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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
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
婚后我们曾到贵州开阳卖豆腐，结果经营不下去，卖掉磨浆机换路费回湖南投奔岳父母。老丈人觉得女儿嫁给我命苦，说我做铜练不得，做铁打不得。妻子的姐姐们都埋怨她找了我这么个穷光蛋，还悄悄劝她跟我离婚。
因为我们当时没房，有的村民甚至公开嘲笑，说我肯定一辈子爬不起来。记得有次有家人办喜事，几个人商量要有个人“吼喊”，就是大声提醒帮忙的人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提醒客人们去坐席吃饭。我自告奋勇来当这个“吼喊”，结果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委婉地告诉我，“吼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言外之意，我在村民当中也是身份最卑微的。
2002年春节后，我去了贵阳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制作部七八个人都是同乡。户外广告需要电焊。我最大的缺陷就是体力弱，电焊不需要体力，只需要技术。
后来我和爱人一起到上海打工，住在张江镇孙桥。房子以前是用来养猪的，地面呈斜坡状，每月租金80元。我爱人进厂，我还是做广告。我没有开店，就是皮包公司，自己跑业务，跟几家广告店合作，还接焊接广告牌的活儿。
2004年底，我们存够了一万块，但完全没了回家修房子度过余生的念头，在上海租住的小屋子里，我们买了二手彩色电视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直到知道女儿不能留在上海高考。
2015年年底，我们在务川县城买了一套房子，32万元全款付清。发小知道后，酸溜溜地说，你在这儿买房，将来靠什么生活？可能在他看来，我的生意必然要垮掉，早晚要回老家种地。
买了房子后我就去学驾照，又买了一辆国产越野车，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在这个县城，我也算有房有车一族了。
第二年秋天，我们搬进126平米的新家。忙碌了大半生，我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终于结束了，总算有了一个立锥之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幻想有天要拥有一个抽屉，放笔、本子和稿子。后来那些年在外面打工，我一直感觉自己在流浪，买东西尽量二手。在广东的时候，母亲经常生病需要用钱。去了上海，房价翻了好几倍。这回装修，东西都是新买的，我有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
我从小爱好文学，在外面打工从来没有接触到爱好文学的人，内心很孤独。我不敢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我曾经是老师，发表过小说。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这个本事不会和他们在一起混，说出来只有被笑话。
回到县城，随着生活稳定下来，精神生活突然变得丰富了，县城里有很多文友，县文联经常组织一些采风活动。大家还记得我当农民时发表过小说，又当过民办教师，县城的文友甚至有些干部都叫我“田老师”。我又发表了一些文章，称呼我“老师”的人就越来越多。
还有人认为我在县城开公司，成了大老板，叫“田总”的也不少。村里再办红白喜事，他们就安排我最体面的“工作”，让我坐在“收礼”的摊子那里负责收钱。记得在厂里时，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都叫我“小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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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当时没房，有的村民甚至公开嘲笑，说我肯定一辈子爬不起来。记得有次有家人办喜事，几个人商量要有个人“吼喊”，就是大声提醒帮忙的人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提醒客人们去坐席吃饭。我自告奋勇来当这个“吼喊”，结果村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委婉地告诉我，“吼喊”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言外之意，我在村民当中也是身份最卑微的。
2002年春节后，我去了贵阳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制作部七八个人都是同乡。户外广告需要电焊。我最大的缺陷就是体力弱，电焊不需要体力，只需要技术。
后来我和爱人一起到上海打工，住在张江镇孙桥。房子以前是用来养猪的，地面呈斜坡状，每月租金80元。我爱人进厂，我还是做广告。我没有开店，就是皮包公司，自己跑业务，跟几家广告店合作，还接焊接广告牌的活儿。
2004年底，我们存够了一万块，但完全没了回家修房子度过余生的念头，在上海租住的小屋子里，我们买了二手彩色电视机，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直到知道女儿不能留在上海高考。
2015年年底，我们在务川县城买了一套房子，32万元全款付清。发小知道后，酸溜溜地说，你在这儿买房，将来靠什么生活？可能在他看来，我的生意必然要垮掉，早晚要回老家种地。
买了房子后我就去学驾照，又买了一辆国产越野车，价格虽然不高，但是在这个县城，我也算有房有车一族了。
第二年秋天，我们搬进126平米的新家。忙碌了大半生，我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终于结束了，总算有了一个立锥之地。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幻想有天要拥有一个抽屉，放笔、本子和稿子。后来那些年在外面打工，我一直感觉自己在流浪，买东西尽量二手。在广东的时候，母亲经常生病需要用钱。去了上海，房价翻了好几倍。这回装修，东西都是新买的，我有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
我从小爱好文学，在外面打工从来没有接触到爱好文学的人，内心很孤独。我不敢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我曾经是老师，发表过小说。因为在他们看来，有这个本事不会和他们在一起混，说出来只有被笑话。
回到县城，随着生活稳定下来，精神生活突然变得丰富了，县城里有很多文友，县文联经常组织一些采风活动。大家还记得我当农民时发表过小说，又当过民办教师，县城的文友甚至有些干部都叫我“田老师”。我又发表了一些文章，称呼我“老师”的人就越来越多。
还有人认为我在县城开公司，成了大老板，叫“田总”的也不少。村里再办红白喜事，他们就安排我最体面的“工作”，让我坐在“收礼”的摊子那里负责收钱。记得在厂里时，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都叫我“小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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