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当两会成了"春晚" 北京走进"赤裸"时代
二〇二六年，台湾迎来总统直选卅周年。 这不只是宪政史上的一个年份，更是一个值得我们重新确认民主价值的时刻。 卅年前，台湾人民第一次以选票直接决定领导人，正式跨过威权统治的门槛，让主权在民从抽象口号变成具体制度。 也因此，当我们再度看见中国共产党每年三月召开的“两会”，就更能清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什么又只是披着民主外衣的权力展演。
所谓两会，指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依照中共官方说法，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 然而，只要稍微理解其实际运作，便不难发现，两会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舞台，不如说是一场经过精密排演的年度政治仪式。 若说央视春晚是文化节目的总动员，那么两会就是权力系统的总彩排; 场面盛大、符号鲜明、程序整齐、掌声如雷，但最缺乏的，恰恰是民主政治最为核心的元素—竞争、辩论、监督、问责，以及反对。
真正的国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 成熟的代议政治，也不可能年年高票通过，政策一致拥护。 民主的真谛，从来不在于会场是否庄严、座位是否整齐、程序是否无瑕，而在于政策能否能被质疑，政府能否追问、究责，执政者能否面对反对声音，甚至在民意压力下调整方向。 若一个政治制度永远是整齐举手，全票通过，毫无悬念，那么它所展示的不可能是高度民意支持，而是权力极度垄断的结构。
从制度上来看，中国两会最大的问题不在形式上的会议是否存在，而在其根本不具备自由民主体制下国会应有的功能。 全国人大代表并非在自由、公平、竞争性的条件下产生，政协也不是具备制衡能力的在野力量，而更像是被纳入党国框架中的政治陪衬。 它们可以建言，却不能真正决定权力。 他们允许发言，却不能有效否决政策。 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表态，却无法挑战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这样的制度，本质上不是让社会分歧进入体制内竞争，而是把分歧消音之后，再以“一致”的形式展示出来。
近年来，这种仪式政治在习近平时代更趋赤裸。 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吴代赦在媒体镜头前，谈到自己被安排坐在习近平对面前排时，竟表示幸福的眩晕感涌上心头。 若这种发言出现在民主国家的国会，多半只会被视为荒唐笑谈。 但在今日中国，它却被堂而皇之地放大传播，甚至成为政治忠诚的展现。 这一幕恰恰说明了在当前中国的政治运作里，被重视的往往不是你提出了什么法案、揭示了哪些民生困境，而是你离权力有多近、对最高领导人表现出多高程度的情感贴近。
当个人崇拜取代制度责任，当情感表忠凌驾公共辩论，政治就不再是处理公共问题的场域，而沦为权力膜拜的剧场。 这正是两会最值得警惕之处。 它不只是让外界看见一场盛大的政治秀，更重要的是，它借由高度一致的仪式感，掩盖中国社会正在累积的深层危机。 青年失业压力居高不下，地方财政债务沉重，房地产风暴余波未平，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社会向上流动日益僵化。 面对这些结构性问题，中共需要的不是公开辩论，不是责任政治，而是透过一场场可控、无风险、零杂音的会议，把稳定塑造成唯一正确的政治语言。
这也正是台湾尤其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 中共最擅长的不只是压制异议，更是重新定义民主。 它把民主社会中原本正常的争论、妥协、竞争与制衡，描绘成混乱、低效与失序。 北京再把专制体制下的整齐、安静、服从与一致，包装成治理能力与制度优势。 这种党国叙事最危险之处，在于它试图让台湾人慢慢相信，民主太乱、选举太吵、国会太闹，还不如一个能迅速拍板、没有反对声音的强力政权。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会）在北京召开。 （路透文件照）
然而，历史早已不断证明没有监督与制衡的效率，往往只是扩大错误和灾难的效率，而没有异议与反对的稳定，也常常是掩饰危机与动乱的稳定。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1989年的天安门到今日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的不安全感，专制政权或许可以让会场没有杂音，却无法让社会没有矛盾。 他们可以制造全票通过的盛景，却无法凭空创造出人民真正授权的统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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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所谓两会，指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依照中共官方说法，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 然而，只要稍微理解其实际运作，便不难发现，两会与其说是民主政治的舞台，不如说是一场经过精密排演的年度政治仪式。 若说央视春晚是文化节目的总动员，那么两会就是权力系统的总彩排; 场面盛大、符号鲜明、程序整齐、掌声如雷，但最缺乏的，恰恰是民主政治最为核心的元素—竞争、辩论、监督、问责，以及反对。
真正的国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 成熟的代议政治，也不可能年年高票通过，政策一致拥护。 民主的真谛，从来不在于会场是否庄严、座位是否整齐、程序是否无瑕，而在于政策能否能被质疑，政府能否追问、究责，执政者能否面对反对声音，甚至在民意压力下调整方向。 若一个政治制度永远是整齐举手，全票通过，毫无悬念，那么它所展示的不可能是高度民意支持，而是权力极度垄断的结构。
从制度上来看，中国两会最大的问题不在形式上的会议是否存在，而在其根本不具备自由民主体制下国会应有的功能。 全国人大代表并非在自由、公平、竞争性的条件下产生，政协也不是具备制衡能力的在野力量，而更像是被纳入党国框架中的政治陪衬。 它们可以建言，却不能真正决定权力。 他们允许发言，却不能有效否决政策。 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表态，却无法挑战中共最高领导核心。 这样的制度，本质上不是让社会分歧进入体制内竞争，而是把分歧消音之后，再以“一致”的形式展示出来。
近年来，这种仪式政治在习近平时代更趋赤裸。 前不久，全国政协委员吴代赦在媒体镜头前，谈到自己被安排坐在习近平对面前排时，竟表示幸福的眩晕感涌上心头。 若这种发言出现在民主国家的国会，多半只会被视为荒唐笑谈。 但在今日中国，它却被堂而皇之地放大传播，甚至成为政治忠诚的展现。 这一幕恰恰说明了在当前中国的政治运作里，被重视的往往不是你提出了什么法案、揭示了哪些民生困境，而是你离权力有多近、对最高领导人表现出多高程度的情感贴近。
当个人崇拜取代制度责任，当情感表忠凌驾公共辩论，政治就不再是处理公共问题的场域，而沦为权力膜拜的剧场。 这正是两会最值得警惕之处。 它不只是让外界看见一场盛大的政治秀，更重要的是，它借由高度一致的仪式感，掩盖中国社会正在累积的深层危机。 青年失业压力居高不下，地方财政债务沉重，房地产风暴余波未平，民营经济信心不足，社会向上流动日益僵化。 面对这些结构性问题，中共需要的不是公开辩论，不是责任政治，而是透过一场场可控、无风险、零杂音的会议，把稳定塑造成唯一正确的政治语言。
这也正是台湾尤其不能掉以轻心的地方。 中共最擅长的不只是压制异议，更是重新定义民主。 它把民主社会中原本正常的争论、妥协、竞争与制衡，描绘成混乱、低效与失序。 北京再把专制体制下的整齐、安静、服从与一致，包装成治理能力与制度优势。 这种党国叙事最危险之处，在于它试图让台湾人慢慢相信，民主太乱、选举太吵、国会太闹，还不如一个能迅速拍板、没有反对声音的强力政权。
中国全国政协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会）在北京召开。 （路透文件照）
然而，历史早已不断证明没有监督与制衡的效率，往往只是扩大错误和灾难的效率，而没有异议与反对的稳定，也常常是掩饰危机与动乱的稳定。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1989年的天安门到今日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的不安全感，专制政权或许可以让会场没有杂音，却无法让社会没有矛盾。 他们可以制造全票通过的盛景，却无法凭空创造出人民真正授权的统治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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