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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伊朗戰爭將如何影響中期選舉和2028?
對伊朗戰爭將如何影響中期選舉和2028?對伊朗戰爭將如何影響中期選舉和2028?
如果做壹些歷史對比的話，也很容易發現小布什及其共和黨當年在對外動武後又贏下中期選舉的極端特殊性。1950年的中期選舉，哈裡·杜魯門及其民主黨在國會參眾兩院分別失去了5席和28席，勉強因為選前多數規模極大而繼續維持了多數，隨後在1952年選舉中則徹底失去國會兩院。民主黨在1950年的失敗存在著兩個主因，壹是國內保守派力量對杜魯門政府涉及教育、社會福利等政策的“公平施政”（fair deal）議程的強烈反對，另壹個則是美國國內對杜魯門政府在當年六柒月出兵參與朝鮮(专题)戰爭的不滿乃至反對。
更遠的1898年也是中期選舉年，當年號稱“百日戰爭”的“美西戰爭”不但速戰速決，而且讓美國躍升為跨大平洋和加勒比地區的強國，登上了世界爭霸舞台。但這樣壹場可以被視為美國霸權起點的勝利，卻並沒有幫助威廉·麥金利的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取得同樣的大勝。共和黨在國會參議院增加8席，卻在國會眾議院減少19席，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增加37席。究其原因，民主黨在大西洋沿岸、南方以及西部等拾叁個州的農業相關地區獲得了席位增長。這顯然與當時民主黨領袖人物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吸引到更多民粹主義群體、強化農業經濟議題等的政黨選舉策略存在密切聯系。或者說，1898年的民主黨其實就預演了1992年克林頓“傻瓜，是經濟”的務實路線，分走了當年麥金利及其共和黨在美西戰爭中所獨享的榮光。
當地時間2026年3月30日，阿曼馬斯喀特，油輪與高速艇停泊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馬斯喀特錨地。視覺中國 圖
超越2026的影響
雖然伊朗戰事對2026年中期選舉的可能影響大概率是程度而非方向性的，但這場軍事行動對美國政治生態的影響會否超越2026，值得長期觀察。
比如，有不少評論提出，MAGA派特別是其中極度失望的某些群體，或許對現任總統特朗普毫無辦法，但卻會遷怒於萬斯。進而，萬斯被認為在伊朗問題上頗為被動，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共和黨內部失去更多支持，從而無緣2028，將良機讓位於魯比奧等人。毫無疑問，對伊朗動武，展現出如今的特朗普與MAGA派的分歧與裂痕，讓作為其間橋梁的萬斯無所適從，但這也未必就能提供關於2028做出判斷的准確方向。面對特朗普個人決策所導致的潛在泥潭，萬斯雖然無法塑造，但仍可參與其中，在如何結束戰爭等維度上仍有機會與空間回應MAGA派。
又如，開打以來，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者從2023年的24%上升到2026年的39%，其中民主黨人從36%上升到57%，共和黨則只從12%上升至18%。再具體壹些，民主黨人同情以色列者僅為17%，而同情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世界者達到了叁分之贰；共和黨的這兩個數字為幾乎為倒影的69%和14%。而18歲到34歲的年輕群體中，也約有叁分之贰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只有13%相對積極。這些態度分布，整體上揭示出民主黨選民特別是年輕選民更為不認同以色列、更為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傾向，而共和黨人則呈現出更為擁抱以色列的立場。
沿著這個趨勢，伊朗戰事對民主黨也可能產生壹些喜憂參半的牽動。壹個是，在2024年大選中略有表現的穆斯林選民群體因不滿拜登政府中東政策而遠離民主黨的趨勢，可能遭遇逆轉至少是被按下暫停鍵。這將有助於民主黨在穆斯林群體分布較多的中西部特別是所謂鐵銹帶各州的總體選情。
另壹個是，在親以色列力量仍然長期對兩黨各自下注、輸送資金、影響選舉，進而黨內的親以力量與對以反感的力量如何相處，必然在壹定程度上重塑民主黨生態。3月17日，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初選中，親以色列的游說組織，即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針對肆個國會眾議員席位的民主黨初選投入了至少兩千萬美元。甚至，在伊利諾伊州國會參議員的民主黨初選中，幾位參選人中有的因曾訪問以色列而招致抨擊、有的公開與曾是長期合作伙伴的AIPAC撇清關系、有的在涉外事務上原本活躍但卻拒絕在涉以相關議題上做任何明確表態……而在AIPAC關注的國會眾議員初選中，有的是其支持的傳統建制派色彩的民主黨參選人勝出，有的則是進步主義的民主黨參選戰勝了AIPAC所支持的人選。
這是否意味著，原本就在近年來存在於民主黨內部的傳統建制派與激進進步主義派之間的沖突，正在因伊朗戰事而增加了新的斗爭層次：華爾街和親以色列勢力支持的傳統民主黨人對陣工會支持的親穆斯林群體並強調身份政治的進步主義民主黨人，兩者正在展開競爭，以爭奪民主黨未來走向的主導權。
必須看到，面對著美國人口結構的加速巨變，更慣於整合不同群體利益的民主黨必然面對更大的挑戰。特別是面對著2035年前後美國穆斯林群體人口數量將超過猶太裔的現實，中東局勢對美國國內的牽動更為難以預料，兩黨特別是民主黨如何應對這些人口或群體的變化，甚至如何影響到其對中東政策的演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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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更遠的1898年也是中期選舉年，當年號稱“百日戰爭”的“美西戰爭”不但速戰速決，而且讓美國躍升為跨大平洋和加勒比地區的強國，登上了世界爭霸舞台。但這樣壹場可以被視為美國霸權起點的勝利，卻並沒有幫助威廉·麥金利的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取得同樣的大勝。共和黨在國會參議院增加8席，卻在國會眾議院減少19席，民主黨在國會眾議院增加37席。究其原因，民主黨在大西洋沿岸、南方以及西部等拾叁個州的農業相關地區獲得了席位增長。這顯然與當時民主黨領袖人物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吸引到更多民粹主義群體、強化農業經濟議題等的政黨選舉策略存在密切聯系。或者說，1898年的民主黨其實就預演了1992年克林頓“傻瓜，是經濟”的務實路線，分走了當年麥金利及其共和黨在美西戰爭中所獨享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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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2026的影響
雖然伊朗戰事對2026年中期選舉的可能影響大概率是程度而非方向性的，但這場軍事行動對美國政治生態的影響會否超越2026，值得長期觀察。
比如，有不少評論提出，MAGA派特別是其中極度失望的某些群體，或許對現任總統特朗普毫無辦法，但卻會遷怒於萬斯。進而，萬斯被認為在伊朗問題上頗為被動，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共和黨內部失去更多支持，從而無緣2028，將良機讓位於魯比奧等人。毫無疑問，對伊朗動武，展現出如今的特朗普與MAGA派的分歧與裂痕，讓作為其間橋梁的萬斯無所適從，但這也未必就能提供關於2028做出判斷的准確方向。面對特朗普個人決策所導致的潛在泥潭，萬斯雖然無法塑造，但仍可參與其中，在如何結束戰爭等維度上仍有機會與空間回應MAGA派。
又如，開打以來，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者從2023年的24%上升到2026年的39%，其中民主黨人從36%上升到57%，共和黨則只從12%上升至18%。再具體壹些，民主黨人同情以色列者僅為17%，而同情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世界者達到了叁分之贰；共和黨的這兩個數字為幾乎為倒影的69%和14%。而18歲到34歲的年輕群體中，也約有叁分之贰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只有13%相對積極。這些態度分布，整體上揭示出民主黨選民特別是年輕選民更為不認同以色列、更為同情阿拉伯世界的傾向，而共和黨人則呈現出更為擁抱以色列的立場。
沿著這個趨勢，伊朗戰事對民主黨也可能產生壹些喜憂參半的牽動。壹個是，在2024年大選中略有表現的穆斯林選民群體因不滿拜登政府中東政策而遠離民主黨的趨勢，可能遭遇逆轉至少是被按下暫停鍵。這將有助於民主黨在穆斯林群體分布較多的中西部特別是所謂鐵銹帶各州的總體選情。
另壹個是，在親以色列力量仍然長期對兩黨各自下注、輸送資金、影響選舉，進而黨內的親以力量與對以反感的力量如何相處，必然在壹定程度上重塑民主黨生態。3月17日，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初選中，親以色列的游說組織，即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針對肆個國會眾議員席位的民主黨初選投入了至少兩千萬美元。甚至，在伊利諾伊州國會參議員的民主黨初選中，幾位參選人中有的因曾訪問以色列而招致抨擊、有的公開與曾是長期合作伙伴的AIPAC撇清關系、有的在涉外事務上原本活躍但卻拒絕在涉以相關議題上做任何明確表態……而在AIPAC關注的國會眾議員初選中，有的是其支持的傳統建制派色彩的民主黨參選人勝出，有的則是進步主義的民主黨參選戰勝了AIPAC所支持的人選。
這是否意味著，原本就在近年來存在於民主黨內部的傳統建制派與激進進步主義派之間的沖突，正在因伊朗戰事而增加了新的斗爭層次：華爾街和親以色列勢力支持的傳統民主黨人對陣工會支持的親穆斯林群體並強調身份政治的進步主義民主黨人，兩者正在展開競爭，以爭奪民主黨未來走向的主導權。
必須看到，面對著美國人口結構的加速巨變，更慣於整合不同群體利益的民主黨必然面對更大的挑戰。特別是面對著2035年前後美國穆斯林群體人口數量將超過猶太裔的現實，中東局勢對美國國內的牽動更為難以預料，兩黨特別是民主黨如何應對這些人口或群體的變化，甚至如何影響到其對中東政策的演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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