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奖得主Han Ong小说:我的巴黎世家
母亲是在费利姨妈经济和其他的帮助下独自把我抚养长大的。这就像是有两个妈妈。这让我的外公外婆非常担忧——尤其是我外公。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外婆变得过分殷勤,想弥补自己过去的不忠,我有一次无意中外婆对母亲说,她真希望他把精力花在别的女人身上,这样她就能从"这个关节炎的老害虫"身边得以清静清静。
这就是母亲生命中最大的胜利:她把她那专制的父亲耍得团团转,让他如此困惑——甚至可能还有点害怕他——以至于他把所有的警惕都投入到了另一个女儿,费利身上。在他的严厉注视下,他确信费利会成为最受尊敬的律师或医生,她一生的成功也会给他带来荣耀。
很多年来,我生父的身份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谜,尽管我从未特别渴望去查明。母亲一个人顶两个家长,既像父亲(果断、有所保留)又像母亲(夸张、充满幻想)。
然后,有一天,她要求和我单独谈谈,地点是在帕赛老家她的卧室里,当时我们为了陪伴外婆度过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而回到了那里。这又导致了我成长过程中又一次频繁的举家搬迁——这次是从瑞士的一所寄宿学校离开。我外公前一年去世了。
母亲说,我想你大概想知道你父亲是谁。(我并不想。)他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然后她告诉了我他的名字。(这人不是费里尼,但可以说算"有名",就像我现在可以被视为"伟大"的小说家一样:我们在各自的圈子里受到尊重。)
我没有冲动去联系我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我所做的不过是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是母亲那位伴侣丑陋基因的产物。在图书馆进行的图片搜索证实了我的想法,我看到许多照片,上面是一个脸颊下垂、长着长鼻子的男人,他的眼睛几乎总是被太阳镜遮住。
母亲说,你父亲曾救过我,有那么一段时间。
她的意思是,他们相遇时,她正处于经济拮据的低谷,他们的安排是他支付她的生活开销。换句话说,她曾是被包养的女人。这并没有让我震惊。在某种程度上,我从小就被培养成母亲最信任的知己。她觉得告诉我这些事毫无不妥:在她受雇于迪奥之前,当模特工作之间的空档期有时会令人焦虑地长达数月时,她曾和男人上床来付房租、买食物和新衣服、以及打理她的发型。就算她有遗憾,我想,那些遗憾也早已在她无数次的自我叙述打磨中变得光滑圆润了。她后来说,即使在她成功的模特生涯中,这种挣钱方式也断断续续地持续着——而且,不是要为自己开脱,她的许多同行,她们都知道自己不会永远年轻漂亮,也都做过同样的事。她们的客户来自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贵族、实业家、电影导演、唱片业巨头、摇滚明星。
我喜爱有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母亲。也许我的认同不同寻常,但我不了解其他任何生活方式。
从我十八岁到二十四岁,母亲为了我的恋爱未来做了许多充满活力的努力。她总是把我介绍给她朋友的儿子,并鼓励我好好利用婚介服务。但是,最近几年,她终于承认,我四十出头仍单身一人,让她松了一口气,因为还有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带她去看医生、陪她去教堂做礼拜(当对死亡的恐惧让她变得忏悔时)、以及和她一起去听歌剧呢?最后这项义务是最令人不快的,因为我对歌手发出的声音感到不安,而且,虽然我喜欢情节剧,但这些歌剧的故事情节愚蠢到了一种我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我明白我出现在那里的真正目的:只有在这些时候,我才能目睹这个女人恣意流淌的眼泪,表面上是被舞台上的悲剧所感动,但或许,真正秘密地,是为她自己而流,出于一种她知道不该有却又无法抑制的自怜,而作为一个菲律宾女人(也许是在诸如诺拉·奥诺这类标志性人物的指引下),她有义务沉溺于这种自怜。
当母亲告诉费利姨妈诺拉去世的消息时,费利姨妈捂住了胸口。
她病了吗?费利姨妈问。
我告诉露西别看她讣告的那部分,我母亲说。她转向我。你不许在我面前谈论这件事。
费利姨妈看着我,同情地翻了个白眼。她问我母亲,你认识她,对吧?
只是点头之交。大概每隔半年,我们会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上坐在一起。
你们俩还有合影呢,费利姨妈提醒她。比如在伊梅尔达办的电影节上。
那不可能,因为电影节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我已经不在马尼拉了。那时是我的国际阶段——香港、里维埃拉、威尼斯、伦敦、柏林。
你从没去过柏林,费利姨妈说。
在我的想象里,我去过。
这是我母亲的又一光辉之处:我不仅不介意有个爱幻想的家长,我还指望她那些浪漫的虚构来为我们共处的日子增添生气。(我是不是太宽容了?也许吧。但只针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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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这就是母亲生命中最大的胜利:她把她那专制的父亲耍得团团转,让他如此困惑——甚至可能还有点害怕他——以至于他把所有的警惕都投入到了另一个女儿,费利身上。在他的严厉注视下,他确信费利会成为最受尊敬的律师或医生,她一生的成功也会给他带来荣耀。
很多年来,我生父的身份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谜,尽管我从未特别渴望去查明。母亲一个人顶两个家长,既像父亲(果断、有所保留)又像母亲(夸张、充满幻想)。
然后,有一天,她要求和我单独谈谈,地点是在帕赛老家她的卧室里,当时我们为了陪伴外婆度过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而回到了那里。这又导致了我成长过程中又一次频繁的举家搬迁——这次是从瑞士的一所寄宿学校离开。我外公前一年去世了。
母亲说,我想你大概想知道你父亲是谁。(我并不想。)他是一位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然后她告诉了我他的名字。(这人不是费里尼,但可以说算"有名",就像我现在可以被视为"伟大"的小说家一样:我们在各自的圈子里受到尊重。)
我没有冲动去联系我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我所做的不过是证实了我的猜测:我是母亲那位伴侣丑陋基因的产物。在图书馆进行的图片搜索证实了我的想法,我看到许多照片,上面是一个脸颊下垂、长着长鼻子的男人,他的眼睛几乎总是被太阳镜遮住。
母亲说,你父亲曾救过我,有那么一段时间。
她的意思是,他们相遇时,她正处于经济拮据的低谷,他们的安排是他支付她的生活开销。换句话说,她曾是被包养的女人。这并没有让我震惊。在某种程度上,我从小就被培养成母亲最信任的知己。她觉得告诉我这些事毫无不妥:在她受雇于迪奥之前,当模特工作之间的空档期有时会令人焦虑地长达数月时,她曾和男人上床来付房租、买食物和新衣服、以及打理她的发型。就算她有遗憾,我想,那些遗憾也早已在她无数次的自我叙述打磨中变得光滑圆润了。她后来说,即使在她成功的模特生涯中,这种挣钱方式也断断续续地持续着——而且,不是要为自己开脱,她的许多同行,她们都知道自己不会永远年轻漂亮,也都做过同样的事。她们的客户来自更高的经济和社会阶层——贵族、实业家、电影导演、唱片业巨头、摇滚明星。
我喜爱有这样一个性格鲜明的母亲。也许我的认同不同寻常,但我不了解其他任何生活方式。
从我十八岁到二十四岁,母亲为了我的恋爱未来做了许多充满活力的努力。她总是把我介绍给她朋友的儿子,并鼓励我好好利用婚介服务。但是,最近几年,她终于承认,我四十出头仍单身一人,让她松了一口气,因为还有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带她去看医生、陪她去教堂做礼拜(当对死亡的恐惧让她变得忏悔时)、以及和她一起去听歌剧呢?最后这项义务是最令人不快的,因为我对歌手发出的声音感到不安,而且,虽然我喜欢情节剧,但这些歌剧的故事情节愚蠢到了一种我无法忍受的地步。但我明白我出现在那里的真正目的:只有在这些时候,我才能目睹这个女人恣意流淌的眼泪,表面上是被舞台上的悲剧所感动,但或许,真正秘密地,是为她自己而流,出于一种她知道不该有却又无法抑制的自怜,而作为一个菲律宾女人(也许是在诸如诺拉·奥诺这类标志性人物的指引下),她有义务沉溺于这种自怜。
当母亲告诉费利姨妈诺拉去世的消息时,费利姨妈捂住了胸口。
她病了吗?费利姨妈问。
我告诉露西别看她讣告的那部分,我母亲说。她转向我。你不许在我面前谈论这件事。
费利姨妈看着我,同情地翻了个白眼。她问我母亲,你认识她,对吧?
只是点头之交。大概每隔半年,我们会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上坐在一起。
你们俩还有合影呢,费利姨妈提醒她。比如在伊梅尔达办的电影节上。
那不可能,因为电影节是在八十年代,那时我已经不在马尼拉了。那时是我的国际阶段——香港、里维埃拉、威尼斯、伦敦、柏林。
你从没去过柏林,费利姨妈说。
在我的想象里,我去过。
这是我母亲的又一光辉之处:我不仅不介意有个爱幻想的家长,我还指望她那些浪漫的虚构来为我们共处的日子增添生气。(我是不是太宽容了?也许吧。但只针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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