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

●县城的美食街。讲述者供图


2016年之后,生意逐渐下滑,很多同行收不回客户的欠款,也开始拖欠工人工资,我那两个同行都关门了。我开始担心我们一家人是否能继续在县城生活下去,有种迷失的感觉。

我写过一篇《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发朋友圈,我在里面的口号是“活下去”,意思是要让我的店铺活下去,哪怕是靠贷款度过难关。一些朋友看了,以为我们要饿肚子了,有朋友安慰我,一定要有尊严地活下去,也有一些原本关系很密切的人开始疏远我。

我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如果哪一天我过不下去了,你帮不帮我?”他说:“你要是找我借钱,最多三百块。”他说得很认真。

2019年,我在务川县城买了一间30平方米的小店面,用的是卖掉湖南房子的钱。我们搬进新店面后,之前在县城租的门面一再降低房租,从6万6降到3万5,三年时间降了四次房租,换了五任老板。县城的常住人口基本上没多大变化,消费群体总共就这么多人,但商铺数量翻了几倍。到新城区全部建成,我们那条街的规模扩大了5倍左右。

现在,做广告的少多了,多半是学生打印复印,一单生意就几块钱。以前做门头要发光字,LED显示屏,花三五千块很正常,现在有的店铺就做一张喷绘布,100多块钱就解决。前年,有个饭店找我做了500块钱的广告,分三次才把账结清。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几百米外开了分店,生意更差,很多时候每天只有几十块钱的营业额。

我的一些邻居们回来了,之前在外面建筑工地上干活的,还有上了60岁的。前段时间我到乡下去转,现在大部分土地都种上庄稼了。有人会开车到城里来接我的邻居们回村子干活,栽烤烟,打烟叶,每天工钱大概120元。

变化的不仅是县城。2023年,我联系上之前的工友,回到广东转了转。进过的四家工厂只有一家还在,厂房和厂门已经破败不堪,附近的工厂已全部拆除。外面的草坪也不见了,乱糟糟的。



●田维堂重返广东待过的工厂。讲述者供图


我们去参观了新工业园区,跟以前不同。占地面积变小,房子修高了很多,没有大草坪。老乡带我们进场参观,也是电子厂,设备早已更新换代,我已经看不懂了。

最让我感到不一样的是工人们的年龄,年轻人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在35岁以上。我的老乡夫妻快要50岁了,也在这里上班。我们当年一眼看出去全是青春靓丽的面孔,几乎没有中年人。

我们还去了一处信息产业园,有68家工厂,有很多都是我们当年那批工友创办的。在园区内一个十字路口,摆了长长一条街的招工牌。和20多年前相比,招工条件放得很宽,年龄18至50岁均可,几乎没有文化程度的要求。但没看到一个人找工作。

我意识到,做苦力、下井挖煤、捡废品,甚至种地,都是一种职业。像我们这样的老板,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打工。客人要复印两张纸,哪怕我们正在吃饭,也会立刻站起来先为客人服务。这和当年在工厂被派活没什么两样。

我找不到做“老板”的感觉,也早没了做“老师”的感觉。会不会有一天,我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农民工一样,又回到起点呢?可我已经不知道起点在哪了,是在农村,在当民办教师的学校,还是在广东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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