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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汪峰到李榮浩,音樂版權保護為何這麼難
從汪峰到李榮浩,音樂版權保護為何這麼難從汪峰到李榮浩,音樂版權保護為何這麼難
2024年6月22日，李榮浩在江蘇省淮安市壹場演唱會上表演。視覺中國圖
2026年3月底，壹場圍繞音樂作品《李白》的版權糾紛，將兩位歌手推至輿論中心。
3月29日下午，李榮浩通過個人微博公開維權，稱單依純在2026年3月28日“純妹妹2.0”巡回演唱會深圳站中，未經授權演唱其作品《李白》。次日凌晨，單依純發布長文道歉，並承認在未取得書面授權的情況下演唱了《李白》。
這場公開喊話迅速登上熱搜，成為近期熱度最高的文娛事件。雙方粉絲及網友掀起討論熱潮。李榮浩於3月30日發布微博稱，自己因此遭遇網暴。
李榮浩公開維權後，多位音樂人借機發聲，稱曾遭遇侵權。多位業內專家指出，李榮浩此舉，是將國內音樂行業長期存在的版權意識薄弱與侵權亂象，又壹次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
是歌手之責還是主辦方的鍋
李榮浩在微博中提及，單依純在授權被拒絕後依然在演唱會中演唱《李白》，構成著作權侵權。他還附上版權公司與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以下簡稱“音著協”）的未授權證明郵件，其中寫明：“協會未就該作品發放任何授權。”
次日凌晨，單依純發微博回應，稱此次巡演的曲目版權審核、授權申請等工作，均由主辦公司全權負責。“我基於對合作方專業流程的信任，演出前未進壹步核實授權文件細節，之後我才得知主辦方實際並未簽署《李白》的表演授權。”單依純在微博中寫道，“但我仍需為未親自核查授權文件的監督疏忽負責”。據涉事演唱會公開信息，單依純身兼該場演出的總監制。
著作權法第叁拾八條規定，表演者使用他人作品演出，應當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並支付報酬；演出組織者組織演出，由該組織者取得著作權人許可並支付報酬。
郭春飛是北京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市文化娛樂法學會音樂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演出方通常會向音著協申請歌曲的演出授權。音著協是由國家版權局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同發起成立的、國內唯壹的音樂作品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為非營利性機構。
郭春飛補充，音著協對外授權的前提是，權利人已加入且與其簽訂表演權授權協議，並將相關權利委托其管理。音樂作品權利人依法享有13項財產權利和4項精神權利，在加入音著協時可選擇將財產權利全部或部分委托。
郭春飛分析，在此次李榮浩與單依純的版權糾紛中，目前尚不明確音著協代李榮浩管理的權利范圍，需以與音著協簽訂的具體合同內容為准。
在這起版權糾紛事件的網絡討論中，李榮浩的支持者認為，單依純壹方申請授權被拒仍登台演唱屬於明知故犯，是對原創與版權底線的公然漠視；單依純的部分粉絲則為其辯解：這是團隊流程失誤、非藝人主觀故意。
當壹場演出發生侵權時，責任應由登台的表演者承擔，還是由組織演出的主辦方負責？這也是郭春飛此前代理刀郎訴降央卓瑪侵權系列案件時，反復提及的核心問題。
幾份刀郎訴降央卓瑪侵權的判決書顯示，降央卓瑪未經許可，在2017年至2019年間的多場商業演出中演唱了刀郎創作的《西海情歌》《手心裡的溫柔》等作品。降央卓瑪辯稱，根據著作權法，演出組織者應當負責取得授權，她作為受邀表演者沒有單獨獲取授權的義務。而刀郎壹方認為，表演者是作品使用的直接實施者，應與組織者承擔連帶責任。
郭春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刀郎訴降央卓瑪的多起案件中，法院判決存在分歧。
如湖北、上海、浙江等地人民法院判令表演者與組織者承擔連帶責任。肆川天府新區人民法院則區分處理：在組織者信息不明的壹場演出中，降央卓瑪需承擔責任；在組織者信息明確的另壹場演出中，表演者無須擔責。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同樣認定，當演出組織者信息明確時，侵權責任僅由組織者承擔，表演者無責。
“誰使用誰要獲得授權，表演者是直接使用者，應該是第壹法定義務人。”郭春飛認為，著作權法第叁拾八條規定了組織者具有獲得授權的義務，但並沒有免除表演者的義務。演出合同可以在雙方之間約定版權清理責任歸屬，但對於權利人而言，表演者與組織者構成分工合作關系，均應承擔連帶責任。
單依純在前述發布於3月30日凌晨的微博中宣布，自己將停止《李白》後續所有演出演唱，並對本次演出官方線上線下宣傳物料中涉及《李白》的相關內容進行刪除，關閉侵權片段的官方傳播通道，並由個人承擔後續全額版權使用費和相應賠償。
3月30日凌晨2時許，單依純巡演聯合主辦方北京百沐娛樂、闊景音樂發文致歉信，稱巡演曲目著作權審核、落實工作中存在疏漏與瑕疵。當晚10時許，主辦方宣布武漢、鄭州兩場已售票未演出場次開啟48小時無責全額退票，演唱會按原計劃舉辦。
2011年1月31日，在央視春晚錄播帶的錄制現場，“旭日陽剛”演唱《春天裡》。視覺中國圖
“壹本書換了個書皮”
單依純與李榮浩的交集，根據公開信息可追溯到2020年。彼時18歲的單依純參加《中國好聲音》，李榮浩曾在公開場合對其唱功給予肯定。
2025年6月，單依純在《歌手2025》第肆期舞台上，首次公開演繹李榮浩的經典作品《李白》。她以壹襲紅裙亮相，搭配賽博朋克風格的妝容，被舞台上空藍紫色的燈光包裹。
音樂響起，原本的搖滾編曲被電子音色取代。在她改編後的《李白》版本中，融入電競元素與魔性念白：“我本是輔助，今晚來打野。區區叁萬天，試試又能怎？如何呢，又能怎？”
其改編版本壹經播出，迅速引爆全網。節目播出後48小時內衍生16個熱搜話題，抖音相關贰創視頻單日播放量超5000萬次，B站播放量突破404萬。壹周之內，多個相關微博熱搜話題流量突破億次。
“如何呢，又能怎”成為風靡壹時的網絡熱梗。網友評價兩極分化。有人認為“毀了經典”，也有人欣賞單依純“唱出了當代年輕人的精神狀態”。
李榮浩在3月29日下午發微博提及翻唱《李白》事件，稱自己過去壹直保持沉默。
“全網都在等我評價《李白》，我今天給壹個評價。”李榮浩發文直言改編後的《李白》從和弦到律動，並無太大變化，把真鼓改成電鼓不構成所謂的改編，“前後加的幾段，我理解比喻成，壹本書換了個書皮，本質內容沒變。”
資深版權經紀人高蘋有贰拾多年的版權管理經驗。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音樂作品進行改編，需經著作權人本人同意。以她自己接洽的商務合作為例，她會細化到歌詞裡的每壹個改動的字，都要跟作者確認，“如果作者不同意，那我是不能授權的。”
郭春飛與壹些音樂創作人接觸下來，發覺部分音樂人維權的主要目的並非索賠，而是維護自己的作品。當作品被擅自改編和被商業化使用且歪曲原意時，精神損失遠非壹筆授權費可以衡量。“音樂人創作詞曲，就像孕育孩子壹樣投入心血，每壹句歌詞、每壹段旋律都有背後的故事。”
郭春飛提到壹個案例：2018年，《牡丹之歌》的詞作者喬羽，授權北京眾得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狀告岳雲鵬，理由是對方未經許可改編歌詞創作《伍環之歌》侵犯其改編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
《伍環之歌》保留了《牡丹之歌》的原曲，但歌詞被完全替換。然而，由於喬羽只是詞作者，已經過世的曲作者並未參與這場訴訟，且岳雲鵬更換歌詞未使用原詞，法院最終判定原告敗訴。該案判決後，學界和實務界對“詞曲可否分割維權”仍有爭議。
郭春飛就表示：“音樂作品是詞曲結合的整體，不能割裂處理。如果部分權利人無法參與訴訟，難道就剝奪其他權利人制止侵權的權利？”
由於詞曲創作常涉及多方主體，著作權細分權利常被單獨行使且對應多種使用場景，侵權認定與維權追責就變得復雜。“音樂是最小單位的作品形式，但權利也是最復雜的。”郭春飛說，“音樂人發聲的是少數，維權成本高是原因之壹，訴訟周期長，流程繁瑣，判決賠償低。”
但就李榮浩而言，權利歸屬非常清晰。曾經營過音樂版權公司的業內人士楊昆解釋，李榮浩的身份不同於大多數音樂人，其創作模式被業內稱為“壹人樂隊”——包括《李白》在內的多部作品，從誕生到呈現的全部環節，拾幾道工序均由李榮浩壹人完成。
“李榮浩維權的正當性，挑不出任何問題。”楊昆說，這意味著，李榮浩既是創作者，也是演唱者，同時還是版權所有者。在著作權法賦予作者的13項財產權利中，李榮浩壹人享有對應的全部著作權財產權。
對於李榮浩來說，被侵權的不只是作為詞曲作者的財產權，還有作為編曲者的藝術表達權，作為制作人的成品控制權，以及作為演唱者的表演者權。
從指責原創者到群起維權
在李榮浩公開維權後，多位音樂人借機發聲。作曲家阿鯤、水木年華成員盧庚戌也發文呼吁行業重視版權問題。盧庚戌稱，其原創歌曲《愛上你我很快樂》成為被侵權的重災區。他呼吁歌曲被商用前進行版權溝通與授權。過往已經侵權使用者主動補上版權費用。“補費之後，既往不咎。”
3月30日晚，獨立音樂人LBI利比（時柏塵）發文控訴環球音樂中國，稱其在合作迷你專輯期間存在版權與合約糾紛，截至3月31日環球音樂中國未作回應。
楊昆認為，這壹連串事件的集中爆發，反映出音樂版權問題的普遍性。“從行業來看，這不是什麼特別驚奇的事情，相關侵權訴訟每年都有很多起。”
在楊昆的印象裡，上壹次鬧出較大輿論動靜的，還是汪峰發布的5000字長文，控訴“旭日陽剛”農民工組合侵權。
2010年8月，王旭和劉剛的“旭日陽剛”農民工組合在出租屋翻唱汪峰《春天裡》的視頻走紅網絡。後汪峰授權“旭日陽剛”登上2011年央視春晚演唱《春天裡》。
據公開報道，自那年春晚後，“旭日陽剛”將《春天裡》作為商演核心曲目，但從未獲得商業授權、未支付任何版權費。汪峰多次私下提醒，商演必須授權付費，並建議贰人創作原創作品以長遠發展，但均未被重視。
2011年2月，汪峰通過經紀人正式發布“禁唱令”，禁止“旭日陽剛”以任何形式商業演唱《春天裡》，並收回所有授權。
楊昆還記得，當時大量網友都支持“旭日陽剛”，指責汪峰欺負弱勢群體。“以前有很多人覺得，我唱你歌是幫你傳播，現在大家版權意識提高了，這些落後的觀念也慢慢在矯正。”
楊昆認為，業內版權意識淡薄的原因還在於，“早年國內很多演唱家、演奏家都是為國有團體服務，演出由組織安排，版權問題由單位解決，大家的版權意識比較淡薄”。
“市場化之後，歌手成了個體戶，但版權意識並沒有同步跟上。”楊昆說，這種歷史斷層導致行業內部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差和認知差。音樂版權在法律體系尚不完善的同時，相繼又受到互聯網盜版和短視頻沖擊，壹直沒有建立起相對良好的秩序，“很多主辦方都是先用了（歌）再說，先上車後補票，甚至不補票”。
高蘋也感慨，國內整體的音樂版權管理起步較晚，目前還是處於發展甚至教育階段，使用者甚至音樂人們普遍版權認知不足，商業合作中版權的使用范圍和權利界定經常處於邊界模糊的狀態，“每種權利在授權時都有不同授權標准以及版稅價值。”
高蘋說，近些年，雖然壹些音樂版權維權事件因名人效應得以被看見，但“很多作者被侵犯版權後無力伸張，維權成本還是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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