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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汪峰到李榮浩,音樂版權保護為何這麼難
從汪峰到李榮浩,音樂版權保護為何這麼難從汪峰到李榮浩,音樂版權保護為何這麼難
郭春飛就表示：“音樂作品是詞曲結合的整體，不能割裂處理。如果部分權利人無法參與訴訟，難道就剝奪其他權利人制止侵權的權利？”
由於詞曲創作常涉及多方主體，著作權細分權利常被單獨行使且對應多種使用場景，侵權認定與維權追責就變得復雜。“音樂是最小單位的作品形式，但權利也是最復雜的。”郭春飛說，“音樂人發聲的是少數，維權成本高是原因之壹，訴訟周期長，流程繁瑣，判決賠償低。”
但就李榮浩而言，權利歸屬非常清晰。曾經營過音樂版權公司的業內人士楊昆解釋，李榮浩的身份不同於大多數音樂人，其創作模式被業內稱為“壹人樂隊”——包括《李白》在內的多部作品，從誕生到呈現的全部環節，拾幾道工序均由李榮浩壹人完成。
“李榮浩維權的正當性，挑不出任何問題。”楊昆說，這意味著，李榮浩既是創作者，也是演唱者，同時還是版權所有者。在著作權法賦予作者的13項財產權利中，李榮浩壹人享有對應的全部著作權財產權。
對於李榮浩來說，被侵權的不只是作為詞曲作者的財產權，還有作為編曲者的藝術表達權，作為制作人的成品控制權，以及作為演唱者的表演者權。
從指責原創者到群起維權
在李榮浩公開維權後，多位音樂人借機發聲。作曲家阿鯤、水木年華成員盧庚戌也發文呼吁行業重視版權問題。盧庚戌稱，其原創歌曲《愛上你我很快樂》成為被侵權的重災區。他呼吁歌曲被商用前進行版權溝通與授權。過往已經侵權使用者主動補上版權費用。“補費之後，既往不咎。”
3月30日晚，獨立音樂人LBI利比（時柏塵）發文控訴環球音樂中國，稱其在合作迷你專輯期間存在版權與合約糾紛，截至3月31日環球音樂中國未作回應。
楊昆認為，這壹連串事件的集中爆發，反映出音樂版權問題的普遍性。“從行業來看，這不是什麼特別驚奇的事情，相關侵權訴訟每年都有很多起。”
在楊昆的印象裡，上壹次鬧出較大輿論動靜的，還是汪峰發布的5000字長文，控訴“旭日陽剛”農民工組合侵權。
2010年8月，王旭和劉剛的“旭日陽剛”農民工組合在出租屋翻唱汪峰《春天裡》的視頻走紅網絡。後汪峰授權“旭日陽剛”登上2011年央視春晚演唱《春天裡》。
據公開報道，自那年春晚後，“旭日陽剛”將《春天裡》作為商演核心曲目，但從未獲得商業授權、未支付任何版權費。汪峰多次私下提醒，商演必須授權付費，並建議贰人創作原創作品以長遠發展，但均未被重視。
2011年2月，汪峰通過經紀人正式發布“禁唱令”，禁止“旭日陽剛”以任何形式商業演唱《春天裡》，並收回所有授權。
楊昆還記得，當時大量網友都支持“旭日陽剛”，指責汪峰欺負弱勢群體。“以前有很多人覺得，我唱你歌是幫你傳播，現在大家版權意識提高了，這些落後的觀念也慢慢在矯正。”
楊昆認為，業內版權意識淡薄的原因還在於，“早年國內很多演唱家、演奏家都是為國有團體服務，演出由組織安排，版權問題由單位解決，大家的版權意識比較淡薄”。
“市場化之後，歌手成了個體戶，但版權意識並沒有同步跟上。”楊昆說，這種歷史斷層導致行業內部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差和認知差。音樂版權在法律體系尚不完善的同時，相繼又受到互聯網盜版和短視頻沖擊，壹直沒有建立起相對良好的秩序，“很多主辦方都是先用了（歌）再說，先上車後補票，甚至不補票”。
高蘋也感慨，國內整體的音樂版權管理起步較晚，目前還是處於發展甚至教育階段，使用者甚至音樂人們普遍版權認知不足，商業合作中版權的使用范圍和權利界定經常處於邊界模糊的狀態，“每種權利在授權時都有不同授權標准以及版稅價值。”
高蘋說，近些年，雖然壹些音樂版權維權事件因名人效應得以被看見，但“很多作者被侵犯版權後無力伸張，維權成本還是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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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詞曲創作常涉及多方主體，著作權細分權利常被單獨行使且對應多種使用場景，侵權認定與維權追責就變得復雜。“音樂是最小單位的作品形式，但權利也是最復雜的。”郭春飛說，“音樂人發聲的是少數，維權成本高是原因之壹，訴訟周期長，流程繁瑣，判決賠償低。”
但就李榮浩而言，權利歸屬非常清晰。曾經營過音樂版權公司的業內人士楊昆解釋，李榮浩的身份不同於大多數音樂人，其創作模式被業內稱為“壹人樂隊”——包括《李白》在內的多部作品，從誕生到呈現的全部環節，拾幾道工序均由李榮浩壹人完成。
“李榮浩維權的正當性，挑不出任何問題。”楊昆說，這意味著，李榮浩既是創作者，也是演唱者，同時還是版權所有者。在著作權法賦予作者的13項財產權利中，李榮浩壹人享有對應的全部著作權財產權。
對於李榮浩來說，被侵權的不只是作為詞曲作者的財產權，還有作為編曲者的藝術表達權，作為制作人的成品控制權，以及作為演唱者的表演者權。
從指責原創者到群起維權
在李榮浩公開維權後，多位音樂人借機發聲。作曲家阿鯤、水木年華成員盧庚戌也發文呼吁行業重視版權問題。盧庚戌稱，其原創歌曲《愛上你我很快樂》成為被侵權的重災區。他呼吁歌曲被商用前進行版權溝通與授權。過往已經侵權使用者主動補上版權費用。“補費之後，既往不咎。”
3月30日晚，獨立音樂人LBI利比（時柏塵）發文控訴環球音樂中國，稱其在合作迷你專輯期間存在版權與合約糾紛，截至3月31日環球音樂中國未作回應。
楊昆認為，這壹連串事件的集中爆發，反映出音樂版權問題的普遍性。“從行業來看，這不是什麼特別驚奇的事情，相關侵權訴訟每年都有很多起。”
在楊昆的印象裡，上壹次鬧出較大輿論動靜的，還是汪峰發布的5000字長文，控訴“旭日陽剛”農民工組合侵權。
2010年8月，王旭和劉剛的“旭日陽剛”農民工組合在出租屋翻唱汪峰《春天裡》的視頻走紅網絡。後汪峰授權“旭日陽剛”登上2011年央視春晚演唱《春天裡》。
據公開報道，自那年春晚後，“旭日陽剛”將《春天裡》作為商演核心曲目，但從未獲得商業授權、未支付任何版權費。汪峰多次私下提醒，商演必須授權付費，並建議贰人創作原創作品以長遠發展，但均未被重視。
2011年2月，汪峰通過經紀人正式發布“禁唱令”，禁止“旭日陽剛”以任何形式商業演唱《春天裡》，並收回所有授權。
楊昆還記得，當時大量網友都支持“旭日陽剛”，指責汪峰欺負弱勢群體。“以前有很多人覺得，我唱你歌是幫你傳播，現在大家版權意識提高了，這些落後的觀念也慢慢在矯正。”
楊昆認為，業內版權意識淡薄的原因還在於，“早年國內很多演唱家、演奏家都是為國有團體服務，演出由組織安排，版權問題由單位解決，大家的版權意識比較淡薄”。
“市場化之後，歌手成了個體戶，但版權意識並沒有同步跟上。”楊昆說，這種歷史斷層導致行業內部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差和認知差。音樂版權在法律體系尚不完善的同時，相繼又受到互聯網盜版和短視頻沖擊，壹直沒有建立起相對良好的秩序，“很多主辦方都是先用了（歌）再說，先上車後補票，甚至不補票”。
高蘋也感慨，國內整體的音樂版權管理起步較晚，目前還是處於發展甚至教育階段，使用者甚至音樂人們普遍版權認知不足，商業合作中版權的使用范圍和權利界定經常處於邊界模糊的狀態，“每種權利在授權時都有不同授權標准以及版稅價值。”
高蘋說，近些年，雖然壹些音樂版權維權事件因名人效應得以被看見，但“很多作者被侵犯版權後無力伸張，維權成本還是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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