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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個學生擠進7座車":艱難上學路上的致命車禍
"16個學生擠進7座車":艱難上學路上的致命車禍"16個學生擠進7座車":艱難上學路上的致命車禍
3月23日早上，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恒底工業園附近發生車禍。壹輛載著16名學生的伍菱小型客車在前往小學路上，與路邊停放的大貨車碰撞，造成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該車核載7人，實載17人（含司機），嚴重超載。
這場悲劇的背後，是當地長期的求學困境。村小撤並後，孩子們求學路拉長，最遠達拾余公裡。沒有正規校車，在外務工的家長只能將孩子托付給私人面包車。“哪怕知道危險，也沒辦法。”
出事
3月23日早上7點多，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新寨村的陳芳在海雀小學的家長群看到老師信息，“（老師）問新寨村的同學還安全嗎？”這天是周壹，是孩子們結束周末假期，要返校的日子。
收到老師信息後沒多久，村裡就收到了消息：搭載著新寨村孩子的車出事了。海雀小學距離新寨村伍六公裡，平常孩子們上學多坐專門接送學生的私家車。因為車子太擁擠，這壹天，陳芳的叁個孩子是走著去的學校。他們六點剛過便背著書包出門，為了趕柒點半的早讀。陳芳松了壹口氣。
當天下午，赫章縣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報稱，赫章縣河鎮鄉園區大道發生壹起交通事故。駕駛人張余廣駕駛自有伍菱小型客車違法超員，在途經河鎮鄉園區大道時，與壹輛停放在路邊的大型貨車碰撞，致車上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陳芳後來聽說，離世的孩子中，有壹位是自己讀伍年級的兒子的同班同學。
張余廣在外務工的堂弟張啟富告訴本刊，車上的孩子都是新寨村的，離世的兩名孩子是姐弟，男孩讀伍年級，女孩讀六年級。壹個坐在副駕駛，壹個坐在副駕駛的後排，這正是撞擊最嚴重的區域。在網上流傳的事故圖片中可以看到，張余廣駕駛的白色伍菱車與路邊同向的紅色大貨車碰撞後，車頭右側嵌入貨車後輪車廂下，車頭結構被撞得碎裂變形，引擎蓋完全掀起、彎折，發動機艙部件裸露，車身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附近村民告訴本刊，事發地點位於赫章縣河鎮鄉老街村恒底工業園附近，距離海雀小學不到兩公裡。壹位海雀小學的學生家長告訴本刊，孩子周末回家時說，出事的同學從叁年級到六年級的都有。
此次涉事伍菱小型客車，核載7人，事發時共載17人。很多網友表示難以置信，“怎麼能塞下這麼多人”。新寨村的獸醫黃瑞龍，經常開車往返各村寨給牲畜看病，對村民出行和事發路段拾分熟悉。他告訴本刊，超載在當地拉學生的面包車裡是普遍現象，“超載就是小的站著、大的坐著，壹個抱著壹個，（小車）擠得滿滿當當像擠公交壹樣。”
小客車意向圖（ai生成）
對於孩子們來說，上學的距離是無法回避的難題。新寨村到鎮上的海雀小學約5公裡，周邊的雙河村到學校的距離更遠，達拾余公裡。壹位新寨村村民告訴本刊，像張余廣這樣的面包車司機每天接送，每個孩子每月收150塊錢左右。“我以前也坐過這種車，成年人都能擠拾幾個，更別說孩子了。”黃瑞龍說，司機超載也不完全是為了多賺錢，更多是為了省時間，孩子要趕早去上學，司機壹趟拉得多就能少跑幾趟，不然要來回跑好幾趟時間來不及。這種說法在本刊采訪的多位村民口中得到證實。
黃瑞龍告訴本刊，撞上的那輛貨車，已經在那兒停了半個月左右。“壹半在路上壹半在路邊田裡，但並不影響正常通行，路還是夠寬的。”黃瑞龍說，那已經是當地公認的好路，筆直、寬敞，雙向可以並行叁肆輛小車。相比之下，進村的路要凶險得多，“又窄又陡，拐彎特別急，開起來像過過山車壹樣，很多上坡和拐彎路段的護欄都被撞壞了。”
張啟富告訴本刊，堂哥張余廣事後向律師描述，事故發生時，那壹段路上的霧相當大，“他說車禍發生時，從他對面來了兩個車子，有壹個開的是近光燈，另外壹個開遠光燈，他就沒看清楚（前面停的大貨車），就撞上去了。”
困境
張余廣的初中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兩年前他就曾提醒過張余廣，拉這麼多孩子太危險。當時他主要擔心張余廣超載拉學生被交警發現要罰款、拘留。他還記得，張余廣說沒辦法，村民特別相信他，都願意把孩子交給他接送，不給他們接也不好。
這背後是山區村莊普遍的現實困境。黃瑞龍告訴本刊，在家種地不賺錢，山地多，幹活還辛苦。村裡大多青壯年為了賺錢養家，多是前往浙江、江蘇、廣東壹帶，去工地或者進廠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長們也不放心老人接送孩子。黃瑞龍說，“村裡有些老人壹輩子都沒去過縣裡，頂多就是逢年過節去鎮上趕集，買些生活用品，偶爾坐壹次面包車。”
河鎮鄉雙河村村民李忠華家裡有叁個孩子，兩個在海雀小學就讀，老大在鎮上念初中。為了撐起壹家人的生計，他和妻子常年在溫州電子廠打工。他也不是沒想過把孩子帶在身邊。“之前大兒子在溫州讀了半個學期壹年級，光各項開銷就花了3000多。”提起這筆賬，李忠華滿是無奈，“現在小孩讀書，看似免學費，可班費、雜費不斷。”他說，疫情過後，工廠活計變少，工資也大不如前。以前在皮革廠，壹個月能賺柒八千甚至九千，現在只有肆千多到伍千。收入降了，城市消費卻沒減，扛不住了，他把孩子又送回老家上學。
他的孩子在學校寄宿，壹周往返壹次。在去年之前還都是搭乘私人面包車上學，“壹年八百塊錢壹個學生”。後來，那個司機生病去世了，李忠華的孩子找不到人送。家裡兩個老人不識字，考不了小車駕駛證，只能讓六拾多歲的奶奶開敞篷的叁輪車接送，叁個孩子坐在車棚裡。老人冬天怕凍著孩子，就在後棚給孩子鋪上被子蓋著。李忠華說，他們也曾跟海雀小學反映過，“不是不願意出錢，只要學校安排合規的校車，費用在承受范圍，我們都願意交，哪怕比私人面包車貴幾百都可以。”學校老師也只回復“沒辦法”，接著讓填表，登記孩子們的交通方式，再無下文。
李赫跟張余廣壹個村，也曾搭過他的車。李赫對張余廣的印象很好，“開車很穩、不快，不會像其他司機那樣漂來漂去。”他還記得，張余廣話少，但很溫柔，會幫他拿行李，等他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也不會壹直催。在恒底村附近開磚廠的劉桂蘭，經常坐張余廣的車，“車都開舊了，他的車技壹直很好”。她告訴本刊，張余廣人很實在，每次載她出門都不肯收錢，總說“老人也坐不了幾回，不用給”。拉老人的時候，也不會超載，說怕擠到老人。這位六拾多歲的老人，在電話裡反復說道，“他是個仁義的人，人壹點都不討嫌。這次出事就是意外。”劉桂蘭說，張余廣家裡條件不好，負擔重，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過得難。
據張余廣堂弟張啟富講述，張余廣離不開村莊，是因為要照顧家裡身體不好的柒拾多歲父母。張余廣的老母親患有心髒病，常年服藥，老父親也年事已高。當地的風俗是兒子養老，張余廣下面有叁個妹妹，都有自己的家庭，無法幫襯。張啟富說，張余廣的肆個孩子都贰拾多歲了，叁個大孩子都讀了大學，但畢業了都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在外飄著，偶爾還需要我哥貼補。”
2019年張余廣曾陸陸續續找張啟富借了6萬塊錢。那時正值叁個孩子讀大學，為了供幾個孩子讀書。後來這筆錢，張余廣也壹點點還清了。張余廣壹邊開車拉學生，壹邊在家種拾幾畝地，還養了幾頭豬和牛。種地的收入微薄。老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張余廣平時不抽煙、不喝酒，菌子豐收的季節，他妻子會去附近的菌子廠打零工，壹天能賺80-100塊錢。開面包車拉孩子上學，是張余廣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撤並後的難題
壹位孩子在海雀小學就讀的家長李忠華告訴本刊，出事後學校發布了新通知，將原本周壹早上到校的規定改為周日到校，學校統壹提供晚餐，並安排晚自習。他猜測學校調整可能有兩大原因：壹是當地早上霧太大，六點贰拾分左右才天亮，柒點多霧還沒散，孩子擠面包車危險。贰是避免孩子趕時間上學，不得不坐超載的車。
在贰拾多歲的獸醫黃瑞龍的記憶裡，2008年他讀小學的時候，新寨村村裡還有教學點，可以讀到叁年級。讀完叁年級後，就得去幾公裡外的鎮旁邊的集市小學讀書。再後來，那所集市小學也被取消了，村裡的孩子只能去更遠的海雀小學讀書，上學的時間、距離就拉長了。據家長們介紹，海雀小學的教學條件相對較好，壹個年級兩個班，壹個班肆伍拾人，學校提供寄宿服務，低年級也可以寄宿。寄宿的孩子周壹到校，周伍回家。學校有食堂和宿舍，還開設了免費的晚自習，“能管住孩子寫作業”。
據教育部歷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至2023年，貴州省的小學數量從9275所減少到6156所，教學點從3581個減少到1737個。拾年間，小學減少了近1/3，教學點減少了近壹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本刊，全國的村小撤並始於2001年。當時地方財政緊張，縣級政府難以支撐眾多村小的運轉，教育部出台了學校布局調整的相關文件，各地開始對村小進行撤並整合。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周新成，曾赴貴州銅仁鄉鎮調研，叁年間走訪了東中西部的叁拾多所鄉村學校。他告訴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規模的“撤點並校”，當時學生數量還比較多。2012年之後中央嚴格控制村小撤並，各個地方的差異就比較大。周新成調研發現，2012年之後湖北的村小撤並整體規模最大，西部的雲貴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釋，湖北撤並力度大，主要是因為湖北人口少子化發展趨勢更快，家庭普遍重視教育，陪讀風氣也普遍，生源向鄉鎮和縣城聚集。“而貴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為當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之後建起來的，本身生態就比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動、山區老師調配困難，借著布局調整的風氣，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觀察到，各地的村小撤並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並雖然速度快，但後續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對較好，例如湖北浠水鄉鎮中心幼兒園和小學共用校車，幼兒園的校車送完孩子後，再去送小學的孩子，資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給校車補貼，司機有工資，運營有保障。
《中國教育報》2021 年也曾報道湖南新田縣鄉村教育優化案例，當地將 104 個農村教學點整合為 24 所，推動鄉村小規模學校從“小而弱” 向 “小而優”轉變。該縣實現行政村校車全覆蓋，並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設施、為低年級學生配備專職保育員。報道提到，優化後，當地農村教學點學生學科合格率達到 96.53%。
但包括貴州在內的很多西部地區，撤並後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況的。周新成說，國家層面並沒有出台具體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實情況也差異很大。儲朝暉告訴本刊，貴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後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邊，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過河，路況很差。這種路況下，搞校車的成本比中部地區高，大型校車在貴州的山路上根本沒法開，只能用小型校車，而小型校車如果接送的孩子少，運營成本承受不了。如果當地有充足的財政經費保障校車的運營成本，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財政經費短缺，這件事就根本辦不成，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面對“黑校車”問題，當地並非沒有整治過。赫章縣人民政府辦公室2023年2月曾印發《春季開學“黑校車”專項整治行動方案》，提到要通過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非法營運車輛接送學生，杜絕“黑校車”上路運營，確保全縣中小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
“村小撤並是無法抵擋的趨勢。”周新成表示，即便現在不撤並村小，隨著農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遲早也會自然消亡。壹方面是因為家長們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學質量更好的鄉鎮學校，即便村裡有教學點，也不願讓孩子就讀。另壹方面，村裡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少，壹個年級只有幾個孩子，根本無法配備師資，教學質量也無法保證。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團隊成員認為，未來較長壹段時間內，“鄉校模式”是鄉村教育發展的第叁條道路，即強化對鄉鎮中心學校以及片區小學的支持與保障，例如提供校車服務，配備寄宿制生活老師，以及配置優秀師資等。
這次事故之後，李忠華家老人說，路上太危險了，要不讓孩子別讀了。但在山區，讀書是孩子唯壹的出路，李忠華自己就有深刻體會。父母在他小的時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邊讀初中，“當時成績不錯”。他壹米八叁的大個頭，初中畢業也能去當兵。但後來父母在城市幾次打工換工作，他因為轉學證和交通原因，初中沒讀完就輟學了，這成了他壹輩子的遺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溫州電子廠打工，拼盡全力供叁個孩子讀書，“只要他們想讀，砸鍋賣鐵我都供”。
他的兩個小兒子從壹年級便開始寄宿，小兒子很爭氣。上小學前小兒子就寫完100多本練習本，背完了唐詩叁百首。如今小兒子在海雀小學成績穩居年級第叁，語文、英語都考了A等級。孩子也乖巧懂事，過年時，孩子拿著獎狀找他兌換獎金，壹張獎狀20塊錢，孩子把換來的300多塊錢都給了爺爺。“讓爺爺買煙吃，自己每個禮拜只要叁塊錢零花錢”。
（應受訪者要求，除儲朝暉、周新成和張余廣外，其余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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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這場悲劇的背後，是當地長期的求學困境。村小撤並後，孩子們求學路拉長，最遠達拾余公裡。沒有正規校車，在外務工的家長只能將孩子托付給私人面包車。“哪怕知道危險，也沒辦法。”
出事
3月23日早上7點多，貴州赫章縣河鎮鄉新寨村的陳芳在海雀小學的家長群看到老師信息，“（老師）問新寨村的同學還安全嗎？”這天是周壹，是孩子們結束周末假期，要返校的日子。
收到老師信息後沒多久，村裡就收到了消息：搭載著新寨村孩子的車出事了。海雀小學距離新寨村伍六公裡，平常孩子們上學多坐專門接送學生的私家車。因為車子太擁擠，這壹天，陳芳的叁個孩子是走著去的學校。他們六點剛過便背著書包出門，為了趕柒點半的早讀。陳芳松了壹口氣。
當天下午，赫章縣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發布通報稱，赫章縣河鎮鄉園區大道發生壹起交通事故。駕駛人張余廣駕駛自有伍菱小型客車違法超員，在途經河鎮鄉園區大道時，與壹輛停放在路邊的大型貨車碰撞，致車上2名學生死亡、14名學生受傷。陳芳後來聽說，離世的孩子中，有壹位是自己讀伍年級的兒子的同班同學。
張余廣在外務工的堂弟張啟富告訴本刊，車上的孩子都是新寨村的，離世的兩名孩子是姐弟，男孩讀伍年級，女孩讀六年級。壹個坐在副駕駛，壹個坐在副駕駛的後排，這正是撞擊最嚴重的區域。在網上流傳的事故圖片中可以看到，張余廣駕駛的白色伍菱車與路邊同向的紅色大貨車碰撞後，車頭右側嵌入貨車後輪車廂下，車頭結構被撞得碎裂變形，引擎蓋完全掀起、彎折，發動機艙部件裸露，車身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附近村民告訴本刊，事發地點位於赫章縣河鎮鄉老街村恒底工業園附近，距離海雀小學不到兩公裡。壹位海雀小學的學生家長告訴本刊，孩子周末回家時說，出事的同學從叁年級到六年級的都有。
此次涉事伍菱小型客車，核載7人，事發時共載17人。很多網友表示難以置信，“怎麼能塞下這麼多人”。新寨村的獸醫黃瑞龍，經常開車往返各村寨給牲畜看病，對村民出行和事發路段拾分熟悉。他告訴本刊，超載在當地拉學生的面包車裡是普遍現象，“超載就是小的站著、大的坐著，壹個抱著壹個，（小車）擠得滿滿當當像擠公交壹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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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孩子們來說，上學的距離是無法回避的難題。新寨村到鎮上的海雀小學約5公裡，周邊的雙河村到學校的距離更遠，達拾余公裡。壹位新寨村村民告訴本刊，像張余廣這樣的面包車司機每天接送，每個孩子每月收150塊錢左右。“我以前也坐過這種車，成年人都能擠拾幾個，更別說孩子了。”黃瑞龍說，司機超載也不完全是為了多賺錢，更多是為了省時間，孩子要趕早去上學，司機壹趟拉得多就能少跑幾趟，不然要來回跑好幾趟時間來不及。這種說法在本刊采訪的多位村民口中得到證實。
黃瑞龍告訴本刊，撞上的那輛貨車，已經在那兒停了半個月左右。“壹半在路上壹半在路邊田裡，但並不影響正常通行，路還是夠寬的。”黃瑞龍說，那已經是當地公認的好路，筆直、寬敞，雙向可以並行叁肆輛小車。相比之下，進村的路要凶險得多，“又窄又陡，拐彎特別急，開起來像過過山車壹樣，很多上坡和拐彎路段的護欄都被撞壞了。”
張啟富告訴本刊，堂哥張余廣事後向律師描述，事故發生時，那壹段路上的霧相當大，“他說車禍發生時，從他對面來了兩個車子，有壹個開的是近光燈，另外壹個開遠光燈，他就沒看清楚（前面停的大貨車），就撞上去了。”
困境
張余廣的初中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兩年前他就曾提醒過張余廣，拉這麼多孩子太危險。當時他主要擔心張余廣超載拉學生被交警發現要罰款、拘留。他還記得，張余廣說沒辦法，村民特別相信他，都願意把孩子交給他接送，不給他們接也不好。
這背後是山區村莊普遍的現實困境。黃瑞龍告訴本刊，在家種地不賺錢，山地多，幹活還辛苦。村裡大多青壯年為了賺錢養家，多是前往浙江、江蘇、廣東壹帶，去工地或者進廠打工。留在村裡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家長們也不放心老人接送孩子。黃瑞龍說，“村裡有些老人壹輩子都沒去過縣裡，頂多就是逢年過節去鎮上趕集，買些生活用品，偶爾坐壹次面包車。”
河鎮鄉雙河村村民李忠華家裡有叁個孩子，兩個在海雀小學就讀，老大在鎮上念初中。為了撐起壹家人的生計，他和妻子常年在溫州電子廠打工。他也不是沒想過把孩子帶在身邊。“之前大兒子在溫州讀了半個學期壹年級，光各項開銷就花了3000多。”提起這筆賬，李忠華滿是無奈，“現在小孩讀書，看似免學費，可班費、雜費不斷。”他說，疫情過後，工廠活計變少，工資也大不如前。以前在皮革廠，壹個月能賺柒八千甚至九千，現在只有肆千多到伍千。收入降了，城市消費卻沒減，扛不住了，他把孩子又送回老家上學。
他的孩子在學校寄宿，壹周往返壹次。在去年之前還都是搭乘私人面包車上學，“壹年八百塊錢壹個學生”。後來，那個司機生病去世了，李忠華的孩子找不到人送。家裡兩個老人不識字，考不了小車駕駛證，只能讓六拾多歲的奶奶開敞篷的叁輪車接送，叁個孩子坐在車棚裡。老人冬天怕凍著孩子，就在後棚給孩子鋪上被子蓋著。李忠華說，他們也曾跟海雀小學反映過，“不是不願意出錢，只要學校安排合規的校車，費用在承受范圍，我們都願意交，哪怕比私人面包車貴幾百都可以。”學校老師也只回復“沒辦法”，接著讓填表，登記孩子們的交通方式，再無下文。
李赫跟張余廣壹個村，也曾搭過他的車。李赫對張余廣的印象很好，“開車很穩、不快，不會像其他司機那樣漂來漂去。”他還記得，張余廣話少，但很溫柔，會幫他拿行李，等他們從學校出來的時候也不會壹直催。在恒底村附近開磚廠的劉桂蘭，經常坐張余廣的車，“車都開舊了，他的車技壹直很好”。她告訴本刊，張余廣人很實在，每次載她出門都不肯收錢，總說“老人也坐不了幾回，不用給”。拉老人的時候，也不會超載，說怕擠到老人。這位六拾多歲的老人，在電話裡反復說道，“他是個仁義的人，人壹點都不討嫌。這次出事就是意外。”劉桂蘭說，張余廣家裡條件不好，負擔重，上有老下有小，日子過得難。
據張余廣堂弟張啟富講述，張余廣離不開村莊，是因為要照顧家裡身體不好的柒拾多歲父母。張余廣的老母親患有心髒病，常年服藥，老父親也年事已高。當地的風俗是兒子養老，張余廣下面有叁個妹妹，都有自己的家庭，無法幫襯。張啟富說，張余廣的肆個孩子都贰拾多歲了，叁個大孩子都讀了大學，但畢業了都沒找到穩定的工作，“在外飄著，偶爾還需要我哥貼補。”
2019年張余廣曾陸陸續續找張啟富借了6萬塊錢。那時正值叁個孩子讀大學，為了供幾個孩子讀書。後來這筆錢，張余廣也壹點點還清了。張余廣壹邊開車拉學生，壹邊在家種拾幾畝地，還養了幾頭豬和牛。種地的收入微薄。老同學周偉告訴本刊，張余廣平時不抽煙、不喝酒，菌子豐收的季節，他妻子會去附近的菌子廠打零工，壹天能賺80-100塊錢。開面包車拉孩子上學，是張余廣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撤並後的難題
壹位孩子在海雀小學就讀的家長李忠華告訴本刊，出事後學校發布了新通知，將原本周壹早上到校的規定改為周日到校，學校統壹提供晚餐，並安排晚自習。他猜測學校調整可能有兩大原因：壹是當地早上霧太大，六點贰拾分左右才天亮，柒點多霧還沒散，孩子擠面包車危險。贰是避免孩子趕時間上學，不得不坐超載的車。
在贰拾多歲的獸醫黃瑞龍的記憶裡，2008年他讀小學的時候，新寨村村裡還有教學點，可以讀到叁年級。讀完叁年級後，就得去幾公裡外的鎮旁邊的集市小學讀書。再後來，那所集市小學也被取消了，村裡的孩子只能去更遠的海雀小學讀書，上學的時間、距離就拉長了。據家長們介紹，海雀小學的教學條件相對較好，壹個年級兩個班，壹個班肆伍拾人，學校提供寄宿服務，低年級也可以寄宿。寄宿的孩子周壹到校，周伍回家。學校有食堂和宿舍，還開設了免費的晚自習，“能管住孩子寫作業”。
據教育部歷年教育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至2023年，貴州省的小學數量從9275所減少到6156所，教學點從3581個減少到1737個。拾年間，小學減少了近1/3，教學點減少了近壹半。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本刊，全國的村小撤並始於2001年。當時地方財政緊張，縣級政府難以支撐眾多村小的運轉，教育部出台了學校布局調整的相關文件，各地開始對村小進行撤並整合。
浙江師范大學國際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周新成，曾赴貴州銅仁鄉鎮調研，叁年間走訪了東中西部的叁拾多所鄉村學校。他告訴本刊，2012年之前是大規模的“撤點並校”，當時學生數量還比較多。2012年之後中央嚴格控制村小撤並，各個地方的差異就比較大。周新成調研發現，2012年之後湖北的村小撤並整體規模最大，西部的雲貴川其次。他向本刊解釋，湖北撤並力度大，主要是因為湖北人口少子化發展趨勢更快，家庭普遍重視教育，陪讀風氣也普遍，生源向鄉鎮和縣城聚集。“而貴州撤得多、撤得快，是因為當地村小很多都是90年代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之後建起來的，本身生態就比較脆弱，再加上人口流動、山區老師調配困難，借著布局調整的風氣，不少村小就被撤掉了。”
周新成觀察到，各地的村小撤並也呈現出了不同的特征。湖北的村小撤並雖然速度快，但後續的保障工作做得相對較好，例如湖北浠水鄉鎮中心幼兒園和小學共用校車，幼兒園的校車送完孩子後，再去送小學的孩子，資源利用合理，而且政府給校車補貼，司機有工資，運營有保障。
《中國教育報》2021 年也曾報道湖南新田縣鄉村教育優化案例，當地將 104 個農村教學點整合為 24 所，推動鄉村小規模學校從“小而弱” 向 “小而優”轉變。該縣實現行政村校車全覆蓋，並且完善寄宿制生活設施、為低年級學生配備專職保育員。報道提到，優化後，當地農村教學點學生學科合格率達到 96.53%。
但包括貴州在內的很多西部地區，撤並後的配套保障是存在缺失情況的。周新成說，國家層面並沒有出台具體的保障文件，各地的保障措施落實情況也差異很大。儲朝暉告訴本刊，貴州的高速路2010年以後修得很好，但很多村民住的地方不在高速路邊，甚至是很偏的路，要翻山、要過河，路況很差。這種路況下，搞校車的成本比中部地區高，大型校車在貴州的山路上根本沒法開，只能用小型校車，而小型校車如果接送的孩子少，運營成本承受不了。如果當地有充足的財政經費保障校車的運營成本，這件事就能做好，可如果財政經費短缺，這件事就根本辦不成，這就是最核心的原因。
面對“黑校車”問題，當地並非沒有整治過。赫章縣人民政府辦公室2023年2月曾印發《春季開學“黑校車”專項整治行動方案》，提到要通過專項整治行動，嚴厲打擊非法營運車輛接送學生，杜絕“黑校車”上路運營，確保全縣中小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
“村小撤並是無法抵擋的趨勢。”周新成表示，即便現在不撤並村小，隨著農村人口外流、出生率下降，大量村小遲早也會自然消亡。壹方面是因為家長們都希望把孩子送到教學質量更好的鄉鎮學校，即便村裡有教學點，也不願讓孩子就讀。另壹方面，村裡的學生數量越來越少，壹個年級只有幾個孩子，根本無法配備師資，教學質量也無法保證。周新成及其所在研究團隊成員認為，未來較長壹段時間內，“鄉校模式”是鄉村教育發展的第叁條道路，即強化對鄉鎮中心學校以及片區小學的支持與保障，例如提供校車服務，配備寄宿制生活老師，以及配置優秀師資等。
這次事故之後，李忠華家老人說，路上太危險了，要不讓孩子別讀了。但在山區，讀書是孩子唯壹的出路，李忠華自己就有深刻體會。父母在他小的時候就去安徽打工，他也在那邊讀初中，“當時成績不錯”。他壹米八叁的大個頭，初中畢業也能去當兵。但後來父母在城市幾次打工換工作，他因為轉學證和交通原因，初中沒讀完就輟學了，這成了他壹輩子的遺憾。如今他和妻子在溫州電子廠打工，拼盡全力供叁個孩子讀書，“只要他們想讀，砸鍋賣鐵我都供”。
他的兩個小兒子從壹年級便開始寄宿，小兒子很爭氣。上小學前小兒子就寫完100多本練習本，背完了唐詩叁百首。如今小兒子在海雀小學成績穩居年級第叁，語文、英語都考了A等級。孩子也乖巧懂事，過年時，孩子拿著獎狀找他兌換獎金，壹張獎狀20塊錢，孩子把換來的300多塊錢都給了爺爺。“讓爺爺買煙吃，自己每個禮拜只要叁塊錢零花錢”。
（應受訪者要求，除儲朝暉、周新成和張余廣外，其余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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