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波罗:我演银行柜台里的潜伏特工

文│梁波罗




《蓝色档案》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80年。说来令人唏嘘,从《51号兵站》到《蓝色档案》,其间相隔了差不多快20年,我已经从青年向中年迈进了。

故事发生在东北某敌占区,日寇投降前夕,日侵华情报官冈田曾密藏了一份叫做“蓝色档案”的长期潜伏特务名单。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败局,特令军统特务头目王洲、赵康搞到此名单。我党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反扑阴谋,迎接全国解放,指派党的地下工作者沈亚奇偕李华以银行家及其下属的身份潜入敌人心脏,围绕着“蓝色档案”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然而,一切周折与斗争却中了冈田的金蝉脱壳之计,到手的原来是一份假名单。沈亚奇毫不气馁,穷追不舍,终于在冈田随身佩带的一把长剑里找到了真正的“蓝色档案”。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沈亚奇和李华等驱车冲过敌人的哨卡,奔向接头地点,而赵康已率重兵赶来。为了让战友携“蓝色档案”安全脱险,沈亚奇将顽敌引向绝壁,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电影剧照


看过影片的读者,或许通过这段故事梗概会重新想起那些鲜活的镜头。片中,最主要的正面人物就是沈亚奇和李华,前者由向梅扮演,后者由我扮演。得知我们这对“组合”后,有人打趣地对我说,“这回‘小老大’与史秀英接上关系了。”向梅曾在《保密局的枪声》中扮演过史秀英,我曾在《51号兵站》中演过梁洪(即“小老大”),这两个银幕形象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这次,向梅扮演的沈亚奇是我的上级,以女经理的身份出现;我则作为她默契的得力助手。此刻,旁人打趣的一句戏言引起了我的深思:人们对“小老大”的印象太深了,如何使“李华”的表演区别于“小老大”梁洪呢?通过采访和案头分析,我深切体会到,从本质上讲,他们确实有共性:都是年轻的地下工作者,有着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群众观点,都属于充满“第二计划”(即在一种外在行为掩饰下,达到另一种真实的内在目的)的角色。相异之处是李华是银行职员,行多于言;梁洪是帮会老板,唇枪舌剑。

我想,我的表演必须体现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要让“李华”的人物个性明显有别于“小老大”。于是,在李华办理银行业务时,我努力表现他文质彬彬、应付自若的外貌,但又绝非唯命是从,做到“活而不浮”。在他提取蓝色档案的过程中,则试图突出他英气勃勃、身手矫健的风度,但又绝非简单鲁莽,做到“勇而不鲁”。我想如果把这个人物“文”“武”两个方面的表演幅度拉大,性格色彩就会显得丰富鲜明,李华也就不会成为第二个梁洪。李华特别吸引我的,还在于他在全剧中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他对组织的忠诚、对敌人的仇恨、对正义事业必胜的信念,全都倾注在他智勇的行为里。他通过眼睛、形体,把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蕴藏在心底的美好语言都倾吐了出来。行多于言的角色是适合于电影表演的,它给予表演以更大的自由,但对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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