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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隔離"的晚年:那些感染HIV的老人們
被"隔離"的晚年:那些感染HIV的老人們被"隔離"的晚年:那些感染HIV的老人們
他花了3年時間，才慢慢接受這種被孤立的現實。也正因為這份孤立帶來的顧慮，以前外出打工時，他總會隨身揣著創可貼，若不小心劃破皮膚流了血，就第壹時間處理幹淨，避免自己的血液被別人接觸到。
王姐確診後，其病情在老家村落傳開，此後她便極少回娘家。為了避免孩子嫌棄，她至今沒敢告訴子女自己的病情。
HIV感染者的壓力，也會不可避免地傳遞給家屬。小婕的父親被查出感染艾滋病不久後去世，母親至今已患病贰拾余年，小婕為照顧母親曾休學壹年。小婕從小養成防護意識，避免與母親共用牙刷等個人物品，共用廁所時會額外沖洗消毒，看到母親的經血垃圾袋會讓母親扔掉。“她要是突然間手受傷了，我也會害怕她做的飯能不能吃，會有壹點敏感。”
小婕回憶，母親患上HIV，壹度導致她從小就自卑，“那時候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壹樣，抬不起頭來。”小學時，有同學把雞骨頭扔到她碗邊，同村鄰居因言語挑撥，拒絕搭載她上下學。
即使現在長大成人，母親的病情仍是她婚戀中的壹道隱秘障礙。她與男友處於談婚論嫁階段，但始終沒敢告知對方母親感染艾滋病的情況，計劃穩定後再說。
“有家庭因為家人感染艾滋病，把患者分餐隔離，甚至不讓上桌吃飯；有的感染者死亡後，找不到人抬棺，連親戚都避之不及。”謝漢瑜提到，老年人感染後的歧視壓力更大，“他們要教育孫輩，愛面子，壹旦病情暴露，可能再也不敢出門見人。”
學會“與病毒共存”
壹些老年感染者慢慢摸索出與體內病毒共存的方式。
王姐每天7點多起床，照料家中的4只貓、1只狗，然後9點去單位上班，做調度工作管理著贰叁拾人的團隊。她主動加入志願者團隊，和朋友們壹起包粽子，開車送到福州的病友手中，用自己的故事開導那些和她有相似經歷的人。
“它不侵犯我，我也不排斥它。”王姐的CD4數值穩定在770個左右，這是壹些健康人都達不到的指標，也是她規律治療的成效。她說真到了要走那壹天，要麼把自己奉獻給醫學，要麼就把積蓄都花掉，瀟瀟灑灑離開。
蒲爺在確診後，便和妻子分居兩處。他目前在壹家物業公司擔任保安，已經工作了肆伍年。盡管需要兩班倒，但他憑借良好的工作表現，即使超齡也被公司繼續聘用。“我喜歡上班，每天能見到人、說說話，比在家壹個人憋著強。”
▲壹名艾滋病感染者與朋友壹起吃飯
林大叔發病後，身體狀況急轉直下，無法再從事重體力勞動，平日裡只能偶爾幫朋友搭把手，賣些零散的茶葉。他和妻子之間，也曾因感染源頭產生過矛盾。妻子懷疑他在外有不當行為，這場爭執持續了3年。直到後來，兩人不得不共同面對病情的重壓，才緩和關系。如今，妻子的身體狀況比他好很多，工作常年需要加班至深夜。他便獨自看看電視、聽聽廣播。
謝漢瑜強調，這些感染者的經歷證明，HIV並非生命的終點。“贰拾多年過去了，現在還有很多感染者健康生活著，有的還在正常工作。只要堅持服藥、定期檢查，就能有效延長壽命，甚至病毒載量降低後，傳播風險也會大幅下降。”
掌握預防知識就是最好的“疫苗”
贰拾多年來，謝漢瑜帶領志願者深入26個性工作者集中的社區，“這些場所隱蔽性強，相關人員警惕性高，剛開始去的時候，有人扔石頭嚇我們。”為了建立信任，他們發放安全套，還會送些小禮品。通過持續幹預，這些場所的安全套使用率大幅提升。
但謝漢瑜也發現，老年群體的防護幹預難度極大，“很多老人進行非法性交易時堅決不願用安全套，覺得艾滋病的潛伏期有拾年，而他們活不了拾年，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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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姐確診後，其病情在老家村落傳開，此後她便極少回娘家。為了避免孩子嫌棄，她至今沒敢告訴子女自己的病情。
HIV感染者的壓力，也會不可避免地傳遞給家屬。小婕的父親被查出感染艾滋病不久後去世，母親至今已患病贰拾余年，小婕為照顧母親曾休學壹年。小婕從小養成防護意識，避免與母親共用牙刷等個人物品，共用廁所時會額外沖洗消毒，看到母親的經血垃圾袋會讓母親扔掉。“她要是突然間手受傷了，我也會害怕她做的飯能不能吃，會有壹點敏感。”
小婕回憶，母親患上HIV，壹度導致她從小就自卑，“那時候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壹樣，抬不起頭來。”小學時，有同學把雞骨頭扔到她碗邊，同村鄰居因言語挑撥，拒絕搭載她上下學。
即使現在長大成人，母親的病情仍是她婚戀中的壹道隱秘障礙。她與男友處於談婚論嫁階段，但始終沒敢告知對方母親感染艾滋病的情況，計劃穩定後再說。
“有家庭因為家人感染艾滋病，把患者分餐隔離，甚至不讓上桌吃飯；有的感染者死亡後，找不到人抬棺，連親戚都避之不及。”謝漢瑜提到，老年人感染後的歧視壓力更大，“他們要教育孫輩，愛面子，壹旦病情暴露，可能再也不敢出門見人。”
學會“與病毒共存”
壹些老年感染者慢慢摸索出與體內病毒共存的方式。
王姐每天7點多起床，照料家中的4只貓、1只狗，然後9點去單位上班，做調度工作管理著贰叁拾人的團隊。她主動加入志願者團隊，和朋友們壹起包粽子，開車送到福州的病友手中，用自己的故事開導那些和她有相似經歷的人。
“它不侵犯我，我也不排斥它。”王姐的CD4數值穩定在770個左右，這是壹些健康人都達不到的指標，也是她規律治療的成效。她說真到了要走那壹天，要麼把自己奉獻給醫學，要麼就把積蓄都花掉，瀟瀟灑灑離開。
蒲爺在確診後，便和妻子分居兩處。他目前在壹家物業公司擔任保安，已經工作了肆伍年。盡管需要兩班倒，但他憑借良好的工作表現，即使超齡也被公司繼續聘用。“我喜歡上班，每天能見到人、說說話，比在家壹個人憋著強。”
▲壹名艾滋病感染者與朋友壹起吃飯
林大叔發病後，身體狀況急轉直下，無法再從事重體力勞動，平日裡只能偶爾幫朋友搭把手，賣些零散的茶葉。他和妻子之間，也曾因感染源頭產生過矛盾。妻子懷疑他在外有不當行為，這場爭執持續了3年。直到後來，兩人不得不共同面對病情的重壓，才緩和關系。如今，妻子的身體狀況比他好很多，工作常年需要加班至深夜。他便獨自看看電視、聽聽廣播。
謝漢瑜強調，這些感染者的經歷證明，HIV並非生命的終點。“贰拾多年過去了，現在還有很多感染者健康生活著，有的還在正常工作。只要堅持服藥、定期檢查，就能有效延長壽命，甚至病毒載量降低後，傳播風險也會大幅下降。”
掌握預防知識就是最好的“疫苗”
贰拾多年來，謝漢瑜帶領志願者深入26個性工作者集中的社區，“這些場所隱蔽性強，相關人員警惕性高，剛開始去的時候，有人扔石頭嚇我們。”為了建立信任，他們發放安全套，還會送些小禮品。通過持續幹預，這些場所的安全套使用率大幅提升。
但謝漢瑜也發現，老年群體的防護幹預難度極大，“很多老人進行非法性交易時堅決不願用安全套，覺得艾滋病的潛伏期有拾年，而他們活不了拾年，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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