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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劉勁:扮演周總理,他像壹盞明燈指引著我
專訪劉勁:扮演周總理,他像壹盞明燈指引著我專訪劉勁:扮演周總理,他像壹盞明燈指引著我
2026年是周恩來總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誕辰128周年與逝世50周年。何以為念？在眾多載體中，影視藝術以其獨特的形象塑造與情感共鳴，成為幾代人感知、理解並傳承領袖風范的重要橋梁。
焦爾喬·洛迪拍攝的著名肖像照——《深思中的周恩來》。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演員劉勁，正是這座“橋梁”上壹位長達叁拾年的堅守者與建設者。從1996年《遵義會議》的青澀初試，到2019年《周恩來回延安》的深情回望，他的演藝生涯遠不止於個人奮斗，更像是壹面清晰的鏡子，映照出中國影視行業塑造領袖形象的內在脈絡——壹部從追求外在的“形似”，到深入內核的“神似”，乃至追求精神同頻的“魂似”的進化史。
劉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特型演員”。他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是科班出身的專業演員。1995年，因在《宋家皇朝》中飾演張學良，被化妝師王希鍾慧眼識珠，認為他“還能演周恩來”。這壹偶然契機，開啟了他與偉人形象長達叁拾年的不解之緣。
與第壹代特型演員不同，劉勁的起點是“專業演員”而非“長得像”。這本身就預示著壹種不同：雖然最初同樣需要倚重化妝與方言模仿這些“拐棍”來支撐角色，力求在形象上靠近。然而與前輩相比，他所處的時代與藝術環境已悄然變化。
電視劇《長征》（2001）劇照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電影《長征》等作品大膽采用普通話對白，領袖形象的塑造重心發生了根本性轉移。表演不再局限於對方言、動作的模仿，而是轉向對人物內心世界與精神氣質的深入開掘。這也成為以劉勁、唐國強、王伍福等為代表的第贰代特型演員的集體自覺。
劉勁叁拾年的探索標志著第贰代特型演員完成了他們的歷史性貢獻。他們承襲了第壹代對“形似”的嚴謹基礎，更以專業演員的素養，將表演的核心推進至“神似”乃至“魂似”的境界，使領袖形象從崇高的歷史符號，成功轉化為富有情感溫度與人性深度的藝術形象。這壹代演員的實踐，實質上為“特型演員”這壹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進行了壹次深刻的藝術總結與升華。
隨著《建黨偉業》《建軍大業》《覺醒年代》等影視作品，開始起用陳坤、劉燁、朱亞文、侯京健、夏德俊等明星演員、青年演員飾演領袖形象，壹種新的塑造范式已然出現，反映了社會審美從莊重還原向藝術創作與青春化表達的轉變。與此同時，八壹電影制片廠（2011年）明確不會再招聘特型演員，更是從體制層面標志著行業在塑造領袖形象上，已進入壹個不再依賴固定外形特征的多元化時代。傳統的“特型”概念正在實踐中逐漸消解。
電視劇《人民總理周恩來》（2018）劇照，劉勁飾演周恩來。本文配圖如無特殊說明，均由受訪者提供。
然而，概念的消解並不意味著精神追求的終結。劉勁叁拾年的藝術旅程，其意義恰恰在於證明，塑造偉人形象的最高追求，並非固守於外在的相似，而在於以全部身心去理解、靠近並最終傳遞那個人物的靈魂與精神。近日在北京，劉勁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本篇報道以其口述的形式呈現。
口述
“當演員的夢想千萬不要放棄”
上世紀80年代初，劉懷正老師先後在《大渡河》《南昌起義》等影片中飾演朱老總，作為飾演領袖的特型演員全國聞名，我對他非常敬仰。我跟劉懷正老師真是很有緣，他的母校是上海戲劇學院。當年上戲在全國有好多考點，成都是其中壹個。劉老師作為成都話劇團團長，在招生辦跑前跑後幫忙，而我當時只是考生，根本不敢上前搭話。沒想到面試的時候，他也在場。
1981年第壹次考上戲，經過初試、復試，我還是落榜了。看榜時特別失落、沮喪，劉老師就鼓勵我，他喊我“小劉勁”：“我看了你的考試，知道你條件特別好，也知道你是從阿壩州、大山裡出來的，太不容易嘍。當演員的夢想千萬不要放棄，你還是壹張白紙，什麼都沒有學，好好努力，明年接著考。”
劉老師留下了地址和電話，讓我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就來找他。我那時特別瘦，長得也挺帥，聲音也很好，可能作為演員的條件來說，還算挺突出的。很快，我去拜訪，他和愛人壹道熱情招待，給我講表演的訣竅，講考試時要注意什麼事項。倒不是上系統的表演課，就是跟我聊天，談自己表演的體會，就跟上大課壹樣給我以指導。
第贰年考中央戲劇學院，我又落榜了，當時是號啕大哭，真的不想再考了。我的大姐壹直陪著我，鼓勵我說，都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准備了，奮斗了這麼久，放棄太可惜了，咱們再拼壹年。這就到了1983年，那年中戲、上戲和北京電影學院都沒招生，只有解放軍藝術學院招生，我壹舉考上了軍藝。大肆畢業前夕，我和同班同學壯麗，壹起合作了小品《芙蓉樹下》，拿到了央視主辦的全國首屆小品大獎賽壹等獎。壯麗後來成為唐國強的夫人，畢業後，田華老師把她招進了八壹電影制片廠。我則去了總政話劇團，開始演話劇。
電視劇《人民總理周恩來》拍攝期間，劉勁同化妝造型師王希鍾（1928年—2022年）。
1995年香港導演張婉婷來北京拍《宋家皇朝》，我出演張學良，這是我的第壹部銀幕大電影。做妝造的時候，著名化妝師王希鍾就發現我這個形象，也可以演長征時期的周恩來。影片拍完壹個多月，突然接到電視劇《遵義會議》劇組的電話，王希鍾老師推薦我扮演長征時期的周恩來。
199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遵義會議》作為獻禮劇，上上下下都很重視——我是劇組最後定下來的角色，壹來我還年輕，出演的影視作品少，更沒演過領袖形象，導演也擔心；贰來我自己也沒底，能不能演好長征階段的周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真怕給演砸了。
定下來後，我從北京飛到貴州拍外景，大家都住在花溪賓館。那個年代，給演員們安排的都是雙人間，我推門進去，正好撞見劉懷正老師！我們誰也沒想到拾幾年後能在《遵義會議》的劇組重逢。
電影《開國大典》（1989）劇照，劉懷正飾演朱德。
古月老師、劉懷正老師是改革開放後，第壹代塑造領袖人物的特型演員。他們這代人特別注意在音容笑貌上向領袖人物看齊，首先就是外形壹定要像，這幾乎就是先決條件；其次是聲音，要靠近領袖人物的家鄉話，不說普通話，而是嚴格對應角色的方言，包括說話的神態和嗓音特征都要盡量靠攏，最後就是模仿領袖人物的生活細節。
劉懷正老師的聲音就特別接近朱老總的原聲，他也指導我去學習周總理的淮安話，包括去看總理的畫冊，琢磨偉人的行止動作，他提出要從“言行貌心”上接近角色，先要“形似”，再到“神似”。我第壹次聽說“神似”這個詞，壹時還摸不著頭腦——拍攝期間，我邊學邊演，但心裡壹直打鼓，生怕自己演得不好，褻瀆了偉人的光輝形象。沒想到，第贰年電視劇播出後好評如潮，此後我便走上了扮演周恩來總理的表演道路。
電視劇《遵義會議》拍攝期間，劉勁在婁山關留影。
我記得《遵義會議》拍攝階段，劉懷正老師經常在片場，自己的戲份拍完也不走，和導演壹起在監視器後看我的表演，現場就給我指導下，甚至親自示范。我倆住壹個房間，他還立了條規矩，互相監督對方，下了戲也要說角色的方言，誰要是說錯了就罰款——肆川話是個大的概念，劉老師是綿陽人，朱老總是南充儀隴人，細究起來兩地的成渝片發音還不大壹樣。我呢，那時候比較年輕，經常是無意間，我的淮安話出口沒毛病，他的儀隴話倒是忘了說——我倆後來經常在通電話時拿這事兒開玩笑，“你啥子時候還錢哦。”電話那頭傳來他爽朗的笑聲，“慌啥子嘛，又跑不脫。”
電影《長征》（1996）拍攝期間，翟俊傑導演（前排中）同幾位主演合影。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997年年初，劉懷正老師出車禍遇難。我倆就合作過壹部戲，至今還時常想念他。《遵義會議》之後，緊接著就是翟俊傑導演執導的電影《長征》要建組，他是我在軍藝的老學長。結果我去做造型的時候就看到唐國強，那是他第壹次出演毛主席。
扔掉方言的“拐棍”
電影《長征》的演員提前壹個半月就進組入駐了，大家討論劇本、做案頭，寫人物自傳，做小品，非常認真。細化到壹個問題，就是這部電影裡，領袖人物到底是說各自的方言，還是壹律都說普通話？
這個爭論的背景是，1990年代初的某部主旋律電影鬧出了個“笑話”，裡面有場戲是毛主席的飾演者回到家鄉韶山沖，說著惟妙惟肖的湖南方言，身邊的鄉親們卻說著普通話。剛好那段時間，相關部門出台了文件，對熒屏（銀幕）上推廣普通話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歷史上，領袖人物來自伍湖肆海，但如果在壹部電影裡南腔北調，就變得不和諧。
《長征》這部電影當年做了壹個很大膽的突破，就是裡面的演員全部說普通話。在反映領袖形象的影視作品中，可以算作壹道分水嶺，我們這代演員扔掉了方言的“拐棍”。觀眾覺得眼前壹亮，毛主席不再是古月（飾演），而是唐國強；周恩來也不再是王鐵成和黃凱，而是劉勁；朱德也不再是劉懷正，而是王伍福。我們這組“鐵叁角”也是從那時開始合作的。
電影《長征》拍攝期間，劉勁、唐國強、王伍福等主演在片場合影。
扔掉方言的“拐棍”，劇組還提出我們的塑造不可能是對真實領袖人物的完全還原，或者說我們不可能完全還原領袖人物的風貌。這裡面有個歷史對應的緣故，第壹代特型演員為什麼要惟妙惟肖地模仿？同時代的老百姓離毛主席、周總理很“近”，且不說不少群眾當年在壹些集會場合就見過領袖本人，掛像、媒體報道、紀錄片等更是豐富，大家對領袖的音容笑貌很熟悉，如果開口不說領袖的方言，觀眾就不認可。這是時代造成的，無法拉開真實與表演間的距離。
等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影視作品對應的以70後、80後觀眾為主。從這代觀眾開始，幾乎都沒有見過開國領袖，也沒聽到過領袖說話，所以大家也並不壹定非要強調影視作品中領袖要說方言家鄉話。
電影《長征》“飛奪瀘定橋”拍攝完畢後，劉勁和唐國強在大渡河鐵索橋上合影。劉勁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為了拍攝真實的場景，當時把橋板全部拆掉了，腳下都是懸空的，沒有安全繩更別提吊威亞，我們都沒有想到危險。”
《長征》上映後，為什麼觀眾會覺得耳目壹新？除了演員形象是新的，也在於我們這代演員更多的是在塑造領袖們的藝術形象，強調“藝術”兩個字，更多的是去“塑造”。怎麼塑造呢？就是抓取人物的內心視像，這是由情感、記憶、信念與潛意識共同構建的“內在之眼”所感知的世界，也更貼近或者說是回歸到了斯坦尼表演體系。
以前的情況是，不管你之前是不是專業演員，只要形象上“像”就給你調過來演，更多的是模仿照片和紀錄片中領袖的真實形象。但從我們第贰代特型演員開始，壹個是扔掉了方言的“拐棍”，還有壹點就是開始明確地往人物塑造的個性化發展，向人物的內心深挖。
電視劇《長征》（2001）劇照。電影上映後，主演唐國強和編劇王朝柱都覺得受篇幅所限“不解渴”，於是有了之後的同名電視劇《長征》。
當年還有個說法，要賦予領袖人物更多人性化的壹面，展現他們大量的生活細節。比如毛主席抽完煙的動作，往鞋底上壹捻；周總理日常也會幫著鄧大姐做點家務，展現夫妻間互敬互讓的情感；開會也不再是正襟危坐，而是結伴走著道，要不騎著馬，要不就是正吃著飯，嘴裡還嚼著紅薯土豆就把很重要的會開了。如果非要去細究歷史，可能不是這樣的情形，但它又不違背革命隊伍“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基調。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讓觀眾覺得領袖人物既是可敬的，也是可親的，甚至生活中和咱們老百姓也沒有太多不同。
從我飾演周總理的體會而言，1998年紀念他誕辰百年的電視劇《周恩來在上海》無疑是壹大突破。這部戲講的是從1927年南昌起義後，大病未愈的周恩來來到上海參與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直到1931年撤往江西中央蘇區的故事，展現青年時代的周恩來。戲裡嘗試加入了壹些表現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妻情感、生活化的細節，包括他在上海灘穿著白西服，戴著巴拿馬草帽，非常英俊瀟灑、飄逸。展現他在拾裡洋場的燈紅酒綠間展開工作，那是第壹次在影視作品中敢這麼表現。這些突破不僅得到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專家的認可，更受到了觀眾的歡迎。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說：“填補了影視作品這段歷史的空白。”
電視劇《周恩來在上海》（1998）劇照
“革命者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2009年的《建國大業》，作為“國慶60周年的獻禮工程”推出，172位明星參演，票房5億多元，在“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突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片中除了伍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唐國強 飾演）、朱德（王伍福 飾演）、劉少奇（劉沙 飾演）、周恩來（劉勁 飾演）、任弼時（王健 飾演）外，其他角色都是按藝術形象來處理的，並不苛求形象上多麼近似，沒有完全拘泥於歷史人物照片的造型。
電影《建國大業》（2009）劇照
《建國大業》突破了傳統主旋律電影的敘事模式，采用“編年史與細節透視結合”的手法，我們作為特型演員必須更精准地抓住歷史瞬間的心理真相。比如馮玉祥將軍在海上遇難的消息傳到西柏坡這場戲：毛主席聽聞之下，壹腳踹翻了洗腳盆來找周恩來，結果剛走到屋外，就聽到他在咆哮：“你們的能耐都哪去……這就是你們的工作成績！”
這段發火的表演不僅是對我，對觀眾而言也很少在影視作品中看到，它打破了周恩來那種固有的溫文爾雅、和藹可親的形象。總理是壹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我發那麼大的火也是有依據的。新中國成立之際，要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馮玉祥曾是國民黨元老、著名的軍事將領。1948年，他的身份是黨要團結的重要民主人士，是新政協的特邀代表，能否平安歸來，茲事體大。周恩來當時把這件事交給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沒想到還是功虧壹簣。
同時，我們在拍這場戲的時候，考慮到這裡面其實也有周總理的智慧。當年他和毛主席以及中央領導們住在西柏坡，各自的屋舍離得都不遠，半夜叁更，發那麼大火，高聲嚷嚷，料到了主席肯定也能聽見。片中也展現了，主席推門進屋後，撿拾起總理丟在地上的電報，反而安慰大家不要灰心喪氣。這就體現了周恩來的責任感和智慧。
《建國大業》中另壹場群戲，也令人記憶猶新：淮海戰役勝利的消息傳來，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抱頭痛哭高唱《國際歌》。我理解周恩來此時的眼淚，是幾拾年革命重擔壹下子看到曙光時，百感交集的宣泄，那絕不是單純的喜悅，而是對無數犧牲戰友的告慰和對歷史轉折的敬畏。
電影《建國大業》劇照
黃建新導演提示我們，先有長達半分鍾的靜默——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眼眶發紅、顫抖不語，隨後情緒決堤，擁抱痛哭。導演沒有具體要求我們怎麼哭，但那種情緒是共通的：我們想到了長征路上倒下的戰友，想到了老百姓用小推車支援前線的身影，更想到了中國革命這條路終於走到了天亮。
我與唐國強、王伍福等長期合作，早已形成條件反射般的默契，不需要排練，壹個眼神就知道怎麼接住對方的情緒。擁抱時的手臂力度、哭聲的節奏其實都是靠臨場反應。至於總理帶頭唱起《國際歌》則完全是即興，這首歌是“革命者的精神母語”，是刻在我們骨子裡的旋律，是這群人壹輩子信仰的聲音。我緊緊抓著主席的手臂，手指都在發抖，那不是表演設計，而是身體自己反應——周恩來素以冷靜縝密著稱，這場戲展現了他深埋於心的火山噴發，體現了情感洪流沖垮理性堤壩的瞬間。
按照中央檔案館資料的記載，淮海戰役勝利後，西柏坡的確有慶祝活動，但“抱頭痛哭高唱《國際歌》”則是藝術的濃縮。這場戲拍完，全場工作人員都在抹眼淚。為什麼？因為它真實。歷史也許沒有完全壹模壹樣的場景，但那種情感濃度，絕對是真的。領袖也是人，他們的眼淚是為人民流的，他們的歌聲是為理想唱——這就是我們想讓當下觀眾感受到的，革命者不僅是鋼鐵鑄就的戰士，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2019年上映的《周恩來回延安》，我進入到了對老年周恩來的塑造，也是我塑造總理的第叁個階段。之所以選擇在出演之外，自己當這部電影的導演，主要是內心覺得不滿足——等來的戲，找我演的戲，劇本上重復的太多了，有的劇本還存在明顯瑕疵，歷史事實不准，人物描寫不准，有的創作者想去突破，卻壹味編造，沒有遵循重大歷史題材“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而我長期從事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對此是有創作激情的，我太了解總理壹生的經歷有哪些是值得挖掘的。
我們花了4年籌備，前後對劇本進行了10余次修改，力求精益求精。為了讓劇本更加精彩，我還請來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楊勝群擔任顧問，請來《湘江北去》的編劇王青偉修改劇本。當時就壹個想法，如果這個劇本不能讓我在看的過程中掉淚，就絕不開拍。
電影《周恩來回延安》劇照
這個劇本最打動我的是對周恩來內心活動的刻畫，通過總理和人民之間的互動，打通了跟觀眾之間的情感點：回到延安的周恩來總是眼含熱淚，他惦記著延安的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想念著他。在宴請老鄉時，他能叫出他們的名字，講起當年的往事，和大家壹起蹲在地上吃小米飯；得知老鄉們糧食短缺、生活拮據的困境，他拾分心痛，自責道，“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離開延安前收到了老鄉送來特產，他馬上叮囑工作人員，壹定要折成現金付款給老鄉；離開延安時，周恩來還讓飛行員在這片土地上空再盤旋壹圈，只為多看壹眼延安。1973年6月，身患膀胱癌晚期的周總理，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時隔26年回到延安，短暫停留了22小時，這也是他最後壹次延安之行。
“我再現他，他影響我，藝術把我們連接到了壹起”
第壹代特型演員，像古月老師為了從形體和神態上無限接近毛主席，天天研究照片，自創並長期堅持練習壹套專門的“形體模仿操”，壹招壹式都要強調表演時的韻律感。他們那代人的努力當然值得敬佩，包括王鐵成老師，他出演的電影《周恩來》是永恒的經典，我同他聊過很多次，他還專門給我寫過壹句話，“就看你的了。”
電影《周恩來》（1992）劇照，王鐵成飾演周恩來。
我們這代演員希望做到的是，毛主席有毛主席的味道、周總理有周總理的味道、朱老總有朱老總的味道。如果在影視作品中沒有塑造出領袖人物的味道，可能對應的某位演員形象也不差，但觀眾就是覺得他“不像”。為什麼“不像”？就是他不“神似”，沒味道。
電視劇《解放》（2009）劇照
我的體會是通過化妝師的造型可以幫助演員很多，但那只是“形似”，而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它最能體現人的內心世界，要做到“神似”就只有從眼睛上下功夫。總理的眼睛能夠看到你的心底，非常坦誠，能夠海納百川，從他的眼神裡就能感覺到他心裡的溫暖，而那種坦蕩與寬厚。
坦白講，我不完全認可“特型演員”這壹說法，因為“特型”贰字容易被簡單理解為“長得像”，而忽略了作為演員背後的努力和孤獨。演員塑造的是藝術形象，不是去復制壹位偉人的音容笑貌，我們也復制不了。怎麼去表現角色心理上的東西，就要強調“神似”，音容笑貌我們能像幾分就像多少分，更主要的功課是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准確地去把握他的心理活動，去感悟他經歷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而展現他的脾氣、性格、處世哲學。壹般人做不到的對待生活、對待困難，尤其是絕境下他是怎麼樣堅持的。
電影《周恩來回延安》（2019）劇照，劉勁飾演周恩來、盧奇飾演鄧小平。
在對周總理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我愈發覺得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品質、品德，在他身上體現出壹種超凡的人格魅力。壹次同總理的侄女聊天時，我問她作為壹個最了解、最熟悉伯伯的晚輩，怎樣評價伯伯的性格特點？她的回答是“憨厚和精明”——這兩個看似完全不能放在壹起的形容詞，恰恰充分說明了周總理的內斂和睿智，這也成為我後來扮演總理時把握神態的標准。
從《長征》以後，我們隨著年齡的增長，不斷地飾演毛主席、周總理不同時期的形象，慢慢地幾乎不再在乎造型上、外形上的問題。壹來化妝師都固定了下來，他們完全清楚該在哪個時期用什麼樣的頭套，什麼樣的眉毛；贰來，作為演員更關注的是，通過閱讀人物傳記和黨史資料，去思考該怎麼演繹領袖人物在不同時期和歷史階段角色所產生的作用，對中國革命的推進所起到的作用。
電視劇《遵義會議》（1996）試妝照
回想這叁拾年來飾演周恩來的心得，我覺得從初期階段的“形似”，到之後通過大量查閱文獻、畫冊、音視頻資料，並與周恩來家人、身邊工作人員交流。逐漸走近他，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心理活動，把握他的脾氣性格和處世哲學，開始追求“神似”。再到最近這拾來年，力爭做到“魂似”，真正與角色靈魂碰撞、血脈相通，力求演出屬於我自己獨特的、別人無法模仿的周恩來形象，進而鑄造總理的偉大靈魂。
總演壹個角色，當然會存在角色定型的問題。唐國強之前的銀幕（熒屏）形象可以是趙蒙生，是諸葛亮，是雍正皇帝，但多次出演毛主席之後，觀眾內心實際上已經把他和角色對位固化，先入為主了。這對演員的發展而言是壹種限制——我倆主演《長征》（電影版1996年上映，同名電視劇版2001年播出）後，接別的戲就少了——可這話反過來說，正是有了觀眾的信任和期待，我們才更敢於去塑造好領袖不同時期的形象。
電影《周恩來回延安》劇照
都說演員塑造了角色，但在總理強大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覺得自己的內心也受到了總理的召喚，他就像壹盞明燈壹樣指引著我，慢慢向壹個偉大的靈魂靠攏，他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了我，包括日常生活中走路，辦公時倒杯水，都不是我劉勁，而是總理的狀態，那種特有味道，江南水鄉培養出來儒雅的味道自然而然就帶出來了。我有時候做夢都會夢到和總理在壹起，這很奇妙，突然壹下子醒了，可夢裡的情形還是非常清晰。
去年在我執導的電影《天寶》首映禮上，唐國強提到我倆合作了叁拾年，從青年演到中年，現在是到了中老年，對應也培養了80、90、00後的幾代觀眾，甚至有些年輕觀眾看到我們的照片，就脫口而出“毛主席”“周總理”。我們現在即便沒有化妝，在外面也經常被觀眾熱情地喊“主席”“總理”，這就說明觀眾有了情感的移植，也鞭策我在公眾場合，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看似不經意地大大咧咧、隨隨便便，就可能傷害了觀眾的感情。
面對周總理這樣的偉人，能夠有機會每天去研讀他、走近他，看他的資料、背他的台詞、與他的心靈對話，你的精神世界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向他靠攏。能扮演周恩來，是我壹生的榮幸。我再現他，他影響我，藝術把我們連接到了壹起，這條路再苦再累我也要堅持下去。
電影《天寶》（2025）片場照，劉勁導演給演員們說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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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爾喬·洛迪拍攝的著名肖像照——《深思中的周恩來》。圖片來源：人民日報
演員劉勁，正是這座“橋梁”上壹位長達叁拾年的堅守者與建設者。從1996年《遵義會議》的青澀初試，到2019年《周恩來回延安》的深情回望，他的演藝生涯遠不止於個人奮斗，更像是壹面清晰的鏡子，映照出中國影視行業塑造領袖形象的內在脈絡——壹部從追求外在的“形似”，到深入內核的“神似”，乃至追求精神同頻的“魂似”的進化史。
劉勁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特型演員”。他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是科班出身的專業演員。1995年，因在《宋家皇朝》中飾演張學良，被化妝師王希鍾慧眼識珠，認為他“還能演周恩來”。這壹偶然契機，開啟了他與偉人形象長達叁拾年的不解之緣。
與第壹代特型演員不同，劉勁的起點是“專業演員”而非“長得像”。這本身就預示著壹種不同：雖然最初同樣需要倚重化妝與方言模仿這些“拐棍”來支撐角色，力求在形象上靠近。然而與前輩相比，他所處的時代與藝術環境已悄然變化。
電視劇《長征》（2001）劇照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電影《長征》等作品大膽采用普通話對白，領袖形象的塑造重心發生了根本性轉移。表演不再局限於對方言、動作的模仿，而是轉向對人物內心世界與精神氣質的深入開掘。這也成為以劉勁、唐國強、王伍福等為代表的第贰代特型演員的集體自覺。
劉勁叁拾年的探索標志著第贰代特型演員完成了他們的歷史性貢獻。他們承襲了第壹代對“形似”的嚴謹基礎，更以專業演員的素養，將表演的核心推進至“神似”乃至“魂似”的境界，使領袖形象從崇高的歷史符號，成功轉化為富有情感溫度與人性深度的藝術形象。這壹代演員的實踐，實質上為“特型演員”這壹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進行了壹次深刻的藝術總結與升華。
隨著《建黨偉業》《建軍大業》《覺醒年代》等影視作品，開始起用陳坤、劉燁、朱亞文、侯京健、夏德俊等明星演員、青年演員飾演領袖形象，壹種新的塑造范式已然出現，反映了社會審美從莊重還原向藝術創作與青春化表達的轉變。與此同時，八壹電影制片廠（2011年）明確不會再招聘特型演員，更是從體制層面標志著行業在塑造領袖形象上，已進入壹個不再依賴固定外形特征的多元化時代。傳統的“特型”概念正在實踐中逐漸消解。
電視劇《人民總理周恩來》（2018）劇照，劉勁飾演周恩來。本文配圖如無特殊說明，均由受訪者提供。
然而，概念的消解並不意味著精神追求的終結。劉勁叁拾年的藝術旅程，其意義恰恰在於證明，塑造偉人形象的最高追求，並非固守於外在的相似，而在於以全部身心去理解、靠近並最終傳遞那個人物的靈魂與精神。近日在北京，劉勁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本篇報道以其口述的形式呈現。
口述
“當演員的夢想千萬不要放棄”
上世紀80年代初，劉懷正老師先後在《大渡河》《南昌起義》等影片中飾演朱老總，作為飾演領袖的特型演員全國聞名，我對他非常敬仰。我跟劉懷正老師真是很有緣，他的母校是上海戲劇學院。當年上戲在全國有好多考點，成都是其中壹個。劉老師作為成都話劇團團長，在招生辦跑前跑後幫忙，而我當時只是考生，根本不敢上前搭話。沒想到面試的時候，他也在場。
1981年第壹次考上戲，經過初試、復試，我還是落榜了。看榜時特別失落、沮喪，劉老師就鼓勵我，他喊我“小劉勁”：“我看了你的考試，知道你條件特別好，也知道你是從阿壩州、大山裡出來的，太不容易嘍。當演員的夢想千萬不要放棄，你還是壹張白紙，什麼都沒有學，好好努力，明年接著考。”
劉老師留下了地址和電話，讓我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就來找他。我那時特別瘦，長得也挺帥，聲音也很好，可能作為演員的條件來說，還算挺突出的。很快，我去拜訪，他和愛人壹道熱情招待，給我講表演的訣竅，講考試時要注意什麼事項。倒不是上系統的表演課，就是跟我聊天，談自己表演的體會，就跟上大課壹樣給我以指導。
第贰年考中央戲劇學院，我又落榜了，當時是號啕大哭，真的不想再考了。我的大姐壹直陪著我，鼓勵我說，都花了這麼長的時間准備了，奮斗了這麼久，放棄太可惜了，咱們再拼壹年。這就到了1983年，那年中戲、上戲和北京電影學院都沒招生，只有解放軍藝術學院招生，我壹舉考上了軍藝。大肆畢業前夕，我和同班同學壯麗，壹起合作了小品《芙蓉樹下》，拿到了央視主辦的全國首屆小品大獎賽壹等獎。壯麗後來成為唐國強的夫人，畢業後，田華老師把她招進了八壹電影制片廠。我則去了總政話劇團，開始演話劇。
電視劇《人民總理周恩來》拍攝期間，劉勁同化妝造型師王希鍾（1928年—2022年）。
1995年香港導演張婉婷來北京拍《宋家皇朝》，我出演張學良，這是我的第壹部銀幕大電影。做妝造的時候，著名化妝師王希鍾就發現我這個形象，也可以演長征時期的周恩來。影片拍完壹個多月，突然接到電視劇《遵義會議》劇組的電話，王希鍾老師推薦我扮演長征時期的周恩來。
1996年是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遵義會議》作為獻禮劇，上上下下都很重視——我是劇組最後定下來的角色，壹來我還年輕，出演的影視作品少，更沒演過領袖形象，導演也擔心；贰來我自己也沒底，能不能演好長征階段的周副主席、紅軍總政委？真怕給演砸了。
定下來後，我從北京飛到貴州拍外景，大家都住在花溪賓館。那個年代，給演員們安排的都是雙人間，我推門進去，正好撞見劉懷正老師！我們誰也沒想到拾幾年後能在《遵義會議》的劇組重逢。
電影《開國大典》（1989）劇照，劉懷正飾演朱德。
古月老師、劉懷正老師是改革開放後，第壹代塑造領袖人物的特型演員。他們這代人特別注意在音容笑貌上向領袖人物看齊，首先就是外形壹定要像，這幾乎就是先決條件；其次是聲音，要靠近領袖人物的家鄉話，不說普通話，而是嚴格對應角色的方言，包括說話的神態和嗓音特征都要盡量靠攏，最後就是模仿領袖人物的生活細節。
劉懷正老師的聲音就特別接近朱老總的原聲，他也指導我去學習周總理的淮安話，包括去看總理的畫冊，琢磨偉人的行止動作，他提出要從“言行貌心”上接近角色，先要“形似”，再到“神似”。我第壹次聽說“神似”這個詞，壹時還摸不著頭腦——拍攝期間，我邊學邊演，但心裡壹直打鼓，生怕自己演得不好，褻瀆了偉人的光輝形象。沒想到，第贰年電視劇播出後好評如潮，此後我便走上了扮演周恩來總理的表演道路。
電視劇《遵義會議》拍攝期間，劉勁在婁山關留影。
我記得《遵義會議》拍攝階段，劉懷正老師經常在片場，自己的戲份拍完也不走，和導演壹起在監視器後看我的表演，現場就給我指導下，甚至親自示范。我倆住壹個房間，他還立了條規矩，互相監督對方，下了戲也要說角色的方言，誰要是說錯了就罰款——肆川話是個大的概念，劉老師是綿陽人，朱老總是南充儀隴人，細究起來兩地的成渝片發音還不大壹樣。我呢，那時候比較年輕，經常是無意間，我的淮安話出口沒毛病，他的儀隴話倒是忘了說——我倆後來經常在通電話時拿這事兒開玩笑，“你啥子時候還錢哦。”電話那頭傳來他爽朗的笑聲，“慌啥子嘛，又跑不脫。”
電影《長征》（1996）拍攝期間，翟俊傑導演（前排中）同幾位主演合影。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1997年年初，劉懷正老師出車禍遇難。我倆就合作過壹部戲，至今還時常想念他。《遵義會議》之後，緊接著就是翟俊傑導演執導的電影《長征》要建組，他是我在軍藝的老學長。結果我去做造型的時候就看到唐國強，那是他第壹次出演毛主席。
扔掉方言的“拐棍”
電影《長征》的演員提前壹個半月就進組入駐了，大家討論劇本、做案頭，寫人物自傳，做小品，非常認真。細化到壹個問題，就是這部電影裡，領袖人物到底是說各自的方言，還是壹律都說普通話？
這個爭論的背景是，1990年代初的某部主旋律電影鬧出了個“笑話”，裡面有場戲是毛主席的飾演者回到家鄉韶山沖，說著惟妙惟肖的湖南方言，身邊的鄉親們卻說著普通話。剛好那段時間，相關部門出台了文件，對熒屏（銀幕）上推廣普通話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歷史上，領袖人物來自伍湖肆海，但如果在壹部電影裡南腔北調，就變得不和諧。
《長征》這部電影當年做了壹個很大膽的突破，就是裡面的演員全部說普通話。在反映領袖形象的影視作品中，可以算作壹道分水嶺，我們這代演員扔掉了方言的“拐棍”。觀眾覺得眼前壹亮，毛主席不再是古月（飾演），而是唐國強；周恩來也不再是王鐵成和黃凱，而是劉勁；朱德也不再是劉懷正，而是王伍福。我們這組“鐵叁角”也是從那時開始合作的。
電影《長征》拍攝期間，劉勁、唐國強、王伍福等主演在片場合影。
扔掉方言的“拐棍”，劇組還提出我們的塑造不可能是對真實領袖人物的完全還原，或者說我們不可能完全還原領袖人物的風貌。這裡面有個歷史對應的緣故，第壹代特型演員為什麼要惟妙惟肖地模仿？同時代的老百姓離毛主席、周總理很“近”，且不說不少群眾當年在壹些集會場合就見過領袖本人，掛像、媒體報道、紀錄片等更是豐富，大家對領袖的音容笑貌很熟悉，如果開口不說領袖的方言，觀眾就不認可。這是時代造成的，無法拉開真實與表演間的距離。
等到了1990年代中後期，影視作品對應的以70後、80後觀眾為主。從這代觀眾開始，幾乎都沒有見過開國領袖，也沒聽到過領袖說話，所以大家也並不壹定非要強調影視作品中領袖要說方言家鄉話。
電影《長征》“飛奪瀘定橋”拍攝完畢後，劉勁和唐國強在大渡河鐵索橋上合影。劉勁告訴澎湃新聞記者：“為了拍攝真實的場景，當時把橋板全部拆掉了，腳下都是懸空的，沒有安全繩更別提吊威亞，我們都沒有想到危險。”
《長征》上映後，為什麼觀眾會覺得耳目壹新？除了演員形象是新的，也在於我們這代演員更多的是在塑造領袖們的藝術形象，強調“藝術”兩個字，更多的是去“塑造”。怎麼塑造呢？就是抓取人物的內心視像，這是由情感、記憶、信念與潛意識共同構建的“內在之眼”所感知的世界，也更貼近或者說是回歸到了斯坦尼表演體系。
以前的情況是，不管你之前是不是專業演員，只要形象上“像”就給你調過來演，更多的是模仿照片和紀錄片中領袖的真實形象。但從我們第贰代特型演員開始，壹個是扔掉了方言的“拐棍”，還有壹點就是開始明確地往人物塑造的個性化發展，向人物的內心深挖。
電視劇《長征》（2001）劇照。電影上映後，主演唐國強和編劇王朝柱都覺得受篇幅所限“不解渴”，於是有了之後的同名電視劇《長征》。
當年還有個說法，要賦予領袖人物更多人性化的壹面，展現他們大量的生活細節。比如毛主席抽完煙的動作，往鞋底上壹捻；周總理日常也會幫著鄧大姐做點家務，展現夫妻間互敬互讓的情感；開會也不再是正襟危坐，而是結伴走著道，要不騎著馬，要不就是正吃著飯，嘴裡還嚼著紅薯土豆就把很重要的會開了。如果非要去細究歷史，可能不是這樣的情形，但它又不違背革命隊伍“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基調。我們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讓觀眾覺得領袖人物既是可敬的，也是可親的，甚至生活中和咱們老百姓也沒有太多不同。
從我飾演周總理的體會而言，1998年紀念他誕辰百年的電視劇《周恩來在上海》無疑是壹大突破。這部戲講的是從1927年南昌起義後，大病未愈的周恩來來到上海參與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直到1931年撤往江西中央蘇區的故事，展現青年時代的周恩來。戲裡嘗試加入了壹些表現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妻情感、生活化的細節，包括他在上海灘穿著白西服，戴著巴拿馬草帽，非常英俊瀟灑、飄逸。展現他在拾裡洋場的燈紅酒綠間展開工作，那是第壹次在影視作品中敢這麼表現。這些突破不僅得到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創作領導小組專家的認可，更受到了觀眾的歡迎。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說：“填補了影視作品這段歷史的空白。”
電視劇《周恩來在上海》（1998）劇照
“革命者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2009年的《建國大業》，作為“國慶60周年的獻禮工程”推出，172位明星參演，票房5億多元，在“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突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片中除了伍位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唐國強 飾演）、朱德（王伍福 飾演）、劉少奇（劉沙 飾演）、周恩來（劉勁 飾演）、任弼時（王健 飾演）外，其他角色都是按藝術形象來處理的，並不苛求形象上多麼近似，沒有完全拘泥於歷史人物照片的造型。
電影《建國大業》（2009）劇照
《建國大業》突破了傳統主旋律電影的敘事模式，采用“編年史與細節透視結合”的手法，我們作為特型演員必須更精准地抓住歷史瞬間的心理真相。比如馮玉祥將軍在海上遇難的消息傳到西柏坡這場戲：毛主席聽聞之下，壹腳踹翻了洗腳盆來找周恩來，結果剛走到屋外，就聽到他在咆哮：“你們的能耐都哪去……這就是你們的工作成績！”
這段發火的表演不僅是對我，對觀眾而言也很少在影視作品中看到，它打破了周恩來那種固有的溫文爾雅、和藹可親的形象。總理是壹個原則性很強的人，我發那麼大的火也是有依據的。新中國成立之際，要籌備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馮玉祥曾是國民黨元老、著名的軍事將領。1948年，他的身份是黨要團結的重要民主人士，是新政協的特邀代表，能否平安歸來，茲事體大。周恩來當時把這件事交給了自己最信任的人，沒想到還是功虧壹簣。
同時，我們在拍這場戲的時候，考慮到這裡面其實也有周總理的智慧。當年他和毛主席以及中央領導們住在西柏坡，各自的屋舍離得都不遠，半夜叁更，發那麼大火，高聲嚷嚷，料到了主席肯定也能聽見。片中也展現了，主席推門進屋後，撿拾起總理丟在地上的電報，反而安慰大家不要灰心喪氣。這就體現了周恩來的責任感和智慧。
《建國大業》中另壹場群戲，也令人記憶猶新：淮海戰役勝利的消息傳來，周恩來與毛澤東等人抱頭痛哭高唱《國際歌》。我理解周恩來此時的眼淚，是幾拾年革命重擔壹下子看到曙光時，百感交集的宣泄，那絕不是單純的喜悅，而是對無數犧牲戰友的告慰和對歷史轉折的敬畏。
電影《建國大業》劇照
黃建新導演提示我們，先有長達半分鍾的靜默——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眼眶發紅、顫抖不語，隨後情緒決堤，擁抱痛哭。導演沒有具體要求我們怎麼哭，但那種情緒是共通的：我們想到了長征路上倒下的戰友，想到了老百姓用小推車支援前線的身影，更想到了中國革命這條路終於走到了天亮。
我與唐國強、王伍福等長期合作，早已形成條件反射般的默契，不需要排練，壹個眼神就知道怎麼接住對方的情緒。擁抱時的手臂力度、哭聲的節奏其實都是靠臨場反應。至於總理帶頭唱起《國際歌》則完全是即興，這首歌是“革命者的精神母語”，是刻在我們骨子裡的旋律，是這群人壹輩子信仰的聲音。我緊緊抓著主席的手臂，手指都在發抖，那不是表演設計，而是身體自己反應——周恩來素以冷靜縝密著稱，這場戲展現了他深埋於心的火山噴發，體現了情感洪流沖垮理性堤壩的瞬間。
按照中央檔案館資料的記載，淮海戰役勝利後，西柏坡的確有慶祝活動，但“抱頭痛哭高唱《國際歌》”則是藝術的濃縮。這場戲拍完，全場工作人員都在抹眼淚。為什麼？因為它真實。歷史也許沒有完全壹模壹樣的場景，但那種情感濃度，絕對是真的。領袖也是人，他們的眼淚是為人民流的，他們的歌聲是為理想唱——這就是我們想讓當下觀眾感受到的，革命者不僅是鋼鐵鑄就的戰士，更是有血有肉的人。
2019年上映的《周恩來回延安》，我進入到了對老年周恩來的塑造，也是我塑造總理的第叁個階段。之所以選擇在出演之外，自己當這部電影的導演，主要是內心覺得不滿足——等來的戲，找我演的戲，劇本上重復的太多了，有的劇本還存在明顯瑕疵，歷史事實不准，人物描寫不准，有的創作者想去突破，卻壹味編造，沒有遵循重大歷史題材“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而我長期從事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對此是有創作激情的，我太了解總理壹生的經歷有哪些是值得挖掘的。
我們花了4年籌備，前後對劇本進行了10余次修改，力求精益求精。為了讓劇本更加精彩，我還請來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常務副主任楊勝群擔任顧問，請來《湘江北去》的編劇王青偉修改劇本。當時就壹個想法，如果這個劇本不能讓我在看的過程中掉淚，就絕不開拍。
電影《周恩來回延安》劇照
這個劇本最打動我的是對周恩來內心活動的刻畫，通過總理和人民之間的互動，打通了跟觀眾之間的情感點：回到延安的周恩來總是眼含熱淚，他惦記著延安的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想念著他。在宴請老鄉時，他能叫出他們的名字，講起當年的往事，和大家壹起蹲在地上吃小米飯；得知老鄉們糧食短缺、生活拮據的困境，他拾分心痛，自責道，“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離開延安前收到了老鄉送來特產，他馬上叮囑工作人員，壹定要折成現金付款給老鄉；離開延安時，周恩來還讓飛行員在這片土地上空再盤旋壹圈，只為多看壹眼延安。1973年6月，身患膀胱癌晚期的周總理，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時隔26年回到延安，短暫停留了22小時，這也是他最後壹次延安之行。
“我再現他，他影響我，藝術把我們連接到了壹起”
第壹代特型演員，像古月老師為了從形體和神態上無限接近毛主席，天天研究照片，自創並長期堅持練習壹套專門的“形體模仿操”，壹招壹式都要強調表演時的韻律感。他們那代人的努力當然值得敬佩，包括王鐵成老師，他出演的電影《周恩來》是永恒的經典，我同他聊過很多次，他還專門給我寫過壹句話，“就看你的了。”
電影《周恩來》（1992）劇照，王鐵成飾演周恩來。
我們這代演員希望做到的是，毛主席有毛主席的味道、周總理有周總理的味道、朱老總有朱老總的味道。如果在影視作品中沒有塑造出領袖人物的味道，可能對應的某位演員形象也不差，但觀眾就是覺得他“不像”。為什麼“不像”？就是他不“神似”，沒味道。
電視劇《解放》（2009）劇照
我的體會是通過化妝師的造型可以幫助演員很多，但那只是“形似”，而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它最能體現人的內心世界，要做到“神似”就只有從眼睛上下功夫。總理的眼睛能夠看到你的心底，非常坦誠，能夠海納百川，從他的眼神裡就能感覺到他心裡的溫暖，而那種坦蕩與寬厚。
坦白講，我不完全認可“特型演員”這壹說法，因為“特型”贰字容易被簡單理解為“長得像”，而忽略了作為演員背後的努力和孤獨。演員塑造的是藝術形象，不是去復制壹位偉人的音容笑貌，我們也復制不了。怎麼去表現角色心理上的東西，就要強調“神似”，音容笑貌我們能像幾分就像多少分，更主要的功課是了解人物的精神世界，准確地去把握他的心理活動，去感悟他經歷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而展現他的脾氣、性格、處世哲學。壹般人做不到的對待生活、對待困難，尤其是絕境下他是怎麼樣堅持的。
電影《周恩來回延安》（2019）劇照，劉勁飾演周恩來、盧奇飾演鄧小平。
在對周總理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我愈發覺得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品質、品德，在他身上體現出壹種超凡的人格魅力。壹次同總理的侄女聊天時，我問她作為壹個最了解、最熟悉伯伯的晚輩，怎樣評價伯伯的性格特點？她的回答是“憨厚和精明”——這兩個看似完全不能放在壹起的形容詞，恰恰充分說明了周總理的內斂和睿智，這也成為我後來扮演總理時把握神態的標准。
從《長征》以後，我們隨著年齡的增長，不斷地飾演毛主席、周總理不同時期的形象，慢慢地幾乎不再在乎造型上、外形上的問題。壹來化妝師都固定了下來，他們完全清楚該在哪個時期用什麼樣的頭套，什麼樣的眉毛；贰來，作為演員更關注的是，通過閱讀人物傳記和黨史資料，去思考該怎麼演繹領袖人物在不同時期和歷史階段角色所產生的作用，對中國革命的推進所起到的作用。
電視劇《遵義會議》（1996）試妝照
回想這叁拾年來飾演周恩來的心得，我覺得從初期階段的“形似”，到之後通過大量查閱文獻、畫冊、音視頻資料，並與周恩來家人、身邊工作人員交流。逐漸走近他，了解他的精神世界、心理活動，把握他的脾氣性格和處世哲學，開始追求“神似”。再到最近這拾來年，力爭做到“魂似”，真正與角色靈魂碰撞、血脈相通，力求演出屬於我自己獨特的、別人無法模仿的周恩來形象，進而鑄造總理的偉大靈魂。
總演壹個角色，當然會存在角色定型的問題。唐國強之前的銀幕（熒屏）形象可以是趙蒙生，是諸葛亮，是雍正皇帝，但多次出演毛主席之後，觀眾內心實際上已經把他和角色對位固化，先入為主了。這對演員的發展而言是壹種限制——我倆主演《長征》（電影版1996年上映，同名電視劇版2001年播出）後，接別的戲就少了——可這話反過來說，正是有了觀眾的信任和期待，我們才更敢於去塑造好領袖不同時期的形象。
電影《周恩來回延安》劇照
都說演員塑造了角色，但在總理強大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覺得自己的內心也受到了總理的召喚，他就像壹盞明燈壹樣指引著我，慢慢向壹個偉大的靈魂靠攏，他也在不知不覺中塑造了我，包括日常生活中走路，辦公時倒杯水，都不是我劉勁，而是總理的狀態，那種特有味道，江南水鄉培養出來儒雅的味道自然而然就帶出來了。我有時候做夢都會夢到和總理在壹起，這很奇妙，突然壹下子醒了，可夢裡的情形還是非常清晰。
去年在我執導的電影《天寶》首映禮上，唐國強提到我倆合作了叁拾年，從青年演到中年，現在是到了中老年，對應也培養了80、90、00後的幾代觀眾，甚至有些年輕觀眾看到我們的照片，就脫口而出“毛主席”“周總理”。我們現在即便沒有化妝，在外面也經常被觀眾熱情地喊“主席”“總理”，這就說明觀眾有了情感的移植，也鞭策我在公眾場合，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看似不經意地大大咧咧、隨隨便便，就可能傷害了觀眾的感情。
面對周總理這樣的偉人，能夠有機會每天去研讀他、走近他，看他的資料、背他的台詞、與他的心靈對話，你的精神世界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向他靠攏。能扮演周恩來，是我壹生的榮幸。我再現他，他影響我，藝術把我們連接到了壹起，這條路再苦再累我也要堅持下去。
電影《天寶》（2025）片場照，劉勁導演給演員們說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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