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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们还在祭扫着
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们还在祭扫着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们还在祭扫着
2002年，直属韩国文体观光部的国家级社团法人韩中文化友好协会成立，曲欢担任会长。2020年开始，协会与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共同主办“新时代中国大讲堂”系列课程，至今已举办八届，多位韩国前总理、国会议员及政商各界人士参与活动，“不仅有友好人士，也主动吸引、接纳不同政治立场的韩国精英参加，提高这个群体整体的对华认知”。
2022年到2024年，在尹锡悦执政时期，中韩关系面临挑战，在韩华侨华人面对的社会环境也受到冲击。2025年6月，李在明当选新任韩国总统后，推动韩国外交重回“务实”和“平衡”轨道，得到中方积极响应。多位侨领都对记者透露，李在明执政后，他们开展工作面临的阻力明显减小，当地政府官员“也经常会来询问近期是否有歧视性问题发生”。
但另一方面，上台后，李在明也多次提出韩中之间应基于“水平分工”和“平等协作”，重构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合作型经济关系。对此，韩国中华总商会会长袁国栋对记者说，在两国经贸关系从“互补”转向“平行竞争”的大背景下，华侨华人也面临新的机遇。过去，韩国经济长期由大型企业主导，华侨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有限，华商多集中在餐饮、旅游、物流领域，行业单一。
“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更加开放。”袁国栋指出，华商可以发挥连接中韩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对接中国在科技与产业升级方面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促进优质技术与产业在韩国的落地与融合，从而实现对两国社会都有益的共赢发展。
在职业生涯初期，袁国栋曾切身经历韩国制度与环境带来的压力与限制。这段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华侨华人若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在所在国社会中的参与度与认同度。“只有当华侨华人真正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其经济发展空间与社会地位才会同步提升。”
基于长期观察与实践，袁国栋认为，当前中韩关系总体向好，为华侨华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新一代华侨华人在加强与祖（籍）国联系的同时，也应更加积极地参与韩国社会。
他以东南亚华商的发展经验为参照指出，当地华人群体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深度参与本地社会经济体系与公共事务。相比之下，在韩华侨华人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不仅应是经济参与者，更应成为社会参与者与价值创造者”。
不过，随着时代变化，今天的华侨华人面对的社会现实不同，想法也各异。安然生长于中国一线城市，中学时就学习过韩语。博士毕业后，他来到韩国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学院任教。这里从行政到教学都使用英语，作风国际化，让他觉得很舒适。但他也坦言，并不希望爱人也来到韩国高校任教，因为“如果不是在这样特殊的学院，即使身处顶尖院校，也不得不面对韩国特色的行政作风，爱人会难以接受”。
从根本上说，前辈华侨华人最初是为了逃避清末的灾荒与战乱，为求生存来到朝鲜半岛，和闯关东、走西口有相似之处。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必须抱团，也必须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对新生代华侨华人来说，选择韩国更多缘于个人机遇。安然说，这一代年轻人，既有来的动力，也有离开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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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2022年到2024年，在尹锡悦执政时期，中韩关系面临挑战，在韩华侨华人面对的社会环境也受到冲击。2025年6月，李在明当选新任韩国总统后，推动韩国外交重回“务实”和“平衡”轨道，得到中方积极响应。多位侨领都对记者透露，李在明执政后，他们开展工作面临的阻力明显减小，当地政府官员“也经常会来询问近期是否有歧视性问题发生”。
但另一方面，上台后，李在明也多次提出韩中之间应基于“水平分工”和“平等协作”，重构有利于双方发展的合作型经济关系。对此，韩国中华总商会会长袁国栋对记者说，在两国经贸关系从“互补”转向“平行竞争”的大背景下，华侨华人也面临新的机遇。过去，韩国经济长期由大型企业主导，华侨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有限，华商多集中在餐饮、旅游、物流领域，行业单一。
“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更加开放。”袁国栋指出，华商可以发挥连接中韩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对接中国在科技与产业升级方面的优势资源，另一方面促进优质技术与产业在韩国的落地与融合，从而实现对两国社会都有益的共赢发展。
在职业生涯初期，袁国栋曾切身经历韩国制度与环境带来的压力与限制。这段经历，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华侨华人若要实现长远发展，必须不断提升自身在所在国社会中的参与度与认同度。“只有当华侨华人真正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其经济发展空间与社会地位才会同步提升。”
基于长期观察与实践，袁国栋认为，当前中韩关系总体向好，为华侨华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新一代华侨华人在加强与祖（籍）国联系的同时，也应更加积极地参与韩国社会。
他以东南亚华商的发展经验为参照指出，当地华人群体之所以能够实现持续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深度参与本地社会经济体系与公共事务。相比之下，在韩华侨华人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不仅应是经济参与者，更应成为社会参与者与价值创造者”。
不过，随着时代变化，今天的华侨华人面对的社会现实不同，想法也各异。安然生长于中国一线城市，中学时就学习过韩语。博士毕业后，他来到韩国一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学院任教。这里从行政到教学都使用英语，作风国际化，让他觉得很舒适。但他也坦言，并不希望爱人也来到韩国高校任教，因为“如果不是在这样特殊的学院，即使身处顶尖院校，也不得不面对韩国特色的行政作风，爱人会难以接受”。
从根本上说，前辈华侨华人最初是为了逃避清末的灾荒与战乱，为求生存来到朝鲜半岛，和闯关东、走西口有相似之处。面对生存危机，他们必须抱团，也必须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对新生代华侨华人来说，选择韩国更多缘于个人机遇。安然说，这一代年轻人，既有来的动力，也有离开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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