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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们还在祭扫着
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们还在祭扫着100年前的陌生人墓地,他们还在祭扫着
明信片上的仁川中华街旧影 翻拍/本刊记者 曹然
最让周禧丰感到自豪的，不论时局变化，每逢清明，协会都会对侨民墓地一体祭扫。“早期的群体，比如来自广东地区的‘广帮’，人走了，墓还在，我们每次迁移墓地、祭扫先人，都没有忘记他们。因为我们相信，早晚有一天，同胞都会再来，我们要替他们好好照看。”
1992年8月，中韩建交。此后，韩国政府逐渐取消对华侨华人的歧视性政策，两国民间往来规模迅速扩大。王海军介绍，截至2025年11月，在韩居住的“广义上的华人/华裔群体”总数已达到101.4万人。
一位前辈侨领对记者坦言，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对在韩华侨一边强化“反共教育”，一边又忌惮韩国是“亚洲最后的盟国”而不敢扞卫侨民利益。前辈华侨长期受此影响，一些人在中韩建交之初“在中国大使馆和‘台北代表部’之间搞等距离交往”，直到返乡见证大陆的山乡巨变，又看到韩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真的被解除，“人心大变”。
1999年，韩国中华总商会成立。2002年，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和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成立。这两个今天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侨团，都由前辈华侨领袖发起组建，立场都坚定不移。“祖国强大是大势所趋，没有人看不到。”王海军说。
2024年清明，仁川华侨协会的先贤祭扫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代”华人的身影：曲欢。仪式结束，本地前辈侨领拉着曲欢走上仁川中华街的街头，逢人就用一口地道的胶东口音介绍：“这是锦成东的孙女。”
“我出生时，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但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穿越到了他们的时代。”曲欢说。她随着老前辈走进仁川中华会馆。“行个礼吧，你爷爷当年为会馆捐过钱。”曲欢跪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融入、坚守与交流
在仁川中华街上体验完“中韩合璧”的美食，沿着《三国演义》的壁画墙走着，周禧丰有些神秘地要带记者参观一个“信仰场所”。佛教？儒教？道教？他都摇头。推开义善堂的门，一字排开的五间房里，分别供奉着妈祖、观音、关公、财神爷，还有来自东北民间狐仙信仰的胡三太爷。仁川的前辈华侨们口口相传，这位胡三太爷“是最灵的”。
院外一角，摆着一个放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神龛。周禧丰说，每到年节，他们就抬着神龛，到那些不方便行动的老人家里，帮他们完成最传统的祭祀与祈福。
深入前辈华侨华人的世界，记者不时体会到“穿越感”。时至今日，一些侨领仍能脱口而出切口、堂口，对“青帮可以入洪帮，洪帮不能入青帮”如数家珍。但这些精神遗产正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消亡。仁川华侨协会的成员中，三分之一年过花甲，至于年轻一代，“不少人已经换了韩国护照，融入韩国社会”。
遭受了半个世纪的歧视，老人们并不苛责年轻一代的选择。一位前辈侨领指出，限于韩国政府过去的教育歧视政策与侨界自身的局限，不少前辈华侨从小在华侨小学、华侨中学读书，“从小到大始终在一个小圈子里，思维固化”，加上过去侨校实力有限，中、韩、英三语都没有真正学好，在韩国社会长期边缘化。反而是新生代华侨华人，“既融入了韩国社会，其实也促进了中韩文明交流”。
仁川中华街街上的塑像 图/视觉中国
21世纪初，已经成为“韩国女儿的妈妈”的曲欢，越来越感受到韩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隔膜。“每次开车路过其他国家的驻韩国文化院，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她的新旅程从一盘西红柿炒蛋开始：“专门从中国背来一个大锅，把盐和糖的比例调好，装进小袋子里，跟韩国朋友说这是来自中国的秘制配方，然后教他们做真正的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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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周禧丰感到自豪的，不论时局变化，每逢清明，协会都会对侨民墓地一体祭扫。“早期的群体，比如来自广东地区的‘广帮’，人走了，墓还在，我们每次迁移墓地、祭扫先人，都没有忘记他们。因为我们相信，早晚有一天，同胞都会再来，我们要替他们好好照看。”
1992年8月，中韩建交。此后，韩国政府逐渐取消对华侨华人的歧视性政策，两国民间往来规模迅速扩大。王海军介绍，截至2025年11月，在韩居住的“广义上的华人/华裔群体”总数已达到101.4万人。
一位前辈侨领对记者坦言，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对在韩华侨一边强化“反共教育”，一边又忌惮韩国是“亚洲最后的盟国”而不敢扞卫侨民利益。前辈华侨长期受此影响，一些人在中韩建交之初“在中国大使馆和‘台北代表部’之间搞等距离交往”，直到返乡见证大陆的山乡巨变，又看到韩国政府的歧视性政策真的被解除，“人心大变”。
1999年，韩国中华总商会成立。2002年，韩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合总会和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成立。这两个今天最具广泛代表性的侨团，都由前辈华侨领袖发起组建，立场都坚定不移。“祖国强大是大势所趋，没有人看不到。”王海军说。
2024年清明，仁川华侨协会的先贤祭扫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生代”华人的身影：曲欢。仪式结束，本地前辈侨领拉着曲欢走上仁川中华街的街头，逢人就用一口地道的胶东口音介绍：“这是锦成东的孙女。”
“我出生时，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但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穿越到了他们的时代。”曲欢说。她随着老前辈走进仁川中华会馆。“行个礼吧，你爷爷当年为会馆捐过钱。”曲欢跪下来，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融入、坚守与交流
在仁川中华街上体验完“中韩合璧”的美食，沿着《三国演义》的壁画墙走着，周禧丰有些神秘地要带记者参观一个“信仰场所”。佛教？儒教？道教？他都摇头。推开义善堂的门，一字排开的五间房里，分别供奉着妈祖、观音、关公、财神爷，还有来自东北民间狐仙信仰的胡三太爷。仁川的前辈华侨们口口相传，这位胡三太爷“是最灵的”。
院外一角，摆着一个放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神龛。周禧丰说，每到年节，他们就抬着神龛，到那些不方便行动的老人家里，帮他们完成最传统的祭祀与祈福。
深入前辈华侨华人的世界，记者不时体会到“穿越感”。时至今日，一些侨领仍能脱口而出切口、堂口，对“青帮可以入洪帮，洪帮不能入青帮”如数家珍。但这些精神遗产正随着一代人的老去而消亡。仁川华侨协会的成员中，三分之一年过花甲，至于年轻一代，“不少人已经换了韩国护照，融入韩国社会”。
遭受了半个世纪的歧视，老人们并不苛责年轻一代的选择。一位前辈侨领指出，限于韩国政府过去的教育歧视政策与侨界自身的局限，不少前辈华侨从小在华侨小学、华侨中学读书，“从小到大始终在一个小圈子里，思维固化”，加上过去侨校实力有限，中、韩、英三语都没有真正学好，在韩国社会长期边缘化。反而是新生代华侨华人，“既融入了韩国社会，其实也促进了中韩文明交流”。
仁川中华街街上的塑像 图/视觉中国
21世纪初，已经成为“韩国女儿的妈妈”的曲欢，越来越感受到韩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隔膜。“每次开车路过其他国家的驻韩国文化院，就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能组织一个？”她的新旅程从一盘西红柿炒蛋开始：“专门从中国背来一个大锅，把盐和糖的比例调好，装进小袋子里，跟韩国朋友说这是来自中国的秘制配方，然后教他们做真正的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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