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弃选"的历史课,和离开讲台的老师
另寻出路
自“3+1+2”选科模式推行后,物理教师与历史教师的需求开始失衡。王稳东将其称为“结构性失衡”:一头是物理老师课时量增加,班额被迫扩张;另一头是历史老师没课可上。
历史老师最先感受到的是收入波动。
在不少地区,教师绩效与课时、晚自习、周末课程挂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省重点中学的高一历史老师魏思阅说,自己只带高一物理班的历史课时,每月会比其他老师少一两千元。
更难言说的是“被卡住”的职业发展。
魏思阅自2020年毕业后,连续四年都在带高一物理班的历史课,始终没能进入完整的教学周期。第一年上课时,她还会认真备课,在视频网站学名师,也听同组老师的课,“既熟悉教材也在锻炼自己”。
可时间一久,受挫感越来越明显。历史班几乎没有学生认真听课。魏思阅抛出一个问题,下面常常沉默。偶尔有人回答,答案还是错的。后来,她学会了自问自答,“尽量不让话撂地上”。
“既不用怎么备课,也不需要做题。”魏思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状态让她逐渐失去进步的空间,也难以积累教学成果,在评优、比赛中常常处于劣势。“我不甘心,我也想带出成绩。”
在王知颖的学校里,“无课”不仅是工作量减少,还有更微妙的身份变化。有同事调侃她们“吃空饷”,涉及值班执勤时,也有人随口一句“让无课老师去”。王知颖多半沉默,没有辩驳,“在学校没课,就感觉低人一等”。
“无法听别人提起这个话题。”自2023年起再没文科班可带后,王知颖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家人宽慰她说,没课挺好,工作更轻松。但她瞬间情绪就会激动,甚至忍不住流泪。她悲观地想,职业生涯这一说法仿佛已经不复存在。
无课可上的历史老师不得不寻找出路。“各个口尽可能地去找一找、问一问。”王知颖说。
有人“曲线救国”,去当文科班班主任;也有人被分派到团委、教务处、膳食科等处室,重心放在行政事务上,很少参与教研,与课堂渐行渐远。
另一位河南信阳的历史老师丁常怡也遇到类似选择。校领导认可其教学成绩,但提出要继续带文科班,就得额外承担学生管理等行政事务。她不愿意。
王知颖决定转岗为心理教师。学校共有3名心理老师,确有缺口。她大学期间考过心理咨询师证书,2025年暑假起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课程。
2026年1月,学校针对无课教师出台转岗政策。王知颖提交了申请。
但代价也摆在眼前。如果顺利转岗,她的人事关系仍在历史组。职称评定与所教学科的教师资格证绑定,她在历史学科已评上中学一级职称,但若按心理教师参评,一切要从头开始,还要与本专业老师竞争名额。眼下,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为摆脱被选择的处境,丁常怡主动申请转为英语老师。转科后,她更忙了,承担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常常从清晨六点忙到晚上,但反而觉得更充实。
适度平衡文理专业
但事实上,师资调动从来不是“把人挪一挪”这么简单。
2025年,王稳东在甘肃4个县市调研时发现,当地普遍存在教师“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他了解到,甘肃一所完全中学曾尝试将高中“无课可上”的教师调配到初中部,但老师不愿意,未能推进。
王稳东解释,这牵涉财政、编制、教师个人意愿等多重因素。因此,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尚未找到应对之策。
在他看来,县域层面的师资统筹本就存在局限性。例如,辖区内的高中均存在物理教师紧缺的情况,便无师资可调。他建议,建立市级统筹调度机制,结合各县城高中的办学发展实际与教学实际需求进行全域统筹、科学分配。
同时,王稳东补充,历史方向选科人数的下降,虽然与当前高等教育招生结构、未来人才培养需求相吻合,但若长期下滑,将会影响人文社科领域体系的发展。
他提醒,学校需对学生、家长及教师加强新高考解读,让学生的选科决策建立在兴趣、能力与发展路径的综合判断之上。“如果选科完全被就业市场牵引,新高考改革的意义可能会在实践中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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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1+2”选科模式推行后,物理教师与历史教师的需求开始失衡。王稳东将其称为“结构性失衡”:一头是物理老师课时量增加,班额被迫扩张;另一头是历史老师没课可上。
历史老师最先感受到的是收入波动。
在不少地区,教师绩效与课时、晚自习、周末课程挂钩。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省重点中学的高一历史老师魏思阅说,自己只带高一物理班的历史课时,每月会比其他老师少一两千元。
更难言说的是“被卡住”的职业发展。
魏思阅自2020年毕业后,连续四年都在带高一物理班的历史课,始终没能进入完整的教学周期。第一年上课时,她还会认真备课,在视频网站学名师,也听同组老师的课,“既熟悉教材也在锻炼自己”。
可时间一久,受挫感越来越明显。历史班几乎没有学生认真听课。魏思阅抛出一个问题,下面常常沉默。偶尔有人回答,答案还是错的。后来,她学会了自问自答,“尽量不让话撂地上”。
“既不用怎么备课,也不需要做题。”魏思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种状态让她逐渐失去进步的空间,也难以积累教学成果,在评优、比赛中常常处于劣势。“我不甘心,我也想带出成绩。”
在王知颖的学校里,“无课”不仅是工作量减少,还有更微妙的身份变化。有同事调侃她们“吃空饷”,涉及值班执勤时,也有人随口一句“让无课老师去”。王知颖多半沉默,没有辩驳,“在学校没课,就感觉低人一等”。
“无法听别人提起这个话题。”自2023年起再没文科班可带后,王知颖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家人宽慰她说,没课挺好,工作更轻松。但她瞬间情绪就会激动,甚至忍不住流泪。她悲观地想,职业生涯这一说法仿佛已经不复存在。
无课可上的历史老师不得不寻找出路。“各个口尽可能地去找一找、问一问。”王知颖说。
有人“曲线救国”,去当文科班班主任;也有人被分派到团委、教务处、膳食科等处室,重心放在行政事务上,很少参与教研,与课堂渐行渐远。
另一位河南信阳的历史老师丁常怡也遇到类似选择。校领导认可其教学成绩,但提出要继续带文科班,就得额外承担学生管理等行政事务。她不愿意。
王知颖决定转岗为心理教师。学校共有3名心理老师,确有缺口。她大学期间考过心理咨询师证书,2025年暑假起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课程。
2026年1月,学校针对无课教师出台转岗政策。王知颖提交了申请。
但代价也摆在眼前。如果顺利转岗,她的人事关系仍在历史组。职称评定与所教学科的教师资格证绑定,她在历史学科已评上中学一级职称,但若按心理教师参评,一切要从头开始,还要与本专业老师竞争名额。眼下,她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为摆脱被选择的处境,丁常怡主动申请转为英语老师。转科后,她更忙了,承担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常常从清晨六点忙到晚上,但反而觉得更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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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师资调动从来不是“把人挪一挪”这么简单。
2025年,王稳东在甘肃4个县市调研时发现,当地普遍存在教师“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他了解到,甘肃一所完全中学曾尝试将高中“无课可上”的教师调配到初中部,但老师不愿意,未能推进。
王稳东解释,这牵涉财政、编制、教师个人意愿等多重因素。因此,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尚未找到应对之策。
在他看来,县域层面的师资统筹本就存在局限性。例如,辖区内的高中均存在物理教师紧缺的情况,便无师资可调。他建议,建立市级统筹调度机制,结合各县城高中的办学发展实际与教学实际需求进行全域统筹、科学分配。
同时,王稳东补充,历史方向选科人数的下降,虽然与当前高等教育招生结构、未来人才培养需求相吻合,但若长期下滑,将会影响人文社科领域体系的发展。
他提醒,学校需对学生、家长及教师加强新高考解读,让学生的选科决策建立在兴趣、能力与发展路径的综合判断之上。“如果选科完全被就业市场牵引,新高考改革的意义可能会在实践中被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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