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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潜伏》热播,湖南一老人看后不高兴:把我爸演得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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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他结束长春的工作，携家人前往天津，出任军统局天津站站长。这个位置敏感而关键，是华北地区军统系统的核心之一。能拿到这个任命，蒋经国显然在其中起了不小作用。当时的天津市长杜建时是蒋经国的亲信，天津站站长的人选，必须得到他的首肯，这也让吴景中“从同学情分中”受益良多。
可以想见，迁居天津，对一家人来说，是一次“生活重启”。新的城市，新居所，新的学校，孩子们对天津的印象，反倒比对之前辗转的那些地方更加深刻。
三、天津最后一年：撤离、失踪与五十年的空白
在儿子吴景峰的记忆里，那段天津岁月虽短，却非常清晰。他记得那栋小楼原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家具不多，也没什么贵重物件。抽屉里有一本世界地图册，上面印着各国国旗，还有一本纸张光洁、插图精美的动物教科书。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二十四桥明月夜”，那是父亲的一位西安朋友送的，句子本身很有诗意，而在一个小孩心里，这句诗甚至变成了一座“可能真的存在”的桥。
生活表面看上去，平静、规矩。父亲很忙，话不多，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家中也不允许随便打听“单位上的事”。偶尔有空，他会在家里弹一架旧风琴，最爱弹唱《满江红》，字正腔圆，气势不减。这是孩子们记忆里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刻。一家人也会去看场电影，听出名的戏班子唱京剧，那是当时不算廉价的娱乐，但也不至于奢侈到离谱。
不过，家庭内部的“平静”，掩盖不了城市外部战局的急剧变化。到1948年秋，东北战场形势已然发生根本逆转。辽沈战役胜利在望，国民党在华北的整体局势岌岌可危。天津的政治气氛，也在悄悄改变。
在这个节骨眼上，吴景中作出了一个选择：把妻子和三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邵阳。
1948年秋天，粟慧嘉带着孩子们，在天津登上“秋瑾”号轮船，启程南下。码头上，风很大，汽笛长鸣。一家人当时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对于十一岁的吴景峰来说，那天的场景后来一再在脑海里浮现——父亲送到船边，叮嘱几句，神情严肃，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这样的告别，更像是一次“暂时分离”，而不是生离死别。
回到湖南不久，粟慧嘉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天津有一名国民党高官，抢了一架原本用于接纺织公司职工的飞机，飞往南京。她回家时，一边高兴，一边忐忑，对孩子们说：“你爸爸，多半就在那架飞机上。但那会儿临阵逃跑，是要杀头的。”
她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那时军统在天津设有两个外勤站，一站搞一般情报，由吴景中负责；二站负责涉外情报，由黄天迈担任站长。到1948年秋，二站负责人已被调回南京，机构形同虚设。而保密局又把其它公开机关中隐蔽的特务，编组成若干情报小组，统一归天津站领导。这样一来，吴景中事实上成了军统、保密局在天津的最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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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迁居天津，对一家人来说，是一次“生活重启”。新的城市，新居所，新的学校，孩子们对天津的印象，反倒比对之前辗转的那些地方更加深刻。
三、天津最后一年：撤离、失踪与五十年的空白
在儿子吴景峰的记忆里，那段天津岁月虽短，却非常清晰。他记得那栋小楼原本是日本人住过的，家具不多，也没什么贵重物件。抽屉里有一本世界地图册，上面印着各国国旗，还有一本纸张光洁、插图精美的动物教科书。客厅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着“二十四桥明月夜”，那是父亲的一位西安朋友送的，句子本身很有诗意，而在一个小孩心里，这句诗甚至变成了一座“可能真的存在”的桥。
生活表面看上去，平静、规矩。父亲很忙，话不多，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家中也不允许随便打听“单位上的事”。偶尔有空，他会在家里弹一架旧风琴，最爱弹唱《满江红》，字正腔圆，气势不减。这是孩子们记忆里为数不多的轻松时刻。一家人也会去看场电影，听出名的戏班子唱京剧，那是当时不算廉价的娱乐，但也不至于奢侈到离谱。
不过，家庭内部的“平静”，掩盖不了城市外部战局的急剧变化。到1948年秋，东北战场形势已然发生根本逆转。辽沈战役胜利在望，国民党在华北的整体局势岌岌可危。天津的政治气氛，也在悄悄改变。
在这个节骨眼上，吴景中作出了一个选择：把妻子和三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邵阳。
1948年秋天，粟慧嘉带着孩子们，在天津登上“秋瑾”号轮船，启程南下。码头上，风很大，汽笛长鸣。一家人当时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诀。对于十一岁的吴景峰来说，那天的场景后来一再在脑海里浮现——父亲送到船边，叮嘱几句，神情严肃，却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这样的告别，更像是一次“暂时分离”，而不是生离死别。
回到湖南不久，粟慧嘉便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天津有一名国民党高官，抢了一架原本用于接纺织公司职工的飞机，飞往南京。她回家时，一边高兴，一边忐忑，对孩子们说：“你爸爸，多半就在那架飞机上。但那会儿临阵逃跑，是要杀头的。”
她的判断并非毫无根据。那时军统在天津设有两个外勤站，一站搞一般情报，由吴景中负责；二站负责涉外情报，由黄天迈担任站长。到1948年秋，二站负责人已被调回南京，机构形同虚设。而保密局又把其它公开机关中隐蔽的特务，编组成若干情报小组，统一归天津站领导。这样一来，吴景中事实上成了军统、保密局在天津的最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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