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二十场酒席,农村里送不起的"人情"
堵鲁村靠近Y镇主街,是一个移民大村,如今二百多户人,近年陆续还有深山里搬迁过来的人家。那天开会,41户人家签名、按手印,有十多个不同姓氏。
组织开这个会的,是四十多岁的李开友。他不太擅言辞,说话时总低着头看地面,七八年前,他当选了堵鲁村民小组组长。没有薪资、补贴,他说这份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服务两百多户的村庄,李大哥挺忙。每天早上8点半,他带着扫把出门,花两小时在村里转一圈,哪儿不干净,就立刻喊村里的保洁员,或者自己直接扫。村子大,天天都有事让他忙,夫妻吵架了,他也随时上门劝和。
他回忆,二十多年前,堵鲁村人口只有六七十户时,也有各种酒席,乔迁、过生日、小孩剃头、给老人祝寿,没人管,村里人也帮着办。但那时礼金只有10元,他觉得更多是“图个热闹”。慢慢过了些年,村子越来越大,礼金上涨,酒席越发多,甚至还有人坐牢出来也要办酒,“不过就他几个亲戚去了”。也是十多年前,社区介入管理,或劝阻、或“直接强制性”,无事酒开始得到控制。
李大哥说,政府带头,村民意识也提高了。没做组长前,他就在群里招呼大家,不要再办无事酒;做组长后,他在群里发规矩,不允许吃酒,不允许帮忙,一年至少重复两次,村民们也会跟着发点赞的表情。
他以身作则,哪怕自家人,比如堂妹在其他村办祝寿酒,也一概拒绝。因此也丢了一些人情。去年8月,他女儿出嫁,有几户人家都没来。
李大哥说,最近七八年,村里基本杜绝了无事酒。偶尔也有人办,但都是偷着到酒楼,村里去的人很少。今年,周边一些村庄又兴起无事酒,怕自己村的去赶,因此专门开会,又订村规。
堵鲁村人多,统筹酒席的总管(一般由村里较有威望的人担任)就有四五个。李大哥一一打了招呼,他们也都很支持不办无事酒,“不然每天帮忙、每天送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挣钱”。
事实上,如今的堵鲁村有200多户村民,光红白喜事就够人们忙了。正月初九,当地集中结婚的“好日子”,李大哥说自己要送14家人情。酒席太多了,一家人兵分几路,儿子负责走几家邻居,女儿去同事家,剩下的就托人送,或者干脆转钱。

●堵鲁村开会签下的承诺书。图源网络
他自己要开一个多小时车,和妻子去另一个镇,他的姨夫嫁女儿。同一天,他舅舅也嫁孙女,但隔太远,只能托人送。每家500元礼金,亲戚来说不算多,“我就图个热闹”。
除了这两家,其余基本都是邻居、朋友。人情也不局限自己村。他挥了挥手,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下,再往下一压,指了指主街,这些地方都有他的亲朋。
他腼腆地笑出声,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今天至少要送出去2000元”。
婚礼多的年头,李大哥一年也要送出七八千块钱。因为照顾八十多的母亲,他一直留在村里,早两年主要靠给别人建房子帮工,一天挣100到150元。
这两年,他三个孩子都挣钱了,每人每月给他500元,他不再做工,自己养猪、种五六亩地,去街上卖葱,再能挣个几千。这样的日子,李大哥很满意,他用一种真诚而欣快的语气说,“现在的日子是最好的咯,家家户户都过着幸福的日子。”
人情也是循环的。去年,李大哥家自己办酒席,人情簿上有近400个名字。他的同宗“自家人”和妻子、母亲的娘家亲戚,加一块几十户,剩下的都是邻居和朋友。
A县的人们总是维系着庞大的人情网络。或者说,这里的日常生活,更多属于熟人社会,而非宗族社会。这大概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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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组织开这个会的,是四十多岁的李开友。他不太擅言辞,说话时总低着头看地面,七八年前,他当选了堵鲁村民小组组长。没有薪资、补贴,他说这份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服务两百多户的村庄,李大哥挺忙。每天早上8点半,他带着扫把出门,花两小时在村里转一圈,哪儿不干净,就立刻喊村里的保洁员,或者自己直接扫。村子大,天天都有事让他忙,夫妻吵架了,他也随时上门劝和。
他回忆,二十多年前,堵鲁村人口只有六七十户时,也有各种酒席,乔迁、过生日、小孩剃头、给老人祝寿,没人管,村里人也帮着办。但那时礼金只有10元,他觉得更多是“图个热闹”。慢慢过了些年,村子越来越大,礼金上涨,酒席越发多,甚至还有人坐牢出来也要办酒,“不过就他几个亲戚去了”。也是十多年前,社区介入管理,或劝阻、或“直接强制性”,无事酒开始得到控制。
李大哥说,政府带头,村民意识也提高了。没做组长前,他就在群里招呼大家,不要再办无事酒;做组长后,他在群里发规矩,不允许吃酒,不允许帮忙,一年至少重复两次,村民们也会跟着发点赞的表情。
他以身作则,哪怕自家人,比如堂妹在其他村办祝寿酒,也一概拒绝。因此也丢了一些人情。去年8月,他女儿出嫁,有几户人家都没来。
李大哥说,最近七八年,村里基本杜绝了无事酒。偶尔也有人办,但都是偷着到酒楼,村里去的人很少。今年,周边一些村庄又兴起无事酒,怕自己村的去赶,因此专门开会,又订村规。
堵鲁村人多,统筹酒席的总管(一般由村里较有威望的人担任)就有四五个。李大哥一一打了招呼,他们也都很支持不办无事酒,“不然每天帮忙、每天送钱,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挣钱”。
事实上,如今的堵鲁村有200多户村民,光红白喜事就够人们忙了。正月初九,当地集中结婚的“好日子”,李大哥说自己要送14家人情。酒席太多了,一家人兵分几路,儿子负责走几家邻居,女儿去同事家,剩下的就托人送,或者干脆转钱。

●堵鲁村开会签下的承诺书。图源网络
他自己要开一个多小时车,和妻子去另一个镇,他的姨夫嫁女儿。同一天,他舅舅也嫁孙女,但隔太远,只能托人送。每家500元礼金,亲戚来说不算多,“我就图个热闹”。
除了这两家,其余基本都是邻居、朋友。人情也不局限自己村。他挥了挥手,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下,再往下一压,指了指主街,这些地方都有他的亲朋。
他腼腆地笑出声,伸出两根手指,晃了晃,“今天至少要送出去2000元”。
婚礼多的年头,李大哥一年也要送出七八千块钱。因为照顾八十多的母亲,他一直留在村里,早两年主要靠给别人建房子帮工,一天挣100到150元。
这两年,他三个孩子都挣钱了,每人每月给他500元,他不再做工,自己养猪、种五六亩地,去街上卖葱,再能挣个几千。这样的日子,李大哥很满意,他用一种真诚而欣快的语气说,“现在的日子是最好的咯,家家户户都过着幸福的日子。”
人情也是循环的。去年,李大哥家自己办酒席,人情簿上有近400个名字。他的同宗“自家人”和妻子、母亲的娘家亲戚,加一块几十户,剩下的都是邻居和朋友。
A县的人们总是维系着庞大的人情网络。或者说,这里的日常生活,更多属于熟人社会,而非宗族社会。这大概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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