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治疗室"里的00后,男多女少.....

在接触性治疗前,我在大医院从事护理师工作12年。在工作中,我发现一些病人即使卧病在床,也渴望和伴侣亲密接触。


一次我在骨科值夜班,看到在一间很暗的病房里,一位病人和伴侣把床帘拉起来,正在亲热。他们的动作透过床上的一盏灯,被投射到床帘上,像皮影戏一样。那位病人腿上打着石膏,行动不便,却仍然兴致勃勃。

惊讶之余,我没有制止。许多人会想“性这件事怎么可以发生在医院?”,可是它就是发生了。

我想去探究原因:在某些观念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为什么还是有性行为?如果满足性这个需求,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从这个想法开始,我越来越好奇性对于人们的意义与帮助。



童嵩珍展示画册

2004年,我偶然得知大学开办人类性学研究所的消息,就报名入了学。

研究所的课程分为三个大类:教育,性谘商和性治疗,我选择了最难的性治疗作为主攻方向。这意味着,我不仅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别人(性教育),让别人把困扰告诉我(性谘商),我还需要触碰他们的内心或身体去进行治疗(性治疗)。

我是性学研究所的第三届学生,也是第一个专职从事性治疗的治疗师。

当时,大众对性治疗师存在偏见,认为等同于“另类的性工作者”。

父母非常反对。我爸说:“你念到硕士,就研究人家房间里的事,你丢不丢人啊?”他们觉得这是不正经的工作。

我和前夫也因此分开。他并非不支持我,也曾承担了一部分本属于我的母职工作,照料孩子与长辈。但当我坚持长期去做这件事时,意味着我在家庭及育儿方面注定缺席,我们长谈了一次,分开了。


许多医院也不想开设这一科室。2006年,在获得美国ACS性学家执照和德国Tantra性能开发工作坊执业资格认证后,我找到一家认同我的医院,联合设立门诊。那间小小的、没有任何装潢的科室,半年过去,一个上门的人都没有。

我成为性治疗师后,学校的老师曾告诫我:吃这碗饭一定会饿死。

但我不想放弃。无人问津的日子里,我在网上写下三四十篇文章,普及性治疗的知识。终于,一名IT男顺着“网线”找到了我,成为我的第一例个案。

随着他的恢复,我的事业也就此打开局面。



到现在,我从事性治疗20年,处理的个案数量过万,男女比例大约是4:1,其中最小的是十八岁,性的困扰让他不敢社交。最大的则是八十岁,他生前最后的愿望,是和挚爱的妻子再次进入对方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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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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