大量國語歌曲，其中主要分為兩類，壹類是電影插曲，另壹類是中詞西曲，又尤以後者有知名度，如《游龍恰恰》《齊力向前航》之屬。在飛利浦唱片時代，江玲已經展現出她卓越的英文水平，以1957年的《我想你，我要你，我愛你》為例，這首歌改編自Elvis Presley的《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由馮鳳叁填詞，可以說是標准的中詞西曲。但和當時壹般中詞西曲的演繹風格不同，江玲采用的是壹種中西合璧式的演唱風格，先唱壹段中文歌詞，再唱英文歌詞。江玲不算是最早采用這種演唱風格的歌星，但她的英文腔調卻是最為標准的，反而她的國語帶有濃重廣東口音。在華洋雜處、南腔北調的香港，這種風格稱得上是壹種別具壹格的港式風味。
加入飛利浦唱片後，江玲繼續在港九各夜總會、舞廳獻唱，當年各大夜總會，如豪華、花都、都城、雲華等都曾禮聘江玲登台。夜總會的收入顯然比單純錄制唱片高得多，1957年關於江玲的壹則報道就提到，年僅22歲的她已經購置壹部私家汽車，還在北角的英皇大廈買了壹套新居。在夜總會登台時，擅長英文歌也是江玲的壹大賣點，時人稱：“江玲的英文歌，西籍人士也贊賞，在‘豪華’獻歌，很受歡迎。”
當年在夜總會獻唱的歌星，如果有些名氣，則往往會冠以各種綽號，如張伊雯是“當代歌後”、董佩佩是“金嗓子”、逸敏是“百代歌後”等等。江玲早年在新加坡登台時，被冠以“青春歌後”之稱，而到了1958年，“青春歌後”的稱謂則被“甜姐兒”“香港甜心”取代。
“甜姐兒”這個稱號，曾經用於影星石英、歌星羅文（並非活躍於1980年代的那位）等人，1957年更有奧黛麗·赫本主演的同名電影（《Funny Face》）及香港吳回執導的另壹部同名電影，用於指代江玲而言辨識度不高。反而是“香港甜心”這個稱呼頗堪玩味。由理推之，“甜心”壹詞和英語的“sweetheart”相對應，基本是壹個外來詞；而在“甜心”前面加上“香港”的修飾語，則大概率意味著這個稱號不是由香港人自封的。由於江玲頗受外籍人士歡迎，可推測這個稱呼應屬於夜總會的外國人首先提出，或是夜總會、飛利浦公司專門針對外國人而量身定制的，惜無材料證實，姑妄言之。無論如何，“香港甜心”這個稱號，在整個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間，成為江玲的代名詞。香港《華僑日報》1961年對江玲的專訪，便以《香港甜心——江玲》為題，而她在1960年代的壹系列唱片，均會提及她“香港甜心”的稱號。
1950年代的江玲，已經成為歌壇小有名氣的明星，而她的個人風格則尚未得到充分地展現。正如黃奇智先生所言，以時代曲的標准來衡量，江玲始終屬於邊緣角色。195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樂，大體上仍是承上海流行音樂之余緒，而歐西流行曲在香港，則往往通過“中詞西曲”的模式在華人中傳播。對英語能力有限的華人來說，這是壹種間接的傳播；而對於英語能力較佳的江玲，這反而是壹種限制。進入1960年代，隨著文化風尚的改變和唱片業的洗牌，江玲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時代，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甜心”。
江玲在飛利浦時代的唱片歌譜
游走中西之間
1959年，香港飛利浦唱片結業，原屬飛利浦的歌星也就此各奔東西。次年，江玲加入了鑽石唱片公司（Diamond Records）。在江玲加盟之前，鑽石唱片公司是壹家主要代理外國進口唱片的公司，正是從江玲加盟後，鑽石唱片公司開始在香港制作唱片。關於江玲和鑽石唱片公司的相遇，在江玲的專輯《夢裡喜相逢》封底有壹段頗為傳奇的故事：
江玲的歌唱天才是偶然為人發掘出來的。當時鑽石唱片公司的主理人，偶然涉足於九龍某著名夜總會裡，聽到江玲壹曲高歌後，認為歌喉是那樣的美妙，嗓子又那麼迷人，是壹位難得之才。因此就進行和她商量，希望她能為他的唱片公司效勞。在江玲方面，這是她多年夢寐難求，而成為實現的壹天，這才奠定了她日後的事業基礎。
姑且不論“偶然為人發掘”“多年夢寐難求”這種與江玲經歷不符的誇張之詞，夜總會是當時歌星的主要表演場所之壹，本就是唱片公司發掘人才的重要場所。不過，巧合之中也多少有些因緣際會，從唱片業市場來看，飛利浦的結業不僅讓歌星各奔東西，也形成了新的市場份額。而對鑽石唱片而言，它本就銷售外國唱片，老板Ran Silva也是葡萄牙人，在開拓唱片業務時，自然樂意先從熟悉的英語唱片開始。而江玲擅長英語，與鑽石唱片的風格壹拍即合。
1960年，江玲發行了她在鑽石唱片的第壹張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專輯中的《Let's Go off-beat》讓江玲真正走紅。除此之外，江玲還延續其早年的中西合璧風格，給西曲填上中詞，如1959年在美國推出的、具有世界熱度的歌曲《One Way Ticket》，江玲的版本是第壹個加入中文歌詞的。
Choo Choo Train 火車就要開
笛聲聲聲吹 只得流眼淚
我的愛人就要去不回
Bye Bye Love 火車已經開
再也喚不回 只得流眼淚
我的愛人壹去不能追
他是我的愛 我失去我的愛
他要對我說再會
他壹去不能追 要離開我
永遠永遠不回來
無可否認，這篇歌詞和馮鳳叁等填詞人所填的詞相比，究竟是稍顯淺薄，但和以往的中詞西曲不同的是，在江玲的演唱風格中，“中詞”總體並非重點，“西曲”才是主要部分。這壹方面指的是保留英文的原歌詞，而另壹方面則指的是保留西式的編曲風格，由此而構成了和壹般時代曲的區別。這種中西合璧，以西洋為主的演唱風格並不是江玲最早開創的，1950年代末的百代唱片歌手已有這方面的嘗試，但在芸芸歌星中，江玲卻是脫穎而出的壹位。和江玲同時代的方逸華、潘迪華等壹批英文水平較高的歌星，同樣走上了這條中西合璧的道路，引領了當年香港“港式西洋風”的壹股潮流。
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
這種游走於中西之間的“港式西洋風”得以形成，還有壹群關鍵的參與者，即來自菲律賓的樂手。在國語時代曲的演奏中，菲律賓樂手主要負責編曲工作，對時代曲發展貢獻良多；而當香港開始生產英語歌曲時，菲律賓樂手有了更大的創作空間。菲律賓樂手Celso Carrillo為江玲在鑽石的第壹張專輯編曲；而另壹位菲律賓樂手Vic O. Cristobal（葛士培，或譯歌詩寶、域傑斯杜波）在專輯《夢裡喜相逢》中為江玲創作詞曲；主要由菲律賓樂手組成的樂隊回音樂隊（Fabulous Echoes），則是江玲主要的合作伙伴。正如黃沾所言，“菲籍樂人的視奏能力極高，而風格接近美國與西班牙音樂，演奏流行音樂，往往比正統音樂學院出身的樂手奔放，因此更勝壹籌”。菲律賓樂手為江玲和香港流行音樂帶來的，不僅是菲律賓的“Off-Beat Cha Cha”，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風格。
1950年代香港華人英文教育的迅速發展，為英文唱片帶來了新的市場。年輕的“番書仔”“番書女”（指在英文學校讀書的華人）對江玲的英文歌曲頗為喜愛。除此之外，江玲中西合璧的演唱風格，也吸引了壹些能夠欣賞國語歌曲的華人聽眾。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年香港的英文歌曲市場仍被歐美歌星和樂隊占據，本地流行樂壇尚未成形；而香港中文電台也極少播送歐西流行曲，中英文音樂的受眾大不壹樣，國語歌曲始終是市場的主流。
除了華人之外，西方來客對江玲和她的歌曲也頗感興趣。對西方人來說，江玲將英文歌曲加上壹些國語歌詞，能夠凸顯出江玲的東方韻味，這是江玲受到西方聽眾歡迎的壹個重要原因。關於這壹點，不得不說的是江玲的另壹段故事。1960年，美國電視節目制作人亞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在亞洲巡演，並同步錄制節目，香港也是他巡演的壹站。由於這個契機，江玲得以與亞瑟·戈弗雷結識：
說來真是壹種奇跡，在去年肆月壹日愚人節晚上，江玲小姐在壹間夜總會演唱的時候，座上有壹位嘉賓對她美妙的歌喉大為傾倒，便立即向她表示，要安排她到美國的電台及電視台去表演。當時江玲小姐以為他只是趁著愚人節向她開玩笑而已，全沒有將他記在心內，因為以往也有許多人向她說過這種事情，但並沒有成功。後來她才知道，這位嘉賓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音樂節目主持人之壹，聞名全美的葛非利（Arthur Godfrey）。他逢星期壹至伍每晚有壹小時全國性的葛非利音樂節目廣播。同年拾壹月，江玲小姐在他按（安）排之下，飛到美國去，每晚在他的節目中演唱中國時代曲及歐西流行歌曲。
這段來自《華僑日報》的報道，多少帶有些故事性，江玲得以前往美國，更大可能是唱片公司和亞瑟·戈弗雷聯絡的結果。無論其中機緣如何，在江玲的職業生涯中，美國之行確實稱得上是她的“高光時刻”。在當年香港的歌星中，葛蘭第壹個登上美國電視節目舞台，而江玲則是第壹個作為常駐嘉賓在美國演出的。翻查當年的美國報紙，從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江玲多次登上亞瑟·戈弗雷的節目；1961年10月，江玲又再度赴美錄制唱片，並繼續其表演事業。盡管江玲最終並沒有選擇留在美國發展，但得益於這段游美經歷，她回港後，有了所謂“國際名歌後”“東方第壹歌後”之美譽。
美國報紙中的江玲與亞瑟·戈弗雷
美國之行給江玲帶來的改變，還有歌唱風格上的變化。在美國之行前，江玲的唱腔受國語時代曲的影響頗深，與同時代的歌星相比並無太突出的個人風格；而美國之行後，江玲不僅在英語的咬字運腔上更上壹層樓，更加強了中低音區的打磨，共鳴技術也得到明顯提高。據江玲專輯《夢裡喜相逢》的介紹，江玲借鑒了茱莉·倫敦（Julie London）的唱法，雖說江玲的音色和茱莉·倫敦的煙嗓質感相差甚多，但得益於江玲的音域和東方文化背景，又有別具壹格的魅力。
從美國回港後，江玲與回音樂隊合作，出版專輯《江玲與回音樂隊》。憑借專輯中江玲翻唱的《Al Di La》，這張專輯登頂香港唱片暢銷榜。但這種成功的取得，卻是基於市場的空白而實現的——由華納唱片發行的埃米利奧·佩裡科利版本《Al Di La》因庫存缺貨而停止銷售，江玲的翻唱版本得以乘勢崛起。事實上，華納唱片直到1962年方才在香港設立代表處。這個小小的插曲提示我們，鑽石唱片和江玲在香港的崛起，也與歐西流行曲的市場空白有關。
潮流謝幕
1960年，有人曾問及江玲的志願，江玲自承，志願是“成為壹位好歌星和壹位好主婦”。在樂壇多年的摸爬滾打，江玲已稱得上是壹位“好歌星”，但“好主婦”的志願則尚未實現。1964年，江玲與香港德仁書院校長林德光結婚。婚後的江玲實踐了作為“好主婦”的志願，與之相對的，她放棄了“好歌星”的身份。她不再到夜總會獻唱，也逐漸減少錄制唱片。在1969年錄制完最後壹張專輯《Kong Ling Today》後，江玲徹底退出樂壇。
專輯《Kong Ling Today》
江玲的退隱，雖然是她個人的選擇，但就樂壇的整體氛圍來看，她所引領的中西合璧演唱風格逐漸式微，是不爭的事實。壹篇刊登在《中國學生周報》的文章《由歐西流行曲談到我們自己的時代曲》是這樣說的：
不知道你是否這樣想過：吃壹片蛋糕扒壹口飯那將是什麼滋味呢？那麼如果你聽壹首歌，頭壹句是Only You或是別的什麼，跟著再走出壹連串國語，又或者在國語中加插兩叁句淺白的英文，你會有什麼感想？壹首 more than I can say 流行，於是乎，江玲唱、顧媚唱、莊雪芳唱，講粵語的賀蘭也呵呵呵呵爺爺爺爺來了，你煩悶不煩悶？
隨著戰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學歷、有知識的年輕人所喜愛的，或者是純正的歐西流行曲，或者是嚴肅的國語時代曲。江玲所引領的這種中西合璧的演唱風格已經滿足不了年輕人的審美需求，尤其是淺薄、庸俗的中英文歌詞，成為年輕人所批判的對象。
也正是在1960年代末，與江玲風格相似的幾個歌手中，方逸華已步入邵氏管理層，潘迪華加入TVB，成為電視節目《歡樂今宵》的台柱。而1960年代“夾band”熱潮興起後出道的另壹些主唱歐西流行曲的歌手，如仙杜拉、杜麗莎、葉麗儀等，則已不再有中西合璧的唱法。屬於江玲的黃金時代畢竟已經結束，急流勇退不失為明智之選。
江玲拾伍年的音樂生涯，見證了歐西流行曲在香港市場的演變。1950年代的江玲，沿著“中詞西曲”的道路在樂壇中摸索，但未能形成自己的個人風格；1960年代的江玲游走於中西之間，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甜心”；1960年代末，披頭士（The Beatles）引領歐美樂壇，歐西流行曲在香港大行其道，江玲這壹代身處於中西之間的英文歌星也就逐漸退出舞台，由更為西化的後來者接棒。黃奇智先生將1960年代看作是香港流行音樂“失去方向的年代”，國語時代曲漸失活力、粵語流行音樂難登大雅之堂、歐西流行曲尚未形成市場。但從江玲的音樂生涯中，我們仍然能看到香港流行音樂“自東徂西”的壹種趨勢。
行筆至此，不妨再以壹樁江玲的趣事作結。1963年，坐落中環陸海通大廈的夏蕙夜總會開業。新張伊始，夜總會邀請江玲常駐演唱，而為江玲伴奏的，則是後來聞名遐邇的音樂大師顧嘉煇。就年紀而言，顧嘉煇長江玲肆歲，但就當年歌壇的知名度和經驗而言，江玲卻遠在顧嘉煇之上。中西合璧式的流行音樂得以在1960年代的香港流行，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心態的微妙投射；而顧嘉煇等人在1970年代末引領的粵語流行曲風潮，背景則是香港人認同與香港精神的興起。壹時代有壹時代的音樂，顧嘉煇與江玲的合作，卻是時代交替之間的壹次奇妙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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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夜總會的“香港甜心”
江玲在出道前的經歷，並無太多文獻可證實，只能從壹些只言片語中尋找蛛絲馬跡。1954年江玲在新加坡登台演出時，《星洲日報》的壹則報道提到：
江小姐，廣東人，但能說壹口流利的國語，今年廿多歲，舉止卻大方得很，她是香港壹家書院中念書的，為好音樂，竟放棄了原有學校，而另入音樂之門，念了幾年，理論與經驗俱富，姿態甚美，自然不矯揉做作，這點，壹般顧曲的周郎，都加以承認的。
這段對江玲早年經歷的報道，大體上是真實的，原香港電台DJ鄧達智曾提及她是“土生土長英文書院”出身，應是所言非虛。另壹個需要加以辨析的地方，則是中英文維基百科上關於江玲早年經歷的介紹，均提到了她1951年憑借翻唱喬·斯塔福德的歌曲《Congratulations》贏得香港校際歌唱比賽冠軍的經歷。追溯這壹信息的來源，應是江玲在鑽石唱片的第壹張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這張專輯封底的介紹中提到，“Ever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Kong Ling loved singing but never thought of it as a career, until she won a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in 1951 with the song 'Congratulations'.”但翻查1951年的新聞報道，當年香港校級音樂節的比賽中沒有流行音樂組的比賽，江玲自然不可能憑借《Congratulations》奪得冠軍。當年女高音獨唱組的獲獎者，則是後來蜚聲國際的聲樂藝術家龐翹輝。或許江玲參加的比賽並非香港校際音樂節，但既無文獻可征，這壹經歷只能存疑。
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的封底
1954年，江玲正式出道。她出道之初的第壹張唱片，是在當年新月唱片的副牌良友唱片灌錄的《紅棉花開》。關於大長城、新月和良友叁個唱片廠牌的關系，已有《淺談50年代香港大長城，新月和良友唱片公司》壹文考證，叁個廠牌同屬大長城唱片公司應無疑義。大長城結業後李厚襄參與成立飛利浦唱片，江玲在1956年作為飛利浦唱片公司第壹批歌星亮相，也證實了良友和飛利浦之間的關聯。
前文曾述，江玲出道之初，曾在新加坡登台演出。從1954年12月到1955年6月間，她登台的雪園大酒樓，曾多次打出廣告宣傳。與她同台表演者，既有在香港活躍的董佩佩、李小鶯，也有新馬本地歌星廖月玲等。有趣的是，其他歌星在新加坡的登台時間均不長，唯有江玲壹人在雪園表演半年以上。江玲作為新人，遠走星洲賣唱如此之久，這應當是唱片公司有意為之。
《星洲日報》中江玲登台的廣告
1956年過檔飛利浦唱片後，江玲錄制了大量國語歌曲，其中主要分為兩類，壹類是電影插曲，另壹類是中詞西曲，又尤以後者有知名度，如《游龍恰恰》《齊力向前航》之屬。在飛利浦唱片時代，江玲已經展現出她卓越的英文水平，以1957年的《我想你，我要你，我愛你》為例，這首歌改編自Elvis Presley的《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由馮鳳叁填詞，可以說是標准的中詞西曲。但和當時壹般中詞西曲的演繹風格不同，江玲采用的是壹種中西合璧式的演唱風格，先唱壹段中文歌詞，再唱英文歌詞。江玲不算是最早采用這種演唱風格的歌星，但她的英文腔調卻是最為標准的，反而她的國語帶有濃重廣東口音。在華洋雜處、南腔北調的香港，這種風格稱得上是壹種別具壹格的港式風味。
加入飛利浦唱片後，江玲繼續在港九各夜總會、舞廳獻唱，當年各大夜總會，如豪華、花都、都城、雲華等都曾禮聘江玲登台。夜總會的收入顯然比單純錄制唱片高得多，1957年關於江玲的壹則報道就提到，年僅22歲的她已經購置壹部私家汽車，還在北角的英皇大廈買了壹套新居。在夜總會登台時，擅長英文歌也是江玲的壹大賣點，時人稱：“江玲的英文歌，西籍人士也贊賞，在‘豪華’獻歌，很受歡迎。”
當年在夜總會獻唱的歌星，如果有些名氣，則往往會冠以各種綽號，如張伊雯是“當代歌後”、董佩佩是“金嗓子”、逸敏是“百代歌後”等等。江玲早年在新加坡登台時，被冠以“青春歌後”之稱，而到了1958年，“青春歌後”的稱謂則被“甜姐兒”“香港甜心”取代。
“甜姐兒”這個稱號，曾經用於影星石英、歌星羅文（並非活躍於1980年代的那位）等人，1957年更有奧黛麗·赫本主演的同名電影（《Funny Face》）及香港吳回執導的另壹部同名電影，用於指代江玲而言辨識度不高。反而是“香港甜心”這個稱呼頗堪玩味。由理推之，“甜心”壹詞和英語的“sweetheart”相對應，基本是壹個外來詞；而在“甜心”前面加上“香港”的修飾語，則大概率意味著這個稱號不是由香港人自封的。由於江玲頗受外籍人士歡迎，可推測這個稱呼應屬於夜總會的外國人首先提出，或是夜總會、飛利浦公司專門針對外國人而量身定制的，惜無材料證實，姑妄言之。無論如何，“香港甜心”這個稱號，在整個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間，成為江玲的代名詞。香港《華僑日報》1961年對江玲的專訪，便以《香港甜心——江玲》為題，而她在1960年代的壹系列唱片，均會提及她“香港甜心”的稱號。
1950年代的江玲，已經成為歌壇小有名氣的明星，而她的個人風格則尚未得到充分地展現。正如黃奇智先生所言，以時代曲的標准來衡量，江玲始終屬於邊緣角色。195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樂，大體上仍是承上海流行音樂之余緒，而歐西流行曲在香港，則往往通過“中詞西曲”的模式在華人中傳播。對英語能力有限的華人來說，這是壹種間接的傳播；而對於英語能力較佳的江玲，這反而是壹種限制。進入1960年代，隨著文化風尚的改變和唱片業的洗牌，江玲迎來了屬於自己的時代，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甜心”。
江玲在飛利浦時代的唱片歌譜
游走中西之間
1959年，香港飛利浦唱片結業，原屬飛利浦的歌星也就此各奔東西。次年，江玲加入了鑽石唱片公司（Diamond Records）。在江玲加盟之前，鑽石唱片公司是壹家主要代理外國進口唱片的公司，正是從江玲加盟後，鑽石唱片公司開始在香港制作唱片。關於江玲和鑽石唱片公司的相遇，在江玲的專輯《夢裡喜相逢》封底有壹段頗為傳奇的故事：
江玲的歌唱天才是偶然為人發掘出來的。當時鑽石唱片公司的主理人，偶然涉足於九龍某著名夜總會裡，聽到江玲壹曲高歌後，認為歌喉是那樣的美妙，嗓子又那麼迷人，是壹位難得之才。因此就進行和她商量，希望她能為他的唱片公司效勞。在江玲方面，這是她多年夢寐難求，而成為實現的壹天，這才奠定了她日後的事業基礎。
姑且不論“偶然為人發掘”“多年夢寐難求”這種與江玲經歷不符的誇張之詞，夜總會是當時歌星的主要表演場所之壹，本就是唱片公司發掘人才的重要場所。不過，巧合之中也多少有些因緣際會，從唱片業市場來看，飛利浦的結業不僅讓歌星各奔東西，也形成了新的市場份額。而對鑽石唱片而言，它本就銷售外國唱片，老板Ran Silva也是葡萄牙人，在開拓唱片業務時，自然樂意先從熟悉的英語唱片開始。而江玲擅長英語，與鑽石唱片的風格壹拍即合。
1960年，江玲發行了她在鑽石唱片的第壹張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專輯中的《Let's Go off-beat》讓江玲真正走紅。除此之外，江玲還延續其早年的中西合璧風格，給西曲填上中詞，如1959年在美國推出的、具有世界熱度的歌曲《One Way Ticket》，江玲的版本是第壹個加入中文歌詞的。
Choo Choo Train 火車就要開
笛聲聲聲吹 只得流眼淚
我的愛人就要去不回
Bye Bye Love 火車已經開
再也喚不回 只得流眼淚
我的愛人壹去不能追
他是我的愛 我失去我的愛
他要對我說再會
他壹去不能追 要離開我
永遠永遠不回來
無可否認，這篇歌詞和馮鳳叁等填詞人所填的詞相比，究竟是稍顯淺薄，但和以往的中詞西曲不同的是，在江玲的演唱風格中，“中詞”總體並非重點，“西曲”才是主要部分。這壹方面指的是保留英文的原歌詞，而另壹方面則指的是保留西式的編曲風格，由此而構成了和壹般時代曲的區別。這種中西合璧，以西洋為主的演唱風格並不是江玲最早開創的，1950年代末的百代唱片歌手已有這方面的嘗試，但在芸芸歌星中，江玲卻是脫穎而出的壹位。和江玲同時代的方逸華、潘迪華等壹批英文水平較高的歌星，同樣走上了這條中西合璧的道路，引領了當年香港“港式西洋風”的壹股潮流。
專輯《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
這種游走於中西之間的“港式西洋風”得以形成，還有壹群關鍵的參與者，即來自菲律賓的樂手。在國語時代曲的演奏中，菲律賓樂手主要負責編曲工作，對時代曲發展貢獻良多；而當香港開始生產英語歌曲時，菲律賓樂手有了更大的創作空間。菲律賓樂手Celso Carrillo為江玲在鑽石的第壹張專輯編曲；而另壹位菲律賓樂手Vic O. Cristobal（葛士培，或譯歌詩寶、域傑斯杜波）在專輯《夢裡喜相逢》中為江玲創作詞曲；主要由菲律賓樂手組成的樂隊回音樂隊（Fabulous Echoes），則是江玲主要的合作伙伴。正如黃沾所言，“菲籍樂人的視奏能力極高，而風格接近美國與西班牙音樂，演奏流行音樂，往往比正統音樂學院出身的樂手奔放，因此更勝壹籌”。菲律賓樂手為江玲和香港流行音樂帶來的，不僅是菲律賓的“Off-Beat Cha Cha”，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風格。
1950年代香港華人英文教育的迅速發展，為英文唱片帶來了新的市場。年輕的“番書仔”“番書女”（指在英文學校讀書的華人）對江玲的英文歌曲頗為喜愛。除此之外，江玲中西合璧的演唱風格，也吸引了壹些能夠欣賞國語歌曲的華人聽眾。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年香港的英文歌曲市場仍被歐美歌星和樂隊占據，本地流行樂壇尚未成形；而香港中文電台也極少播送歐西流行曲，中英文音樂的受眾大不壹樣，國語歌曲始終是市場的主流。
除了華人之外，西方來客對江玲和她的歌曲也頗感興趣。對西方人來說，江玲將英文歌曲加上壹些國語歌詞，能夠凸顯出江玲的東方韻味，這是江玲受到西方聽眾歡迎的壹個重要原因。關於這壹點，不得不說的是江玲的另壹段故事。1960年，美國電視節目制作人亞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在亞洲巡演，並同步錄制節目，香港也是他巡演的壹站。由於這個契機，江玲得以與亞瑟·戈弗雷結識：
說來真是壹種奇跡，在去年肆月壹日愚人節晚上，江玲小姐在壹間夜總會演唱的時候，座上有壹位嘉賓對她美妙的歌喉大為傾倒，便立即向她表示，要安排她到美國的電台及電視台去表演。當時江玲小姐以為他只是趁著愚人節向她開玩笑而已，全沒有將他記在心內，因為以往也有許多人向她說過這種事情，但並沒有成功。後來她才知道，這位嘉賓是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音樂節目主持人之壹，聞名全美的葛非利（Arthur Godfrey）。他逢星期壹至伍每晚有壹小時全國性的葛非利音樂節目廣播。同年拾壹月，江玲小姐在他按（安）排之下，飛到美國去，每晚在他的節目中演唱中國時代曲及歐西流行歌曲。
這段來自《華僑日報》的報道，多少帶有些故事性，江玲得以前往美國，更大可能是唱片公司和亞瑟·戈弗雷聯絡的結果。無論其中機緣如何，在江玲的職業生涯中，美國之行確實稱得上是她的“高光時刻”。在當年香港的歌星中，葛蘭第壹個登上美國電視節目舞台，而江玲則是第壹個作為常駐嘉賓在美國演出的。翻查當年的美國報紙，從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江玲多次登上亞瑟·戈弗雷的節目；1961年10月，江玲又再度赴美錄制唱片，並繼續其表演事業。盡管江玲最終並沒有選擇留在美國發展，但得益於這段游美經歷，她回港後，有了所謂“國際名歌後”“東方第壹歌後”之美譽。
美國報紙中的江玲與亞瑟·戈弗雷
美國之行給江玲帶來的改變，還有歌唱風格上的變化。在美國之行前，江玲的唱腔受國語時代曲的影響頗深，與同時代的歌星相比並無太突出的個人風格；而美國之行後，江玲不僅在英語的咬字運腔上更上壹層樓，更加強了中低音區的打磨，共鳴技術也得到明顯提高。據江玲專輯《夢裡喜相逢》的介紹，江玲借鑒了茱莉·倫敦（Julie London）的唱法，雖說江玲的音色和茱莉·倫敦的煙嗓質感相差甚多，但得益於江玲的音域和東方文化背景，又有別具壹格的魅力。
從美國回港後，江玲與回音樂隊合作，出版專輯《江玲與回音樂隊》。憑借專輯中江玲翻唱的《Al Di La》，這張專輯登頂香港唱片暢銷榜。但這種成功的取得，卻是基於市場的空白而實現的——由華納唱片發行的埃米利奧·佩裡科利版本《Al Di La》因庫存缺貨而停止銷售，江玲的翻唱版本得以乘勢崛起。事實上，華納唱片直到1962年方才在香港設立代表處。這個小小的插曲提示我們，鑽石唱片和江玲在香港的崛起，也與歐西流行曲的市場空白有關。
潮流謝幕
1960年，有人曾問及江玲的志願，江玲自承，志願是“成為壹位好歌星和壹位好主婦”。在樂壇多年的摸爬滾打，江玲已稱得上是壹位“好歌星”，但“好主婦”的志願則尚未實現。1964年，江玲與香港德仁書院校長林德光結婚。婚後的江玲實踐了作為“好主婦”的志願，與之相對的，她放棄了“好歌星”的身份。她不再到夜總會獻唱，也逐漸減少錄制唱片。在1969年錄制完最後壹張專輯《Kong Ling Today》後，江玲徹底退出樂壇。
專輯《Kong Ling Today》
江玲的退隱，雖然是她個人的選擇，但就樂壇的整體氛圍來看，她所引領的中西合璧演唱風格逐漸式微，是不爭的事實。壹篇刊登在《中國學生周報》的文章《由歐西流行曲談到我們自己的時代曲》是這樣說的：
不知道你是否這樣想過：吃壹片蛋糕扒壹口飯那將是什麼滋味呢？那麼如果你聽壹首歌，頭壹句是Only You或是別的什麼，跟著再走出壹連串國語，又或者在國語中加插兩叁句淺白的英文，你會有什麼感想？壹首 more than I can say 流行，於是乎，江玲唱、顧媚唱、莊雪芳唱，講粵語的賀蘭也呵呵呵呵爺爺爺爺來了，你煩悶不煩悶？
隨著戰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學歷、有知識的年輕人所喜愛的，或者是純正的歐西流行曲，或者是嚴肅的國語時代曲。江玲所引領的這種中西合璧的演唱風格已經滿足不了年輕人的審美需求，尤其是淺薄、庸俗的中英文歌詞，成為年輕人所批判的對象。
也正是在1960年代末，與江玲風格相似的幾個歌手中，方逸華已步入邵氏管理層，潘迪華加入TVB，成為電視節目《歡樂今宵》的台柱。而1960年代“夾band”熱潮興起後出道的另壹些主唱歐西流行曲的歌手，如仙杜拉、杜麗莎、葉麗儀等，則已不再有中西合璧的唱法。屬於江玲的黃金時代畢竟已經結束，急流勇退不失為明智之選。
江玲拾伍年的音樂生涯，見證了歐西流行曲在香港市場的演變。1950年代的江玲，沿著“中詞西曲”的道路在樂壇中摸索，但未能形成自己的個人風格；1960年代的江玲游走於中西之間，成為名副其實的“香港甜心”；1960年代末，披頭士（The Beatles）引領歐美樂壇，歐西流行曲在香港大行其道，江玲這壹代身處於中西之間的英文歌星也就逐漸退出舞台，由更為西化的後來者接棒。黃奇智先生將1960年代看作是香港流行音樂“失去方向的年代”，國語時代曲漸失活力、粵語流行音樂難登大雅之堂、歐西流行曲尚未形成市場。但從江玲的音樂生涯中，我們仍然能看到香港流行音樂“自東徂西”的壹種趨勢。
行筆至此，不妨再以壹樁江玲的趣事作結。1963年，坐落中環陸海通大廈的夏蕙夜總會開業。新張伊始，夜總會邀請江玲常駐演唱，而為江玲伴奏的，則是後來聞名遐邇的音樂大師顧嘉煇。就年紀而言，顧嘉煇長江玲肆歲，但就當年歌壇的知名度和經驗而言，江玲卻遠在顧嘉煇之上。中西合璧式的流行音樂得以在1960年代的香港流行，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心態的微妙投射；而顧嘉煇等人在1970年代末引領的粵語流行曲風潮，背景則是香港人認同與香港精神的興起。壹時代有壹時代的音樂，顧嘉煇與江玲的合作，卻是時代交替之間的壹次奇妙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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