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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一个"为穷人好"的故事,是怎么成立的
张雪峰:一个"为穷人好"的故事,是怎么成立的张雪峰:一个"为穷人好"的故事,是怎么成立的
“张雪峰是我见过头一个靠讲真话活着的人。”这是他去世当天，知乎上获赞最多的评论之一。而在苏州的追悼会现场，甚至出现了“十里长街”的景象。
在支持者的讲述中，张雪峰的人生几乎可以被写成一部圣徒传记：从黑龙江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走出来，高考填志愿时以为“给排水”就是疏通下水道，亲身吃过信息匮乏的亏。此后，他用大白话刺穿高校招生的信息壁垒，为千万同样茫然的家庭指点一条条明路。他一天讲八场，日均睡不到四个小时；2023年因过度劳累被医院强制收治，出院后依然没有慢下来。他不止一次谈及自己的死亡——“等我死那天，微博一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墓志铭也早已想好：“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这些细节，被支持者拼接成一个明知在燃尽、却仍选择继续燃烧的殉道者故事。
也正因如此，批评张雪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仿佛等同于背叛广大意义上的“普通人”。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报》曾不点名批评他，质问“普通家庭的孩子选专业，是不是只能选能吃上饭的”，微博评论区随即一面倒地嘲讽回去：“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批评者看到的则是另一幅图景：张雪峰并非在弥合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学教育降维为职业培训，用“就业”“薪资”一把尺子衡量一切专业。
“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
“所有文科都是服务业，一个字：舔。”
这些表达构成了一套稳定的价值主张。而在这套主张背后，运转着一个规模可观的商业体系：2024年，“峰学蔚来”营收超过八亿元；志愿填报“梦想卡”“圆梦卡”定价在1.3万至1.9万元之间；单条视频广告报价25万元，线下出场费40万元/小时；其名下关联公司达11家，业务横跨教育、文旅、直播带货乃至创投。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在张雪峰公开劝退新闻学之后，各省该专业录取排位平均下跌约15%。他不仅在描述现实，也在改写现实。
支持者并不认同这一指控。他们坚持认为，张雪峰更“接地气”：当新闻学教授们谈论理想与学术时，是否真正直面过底层家庭“选错专业就翻不了身”的恐惧？象牙塔中的学者批评一个为穷人指路的草根英雄，本身就带着傲慢。与之针锋相对，批评者则认为，张雪峰将复杂的教育选择压缩为“有用/无用”的二元判断，以贩卖恐惧与焦虑驱动决策，最终最大的受益者并非底层家庭，而是他年入数亿的生意。
围绕张雪峰，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始终存在着激烈争议。他的去世，对其家人、朋友、员工与支持者而言是一场悲剧；而在“死者为大”的朴素人伦之外，真正关心自我与社会的人，还需要思考更多。
争议之所以难以消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一代中国人究竟在相信什么？张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构建一整套叙事——思考，或许就要从这套叙事开始。
文｜谷雨
编辑｜阳少
张雪峰的叙事
“你家里没矿，你敢选文科吗？”
“把你家底全掏空了供你上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你对得起谁？”
在成千上万场直播中，这些高频出现的排比句，通过将一次高考志愿的填报与“家庭破产”、“父母生死”强制绑定，张雪峰成功唤醒了弱势群体内心最深层、最本能的恐惧。
他讲给千万家庭听的故事，往往从一个问题开始：你是谁。在他的叙述里，普通家庭的孩子处在一种极其脆弱的处境中，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你的兴趣，应该是先让自己活下来。”“一步错，可能步步错，全家跟着受累。”他把选择分成“I want”和“I have to”，并明确指出，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后者。兴趣和理想被推迟，甚至被视为一种独属于富裕阶层的奢侈。
一旦这个前提被接受，后面的逻辑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你承认自己承受不起错误，那么任何偏离“稳妥路径”的选择都会显得过于冒险。而对这种功利主义的质疑，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何不食肉糜”。“脆弱性”是张雪峰的绝对前提，预先取消了所有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他从结果出发倒推选择，用就业和收入来衡量专业的价值。于是，专业不再有“好不好”，只剩下“有没有用”。
但仅有这样一套方法，并不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家庭的人生导师。更关键的，是他讲述这套方法的方式。他几乎完全避开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直播里脏话、玩笑、插科打诨不断，语气粗、节奏快，像一段段可以被随手转发的短句。这种风格看上去是“随口一说”，但它同时完成了几件事：把复杂的人生志业压缩成直观判断，制造一种“不绕弯子”的真诚感，也在无形中与专家、官媒的表达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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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者的讲述中，张雪峰的人生几乎可以被写成一部圣徒传记：从黑龙江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走出来，高考填志愿时以为“给排水”就是疏通下水道，亲身吃过信息匮乏的亏。此后，他用大白话刺穿高校招生的信息壁垒，为千万同样茫然的家庭指点一条条明路。他一天讲八场，日均睡不到四个小时；2023年因过度劳累被医院强制收治，出院后依然没有慢下来。他不止一次谈及自己的死亡——“等我死那天，微博一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墓志铭也早已想好：“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这些细节，被支持者拼接成一个明知在燃尽、却仍选择继续燃烧的殉道者故事。
也正因如此，批评张雪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仿佛等同于背叛广大意义上的“普通人”。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报》曾不点名批评他，质问“普通家庭的孩子选专业，是不是只能选能吃上饭的”，微博评论区随即一面倒地嘲讽回去：“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批评者看到的则是另一幅图景：张雪峰并非在弥合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学教育降维为职业培训，用“就业”“薪资”一把尺子衡量一切专业。
“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
“所有文科都是服务业，一个字：舔。”
这些表达构成了一套稳定的价值主张。而在这套主张背后，运转着一个规模可观的商业体系：2024年，“峰学蔚来”营收超过八亿元；志愿填报“梦想卡”“圆梦卡”定价在1.3万至1.9万元之间；单条视频广告报价25万元，线下出场费40万元/小时；其名下关联公司达11家，业务横跨教育、文旅、直播带货乃至创投。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在张雪峰公开劝退新闻学之后，各省该专业录取排位平均下跌约15%。他不仅在描述现实，也在改写现实。
支持者并不认同这一指控。他们坚持认为，张雪峰更“接地气”：当新闻学教授们谈论理想与学术时，是否真正直面过底层家庭“选错专业就翻不了身”的恐惧？象牙塔中的学者批评一个为穷人指路的草根英雄，本身就带着傲慢。与之针锋相对，批评者则认为，张雪峰将复杂的教育选择压缩为“有用/无用”的二元判断，以贩卖恐惧与焦虑驱动决策，最终最大的受益者并非底层家庭，而是他年入数亿的生意。
围绕张雪峰，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始终存在着激烈争议。他的去世，对其家人、朋友、员工与支持者而言是一场悲剧；而在“死者为大”的朴素人伦之外，真正关心自我与社会的人，还需要思考更多。
争议之所以难以消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一代中国人究竟在相信什么？张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构建一整套叙事——思考，或许就要从这套叙事开始。
文｜谷雨
编辑｜阳少
张雪峰的叙事
“你家里没矿，你敢选文科吗？”
“把你家底全掏空了供你上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你对得起谁？”
在成千上万场直播中，这些高频出现的排比句，通过将一次高考志愿的填报与“家庭破产”、“父母生死”强制绑定，张雪峰成功唤醒了弱势群体内心最深层、最本能的恐惧。
他讲给千万家庭听的故事，往往从一个问题开始：你是谁。在他的叙述里，普通家庭的孩子处在一种极其脆弱的处境中，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你的兴趣，应该是先让自己活下来。”“一步错，可能步步错，全家跟着受累。”他把选择分成“I want”和“I have to”，并明确指出，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后者。兴趣和理想被推迟，甚至被视为一种独属于富裕阶层的奢侈。
一旦这个前提被接受，后面的逻辑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你承认自己承受不起错误，那么任何偏离“稳妥路径”的选择都会显得过于冒险。而对这种功利主义的质疑，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何不食肉糜”。“脆弱性”是张雪峰的绝对前提，预先取消了所有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他从结果出发倒推选择，用就业和收入来衡量专业的价值。于是，专业不再有“好不好”，只剩下“有没有用”。
但仅有这样一套方法，并不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家庭的人生导师。更关键的，是他讲述这套方法的方式。他几乎完全避开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直播里脏话、玩笑、插科打诨不断，语气粗、节奏快，像一段段可以被随手转发的短句。这种风格看上去是“随口一说”，但它同时完成了几件事：把复杂的人生志业压缩成直观判断，制造一种“不绕弯子”的真诚感，也在无形中与专家、官媒的表达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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