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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个乡村,如何成为中国制造的底牌?
50万个乡村,如何成为中国制造的底牌?50万个乡村,如何成为中国制造的底牌?
但贺雪峰认为，我们不能只用技术指标来衡量小农经济，更要理解，它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我们先看几个数据。中国有21亿亩耕地，2亿多农户，平均每户十亩地。目前，中国2/3的耕地仍由农户家庭自己种。而根据贺雪峰团队的调研，当前约80%的中国农民家庭，存在一种叫“半工半耕”的结构。简单说，就是年轻人在城市打工赚钱，老人在农村种地保底。一个家庭，两份收入。
1980年代，约20%的农民家庭是“半工半耕”，1990年代约40%，2000年后达到80%。而且根据贺雪峰的判断，这个结构可能还要维持20年甚至更长时期。
那么，这种小农经济，对中国现代化有什么价值呢？贺雪峰认为，它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优势。
首先，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即便拿到的是“比较低”一点的工资，他的家庭还有务农收入。父母在农村种地，虽然收入不高，但能覆盖一部分家庭开支，还能照顾孩子。这样，家庭的经济压力被城乡两端分担了。
换句话说，农业收入补贴了工业。正是因为有这个补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才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中国制造”的强大基础，又为“中国创造”提供了关键支撑。
这就是贺雪峰说的“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者相互支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将近50万个乡村，不仅是农业安全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制造的关键底牌。
那么，假如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让资本下乡，会怎样呢？贺雪峰算过一笔账。假如按家庭农场标准，每个农场经营100到200亩地，21亿亩耕地只能容纳1000万到2000万个家庭农场。这意味着，2亿多农户中，90%的人将没有地种。这些人必须全部进城，但城市能容纳这么多人吗？没有了农村的退路，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许就会下降。
其实，中央的政策也是这个导向。今年2月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注意，是“适度”规模经营，是“有机衔接”，不是简单的规模化。同时强调要“保持足够历史耐心”。
好，这是第二个重点，小农经济不能被简单地当成落后象征，它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者相互支撑。
第三个重点，关于农村发展。根据贺雪峰教授的观点，农村发展不能简单地做加法，更得考虑内部资源的互相盘活。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很多人担心，村里老人越来越多，子女都进城了，谁来照顾他们？但贺雪峰认为，农村养老并不是无解的危机，而是可以通过互助来解决的。
首先，老人和老人不一样。贺雪峰把农村老人分成了三个年龄段。60到70岁，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70到80岁，身体衰退但生活自理。80岁以上，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有人照顾。而前两个年龄段的老人，可以照顾第三个年龄段的老人。
贺雪峰算过一笔账。在一个有250名老年人的农村，大概80%是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只有6%到8%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换句话说，需要照顾的高龄老人只占很小比例，而有能力照顾他们的低龄老人数量要多得多。
具体怎么做？比如，在湖北武汉新洲区，有个村在2012年建了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总投资46万元，区财政补贴了一半。中心聘请村里的低龄老人来照顾高龄老人，主要是一日三餐、洗漱卫生、精神陪伴。这些低龄老人每月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的补贴。而且，他们提供的照料服务还可以记分，形成“道德券”，存入“时间银行”。等他们自己老了，可以用这些积分免费享受照料。
简单说，这个模式就是今天你照顾别人，明天别人照顾你。当然，这种模式的推广还需要一定的村庄条件和组织基础。
这也就是贺雪峰所说的，当前阶段的乡村振兴，重点之一是建设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小美乡村”。
为什么要强调小美而不是大美？因为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在考虑“吸引人才”的同时，更需要为那些选择留在农村、或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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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几个数据。中国有21亿亩耕地，2亿多农户，平均每户十亩地。目前，中国2/3的耕地仍由农户家庭自己种。而根据贺雪峰团队的调研，当前约80%的中国农民家庭，存在一种叫“半工半耕”的结构。简单说，就是年轻人在城市打工赚钱，老人在农村种地保底。一个家庭，两份收入。
1980年代，约20%的农民家庭是“半工半耕”，1990年代约40%，2000年后达到80%。而且根据贺雪峰的判断，这个结构可能还要维持20年甚至更长时期。
那么，这种小农经济，对中国现代化有什么价值呢？贺雪峰认为，它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优势。
首先，一个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即便拿到的是“比较低”一点的工资，他的家庭还有务农收入。父母在农村种地，虽然收入不高，但能覆盖一部分家庭开支，还能照顾孩子。这样，家庭的经济压力被城乡两端分担了。
换句话说，农业收入补贴了工业。正是因为有这个补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才能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而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中国制造”的强大基础，又为“中国创造”提供了关键支撑。
这就是贺雪峰说的“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者相互支撑。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将近50万个乡村，不仅是农业安全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国制造的关键底牌。
那么，假如推动大规模土地流转，让资本下乡，会怎样呢？贺雪峰算过一笔账。假如按家庭农场标准，每个农场经营100到200亩地，21亿亩耕地只能容纳1000万到2000万个家庭农场。这意味着，2亿多农户中，90%的人将没有地种。这些人必须全部进城，但城市能容纳这么多人吗？没有了农村的退路，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也许就会下降。
其实，中央的政策也是这个导向。今年2月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注意，是“适度”规模经营，是“有机衔接”，不是简单的规模化。同时强调要“保持足够历史耐心”。
好，这是第二个重点，小农经济不能被简单地当成落后象征，它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三者相互支撑。
第三个重点，关于农村发展。根据贺雪峰教授的观点，农村发展不能简单地做加法，更得考虑内部资源的互相盘活。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很多人担心，村里老人越来越多，子女都进城了，谁来照顾他们？但贺雪峰认为，农村养老并不是无解的危机，而是可以通过互助来解决的。
首先，老人和老人不一样。贺雪峰把农村老人分成了三个年龄段。60到70岁，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70到80岁，身体衰退但生活自理。80岁以上，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有人照顾。而前两个年龄段的老人，可以照顾第三个年龄段的老人。
贺雪峰算过一笔账。在一个有250名老年人的农村，大概80%是身体健康的低龄老人，只有6%到8%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换句话说，需要照顾的高龄老人只占很小比例，而有能力照顾他们的低龄老人数量要多得多。
具体怎么做？比如，在湖北武汉新洲区，有个村在2012年建了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总投资46万元，区财政补贴了一半。中心聘请村里的低龄老人来照顾高龄老人，主要是一日三餐、洗漱卫生、精神陪伴。这些低龄老人每月可以拿到500到1000元的补贴。而且，他们提供的照料服务还可以记分，形成“道德券”，存入“时间银行”。等他们自己老了，可以用这些积分免费享受照料。
简单说，这个模式就是今天你照顾别人，明天别人照顾你。当然，这种模式的推广还需要一定的村庄条件和组织基础。
这也就是贺雪峰所说的，当前阶段的乡村振兴，重点之一是建设服务于弱势群体的“小美乡村”。
为什么要强调小美而不是大美？因为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在考虑“吸引人才”的同时，更需要为那些选择留在农村、或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提供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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