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17年,见过"世面"的农民工回到县城
老家人很重视人情世故。每年冬季是红白喜事最热闹的季节,很多人整天吃酒送礼忙不过来。我远在上海,也叫我凑份子钱。他们为了收礼金,找各种理由办酒,修房子、结婚、孩子满月等,有的人办一次红白喜事能收20万左右。有的人就担心自己家办的时候,如果只收了几万块钱是很丢人的,怕来的人少,稀稀拉拉没面子。因此很多人哪怕是点头之交,办喜事都要去。
因为亲戚老是办酒,我在妻子老家湖南买了新房子,也想办一次酒,结果他们跟我翻脸。可能想我人在上海、房子在湖南,办什么酒?
回了县城,我仍然不喜欢人情世故,一年就喝那么两三次酒。我不随便请人喝酒,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请我吃饭我都去。因此,我的生意始终做得不大。

这些年,大家对外出打工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刚回县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种地已经没有出路,必须打工。村子里面几乎没人。县城里绝大部分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新市民”。像我们这个小区有很多业主是农民工,老人跟小孩住在这里,靠青壮年打工来供养。
1995年,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不是这种氛围。当时,老家的人是反感的,因为大部分村民都认为,农民放弃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有可能饿肚子。我是村子里第一个敢于彻底放弃土地的人。
我初中毕业,家里供不起我继续读书,就回家种地了。可我天生不适合种地,我1米65,105斤,体力很差,背一百斤都非常吃力,姐姐的力气都比我大。村里人都认为我是装斯文,排挤我。人们知道我想写文章,嘲笑我只有当农民的命,写文章是异想天开。每个人都觉得我混得不如他,在这种压力下,即使在村子里,我也产生了自卑感。
当年贵州出了一个诗人,也是农民,发表了一首叙事诗,名声大振,后来就改变了身份。我觉得我要想翻身,只有写作这一条路。1991年我发表了一篇小说,稿费200块,不能养活自己,却因此认识了很多领导。我脸皮薄,不会拍马屁,也没有借此翻身。其实很多人像我一样,发表两篇文章,跟领导搞好关系,就能换一个铁饭碗。
不过因为发表文章,我后来被聘为民办教师,但只是临时岗,每月工资66块5毛,公办教师的工资是我的六倍。
在全区的学年统考中,我教的科目的平均成绩名列全区第一,我的搭档任课的数学成绩全区倒数第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工资的天差地别。看着获得的30块奖金,我感到我的努力毫无意义。
当时我已经30岁了。去吃喜酒的时候,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悄悄盯着我,看见有人咬着耳朵在窃窃私语,我就怀疑是在议论我。那时候,尤其是在女性面前,我抬不起头,因为穷。
学校附近的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了,多半是年轻姑娘。我在他们回乡过年的时候莽撞地拦停,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世界。有个姑娘告诉我,在外面一个月可以挣500块。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全区工资最高的中学老教师每月才400块。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教师的身份,不想一辈子穷愁潦倒。
我成为我们村最早的农民工,去了广东的工艺品厂和电子厂。我跟老家同学写信说,挣不到10万块钱不回家。当我带着爱人回家结婚,我35岁,她24岁,村里人都以为我真的带了10万块钱回去,我说我没钱他们都不信。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2000块钱。大家对我很恭敬,以前从来不喊我哥的,开始叫我“田哥”。
慢慢通过观察,根据我的消费情况,他们发现我是真的没钱,又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他们发现我打工四年依然一无所有的时候,更加相信坚守土地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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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亲戚老是办酒,我在妻子老家湖南买了新房子,也想办一次酒,结果他们跟我翻脸。可能想我人在上海、房子在湖南,办什么酒?
回了县城,我仍然不喜欢人情世故,一年就喝那么两三次酒。我不随便请人喝酒,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请我吃饭我都去。因此,我的生意始终做得不大。

这些年,大家对外出打工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刚回县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种地已经没有出路,必须打工。村子里面几乎没人。县城里绝大部分是我们这些所谓的“新市民”。像我们这个小区有很多业主是农民工,老人跟小孩住在这里,靠青壮年打工来供养。
1995年,我刚出去打工的时候不是这种氛围。当时,老家的人是反感的,因为大部分村民都认为,农民放弃土地就失去了生存保障,有可能饿肚子。我是村子里第一个敢于彻底放弃土地的人。
我初中毕业,家里供不起我继续读书,就回家种地了。可我天生不适合种地,我1米65,105斤,体力很差,背一百斤都非常吃力,姐姐的力气都比我大。村里人都认为我是装斯文,排挤我。人们知道我想写文章,嘲笑我只有当农民的命,写文章是异想天开。每个人都觉得我混得不如他,在这种压力下,即使在村子里,我也产生了自卑感。
当年贵州出了一个诗人,也是农民,发表了一首叙事诗,名声大振,后来就改变了身份。我觉得我要想翻身,只有写作这一条路。1991年我发表了一篇小说,稿费200块,不能养活自己,却因此认识了很多领导。我脸皮薄,不会拍马屁,也没有借此翻身。其实很多人像我一样,发表两篇文章,跟领导搞好关系,就能换一个铁饭碗。
不过因为发表文章,我后来被聘为民办教师,但只是临时岗,每月工资66块5毛,公办教师的工资是我的六倍。
在全区的学年统考中,我教的科目的平均成绩名列全区第一,我的搭档任课的数学成绩全区倒数第一,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工资的天差地别。看着获得的30块奖金,我感到我的努力毫无意义。
当时我已经30岁了。去吃喜酒的时候,好像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悄悄盯着我,看见有人咬着耳朵在窃窃私语,我就怀疑是在议论我。那时候,尤其是在女性面前,我抬不起头,因为穷。
学校附近的村里,已经有很多人去广东打工了,多半是年轻姑娘。我在他们回乡过年的时候莽撞地拦停,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世界。有个姑娘告诉我,在外面一个月可以挣500块。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全区工资最高的中学老教师每月才400块。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教师的身份,不想一辈子穷愁潦倒。
我成为我们村最早的农民工,去了广东的工艺品厂和电子厂。我跟老家同学写信说,挣不到10万块钱不回家。当我带着爱人回家结婚,我35岁,她24岁,村里人都以为我真的带了10万块钱回去,我说我没钱他们都不信。其实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没有2000块钱。大家对我很恭敬,以前从来不喊我哥的,开始叫我“田哥”。
慢慢通过观察,根据我的消费情况,他们发现我是真的没钱,又开始对我冷嘲热讽。他们发现我打工四年依然一无所有的时候,更加相信坚守土地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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