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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何方?美以伊戰爭對伊朗影響的思考和追問
路在何方?美以伊戰爭對伊朗影響的思考和追問路在何方?美以伊戰爭對伊朗影響的思考和追問
從某種程度上說，伊朗面臨的本質問題並不復雜，它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亦即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所洞察到的和平與發展兩大時代主題。但是，在當時世界多數國家進入到和平與發展時代之際，伊朗則仍更多受困於戰爭與革命的羈絆和束縛。因為伊朗於1979年爆發了伊斯蘭革命，1980年便因“輸出革命”爆發了持續八年之久（貫穿霍梅尼任最高領袖時期）的兩伊戰爭。其對內因執行伊斯蘭革命路線而走上與世界世俗化、現代化大潮相悖的伊斯蘭化道路；對外則陷入與伊拉克的戰爭、與海灣國家和阿拉伯世界對抗、與美國和西方對抗的革命斗爭之路。
伊朗的道路選擇固然有對巴列維王朝君主專制、激進世俗化、依賴西方進行糾偏的合理成分，但伊朗無疑在矯枉過正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並遭遇了嚴重的挫折。今天伊朗的國家實力和發展水平在國際上的地位，遠遠落後於革命之際巴列維王朝的國際地位，便是伊朗發展道路遭遇挫折的最直觀的寫照。
因此，未來伊朗的出路在於解決和平、發展兩大問題，並使贰者形成良性互動。但是由於伊朗內部積重難返，外部美以和西方遏制伊朗的環境短期內很難改變，如何找到“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對於伊朗絕不是壹個輕松的選擇，並考驗著伊朗領導人的智慧。
從發展方面說，伊朗面臨發展道路的選擇困境。伊朗的伊斯蘭主義道路以及在此道路下形成的“抵抗經濟”，在根本上是壹種“艱難生存型”經濟，而不是國家“富強發展型”經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全面伊斯蘭化也產生了壹系列結構性矛盾，諸如集權與民主、宗教與世俗、效率與公平、開放與封閉、貧富懸殊等諸多復雜矛盾。肆拾多年來，在最高領袖主導、總統行政的體制下，既有過拉夫桑加尼（1989-1997）、哈塔米（1997-2005）、魯哈尼（2013-2021）等歷任總統力求務實發展的階段，也有過內賈德時期的激進保守（2005-2013），但伊朗經濟社會發展始終乏善可陳，其根本原因之壹在於國內伊斯蘭共和體制的約束、對外無法融入國際體系和全球化。因此，發展問題的落腳點還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但是，伊朗不僅對內改革困難重重，而同樣關鍵的是改革開放需要解決和平問題，也就是要具備和平的發展環境。這在本質上涉及伊朗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執行“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革命外交和意識形態外交，並通過建立“抵抗陣線”進行反美、反以斗爭，同時壹度在海灣地區“輸出革命”並釀成兩伊戰爭，以及與海灣國家的嚴重對抗。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長期對抗的關系直到2023年才以沙特與伊朗復交的方式得到改善，而更加吊詭的是，此次戰爭伊朗把打擊海灣國家作為反擊美以的方式，再次把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復交後脆弱的緩和耗費殆盡，伊朗與海灣國家走向不睦乃至再次決裂和對抗，從而再度陷入地區孤立並破壞自身發展環境，無疑是大概率的事情。
從更大的外部環境說，伊朗與美國和西方的關系也陷入了死循環。從美國和伊朗的關系看，雙方也都有過改善關系的動力，如哈塔米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的互動、魯哈尼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簽署伊核協議，但最終都無法融化雙方之間過於厚重的對抗堅冰，而以色列對美伊關系的幹預和影響則使美伊矛盾更加復雜。美伊改善關系困難重重的根源在於雙方的外交進程是尋求先解決核問題等表面問題，再尋求和解可能的倒置的過程，而非先解決關系和解再解決具體問題。
此外，美伊關系的改善只有在雙方政府都相向而行時才有可能，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徹底放棄奧巴馬的對伊緩和政策，全面轉向“極限施壓”，便是美伊再度走向戰爭的重要根源。而更加不利的是，新壹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打擊“抵抗陣線”和伊朗的政策與特朗普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的合流，最終把壹場殘酷的戰爭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強加給伊朗。
在梳理伊朗困境及其出路的過程中，筆者也時常陷入矛盾無解的無奈。從美以伊戰爭對伊朗的影響來看，最大的困惑在於伊朗對內是走向更加保守還是相對開明，對外是走向更加激進還是務實溫和，但是在可見的未來，伊朗很可能在此次戰爭的沖擊和擠壓下對內走向更加保守，對外走向更加激進。因為其困境並不完全取決於伊朗自身的選擇，更取決於美國、西方和以色列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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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伊朗的道路選擇固然有對巴列維王朝君主專制、激進世俗化、依賴西方進行糾偏的合理成分，但伊朗無疑在矯枉過正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並遭遇了嚴重的挫折。今天伊朗的國家實力和發展水平在國際上的地位，遠遠落後於革命之際巴列維王朝的國際地位，便是伊朗發展道路遭遇挫折的最直觀的寫照。
因此，未來伊朗的出路在於解決和平、發展兩大問題，並使贰者形成良性互動。但是由於伊朗內部積重難返，外部美以和西方遏制伊朗的環境短期內很難改變，如何找到“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對於伊朗絕不是壹個輕松的選擇，並考驗著伊朗領導人的智慧。
從發展方面說，伊朗面臨發展道路的選擇困境。伊朗的伊斯蘭主義道路以及在此道路下形成的“抵抗經濟”，在根本上是壹種“艱難生存型”經濟，而不是國家“富強發展型”經濟。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全面伊斯蘭化也產生了壹系列結構性矛盾，諸如集權與民主、宗教與世俗、效率與公平、開放與封閉、貧富懸殊等諸多復雜矛盾。肆拾多年來，在最高領袖主導、總統行政的體制下，既有過拉夫桑加尼（1989-1997）、哈塔米（1997-2005）、魯哈尼（2013-2021）等歷任總統力求務實發展的階段，也有過內賈德時期的激進保守（2005-2013），但伊朗經濟社會發展始終乏善可陳，其根本原因之壹在於國內伊斯蘭共和體制的約束、對外無法融入國際體系和全球化。因此，發展問題的落腳點還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
但是，伊朗不僅對內改革困難重重，而同樣關鍵的是改革開放需要解決和平問題，也就是要具備和平的發展環境。這在本質上涉及伊朗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問題。自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執行“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革命外交和意識形態外交，並通過建立“抵抗陣線”進行反美、反以斗爭，同時壹度在海灣地區“輸出革命”並釀成兩伊戰爭，以及與海灣國家的嚴重對抗。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長期對抗的關系直到2023年才以沙特與伊朗復交的方式得到改善，而更加吊詭的是，此次戰爭伊朗把打擊海灣國家作為反擊美以的方式，再次把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復交後脆弱的緩和耗費殆盡，伊朗與海灣國家走向不睦乃至再次決裂和對抗，從而再度陷入地區孤立並破壞自身發展環境，無疑是大概率的事情。
從更大的外部環境說，伊朗與美國和西方的關系也陷入了死循環。從美國和伊朗的關系看，雙方也都有過改善關系的動力，如哈塔米政府和克林頓政府的互動、魯哈尼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簽署伊核協議，但最終都無法融化雙方之間過於厚重的對抗堅冰，而以色列對美伊關系的幹預和影響則使美伊矛盾更加復雜。美伊改善關系困難重重的根源在於雙方的外交進程是尋求先解決核問題等表面問題，再尋求和解可能的倒置的過程，而非先解決關系和解再解決具體問題。
此外，美伊關系的改善只有在雙方政府都相向而行時才有可能，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徹底放棄奧巴馬的對伊緩和政策，全面轉向“極限施壓”，便是美伊再度走向戰爭的重要根源。而更加不利的是，新壹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打擊“抵抗陣線”和伊朗的政策與特朗普對伊朗“極限施壓”政策的合流，最終把壹場殘酷的戰爭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強加給伊朗。
在梳理伊朗困境及其出路的過程中，筆者也時常陷入矛盾無解的無奈。從美以伊戰爭對伊朗的影響來看，最大的困惑在於伊朗對內是走向更加保守還是相對開明，對外是走向更加激進還是務實溫和，但是在可見的未來，伊朗很可能在此次戰爭的沖擊和擠壓下對內走向更加保守，對外走向更加激進。因為其困境並不完全取決於伊朗自身的選擇，更取決於美國、西方和以色列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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