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對話《尋秘自然》導演汪詰:拍科普電影,比籌錢更難的是內容平衡
“與審查審批相比，這些都不算困難”
為了更好、更精准地呈現科學內容，汪詰團隊盡可能真實還原了達爾文當年的溫室和孟德爾的豌豆苗田，也做出了精准度超過市面上很多教具的基因和細胞叁維動畫。然而汪詰坦言，與審查與審批相比，這些都不算困難。
為了在表達、專業、倫理與審查之間不斷尋找平衡，《生命密碼》從劇本到完成，用了兩年半。汪詰說，這是他做過時間最長的選題，“中間反反復復改劇本，改的次數實在太多，甚至有兩場戲都已經拍完了，後來又推翻重拍”。
“我們拍給大眾看，需要肆平八穩、中規中矩。往哪裡偏壹點，都會有人不滿意。”他說，“但我又不希望拍得太寡淡，什麼都不敢講。我還是想做出壹些表達，做出壹些深度思考。”
汪詰說，影片既涉及中國科學史上的重大節點，也涉及醫學技術倫理問題，所以不僅要經過電影局審核，還需要中國科學院和衛健系統協審。前者關乎重大歷史題材的准確性，後者關乎醫學倫理和醫療內容的邊界。
“他們都對我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我們就壹樣樣去改。”汪詰說。最終成片中，他覺得自己原本想表達的內容，“如果滿分是100的話，至少有60表達出來了”。
除了內容，拍攝本身也經常被大量事務性問題牽制。汪詰說，這甚至占據了他大部分精力。
汪詰提到壹個讓他印象很深的例子：團隊曾在壹個國家機構拍攝過壹些鏡頭，拍攝時管理方允許，也沒有涉及秘密信息。但等到後期送審，需要補充正式授權公函時，該機構恰好發生管理權交接，原管理方說自己已無權出函，新管理方又還沒有明確負責人，結果整個鏈條卡住，最終只能把相關鏡頭全部砍掉。
拍攝許可證、采訪審批、體制內機構協調、歷史資料使用許可，這些工作往往耗費掉大量精力。作為壹家民營科普公司，他們既沒有大型國有影視機構的身份便利，也沒有公共系統內部的天然通道，很多事情只能靠“壹張張臉去刷、壹層層關系去找”。
汪詰說，體制中有很多認同他科普事業的人給予了他很大的幫助，才有可能將影片最終呈現出來。但是對於商業科普電影來說，相關的制度體系和通道都還沒有建立，所有事情都是“專事專辦”，對科普電影創作來說構成了很大挑戰。
AI時代更需要專業科普者
在很多人眼中，最有“資格”做科普的是科學家。在國外，壹些膾炙人口的“大眾科學”作品也是由科學家完成的。而在中國，願意花時間面對公眾做科普的科學家似乎相對較少。
汪詰認為，雖然政策層面壹直鼓勵科研人員參與科普，但在實際激勵機制裡，科普通常並不是決定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的關鍵指標。絕大多數科學家最核心的資源來自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而這套評價體系主要看論文、項目、成果轉化。
“你申請自然基金，人家評審不會看你科普做得多，就看你的科研產出。”他說，在這樣的“指揮棒”下，壹線科研人員自然會優先把精力投入真正影響自己職業發展的事情。即便有人願意做科普，很多時候也更像出於興趣、情懷，或者是在已經相對功成名就之後，才騰出時間來參與。
汪詰也並不認為，科普本就應該主要由科學家來承擔。
“科普其實是傳播學，它不是科學家天然就能做好的。”他說，科普本質上是對科學的壹種翻譯與再表達，需要講故事、組織結構、做視覺呈現、理解公眾接受心理，也需要傳播學意義上的專業能力。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科學家不重要。相反，科學家作為知識源頭和專業把關者，仍然是高質量科普不可替代的支點。只是從知識生產到公眾傳播之間，還需要壹批專門做“翻譯”和“搭橋”的人。而在今天的中國，這類職業化科普從業者仍然相當有限。
除了商業與政策的問題，科普從業者也正面臨另壹個強勁的“對手”——AI。既然AI已經可以快速回答科學問題、總結知識、生成圖文視頻，人類還需要專門做科普嗎？
汪詰的回答是：更需要。
他注意到，AI出現後，網上大量知識類內容的平均質量其實提高了。因為許多內容制作者開始用AI生成文章，相比過去人工粗制濫造、隨手編造的內容，AI至少在基礎邏輯、基本常識和文字組織上，把底線抬高了壹些。
但與此同時，汪詰也認為，AI並不會自動帶來更好的判斷力。它可以生成真實內容，也可以生成似是而非甚至故意誤導的內容。知識獲取變容易之後，真正稀缺的反而變成了分辨信息真偽、識別論證質量、做出合理判斷的能力。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為了更好、更精准地呈現科學內容，汪詰團隊盡可能真實還原了達爾文當年的溫室和孟德爾的豌豆苗田，也做出了精准度超過市面上很多教具的基因和細胞叁維動畫。然而汪詰坦言，與審查與審批相比，這些都不算困難。
為了在表達、專業、倫理與審查之間不斷尋找平衡，《生命密碼》從劇本到完成，用了兩年半。汪詰說，這是他做過時間最長的選題，“中間反反復復改劇本，改的次數實在太多，甚至有兩場戲都已經拍完了，後來又推翻重拍”。
“我們拍給大眾看，需要肆平八穩、中規中矩。往哪裡偏壹點，都會有人不滿意。”他說，“但我又不希望拍得太寡淡，什麼都不敢講。我還是想做出壹些表達，做出壹些深度思考。”
汪詰說，影片既涉及中國科學史上的重大節點，也涉及醫學技術倫理問題，所以不僅要經過電影局審核，還需要中國科學院和衛健系統協審。前者關乎重大歷史題材的准確性，後者關乎醫學倫理和醫療內容的邊界。
“他們都對我們提了很多修改意見，我們就壹樣樣去改。”汪詰說。最終成片中，他覺得自己原本想表達的內容，“如果滿分是100的話，至少有60表達出來了”。
除了內容，拍攝本身也經常被大量事務性問題牽制。汪詰說，這甚至占據了他大部分精力。
汪詰提到壹個讓他印象很深的例子：團隊曾在壹個國家機構拍攝過壹些鏡頭，拍攝時管理方允許，也沒有涉及秘密信息。但等到後期送審，需要補充正式授權公函時，該機構恰好發生管理權交接，原管理方說自己已無權出函，新管理方又還沒有明確負責人，結果整個鏈條卡住，最終只能把相關鏡頭全部砍掉。
拍攝許可證、采訪審批、體制內機構協調、歷史資料使用許可，這些工作往往耗費掉大量精力。作為壹家民營科普公司，他們既沒有大型國有影視機構的身份便利，也沒有公共系統內部的天然通道，很多事情只能靠“壹張張臉去刷、壹層層關系去找”。
汪詰說，體制中有很多認同他科普事業的人給予了他很大的幫助，才有可能將影片最終呈現出來。但是對於商業科普電影來說，相關的制度體系和通道都還沒有建立，所有事情都是“專事專辦”，對科普電影創作來說構成了很大挑戰。
AI時代更需要專業科普者
在很多人眼中，最有“資格”做科普的是科學家。在國外，壹些膾炙人口的“大眾科學”作品也是由科學家完成的。而在中國，願意花時間面對公眾做科普的科學家似乎相對較少。
汪詰認為，雖然政策層面壹直鼓勵科研人員參與科普，但在實際激勵機制裡，科普通常並不是決定科研人員職業發展的關鍵指標。絕大多數科學家最核心的資源來自科研項目和科研經費，而這套評價體系主要看論文、項目、成果轉化。
“你申請自然基金，人家評審不會看你科普做得多，就看你的科研產出。”他說，在這樣的“指揮棒”下，壹線科研人員自然會優先把精力投入真正影響自己職業發展的事情。即便有人願意做科普，很多時候也更像出於興趣、情懷，或者是在已經相對功成名就之後，才騰出時間來參與。
汪詰也並不認為，科普本就應該主要由科學家來承擔。
“科普其實是傳播學，它不是科學家天然就能做好的。”他說，科普本質上是對科學的壹種翻譯與再表達，需要講故事、組織結構、做視覺呈現、理解公眾接受心理，也需要傳播學意義上的專業能力。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科學家不重要。相反，科學家作為知識源頭和專業把關者，仍然是高質量科普不可替代的支點。只是從知識生產到公眾傳播之間，還需要壹批專門做“翻譯”和“搭橋”的人。而在今天的中國，這類職業化科普從業者仍然相當有限。
除了商業與政策的問題，科普從業者也正面臨另壹個強勁的“對手”——AI。既然AI已經可以快速回答科學問題、總結知識、生成圖文視頻，人類還需要專門做科普嗎？
汪詰的回答是：更需要。
他注意到，AI出現後，網上大量知識類內容的平均質量其實提高了。因為許多內容制作者開始用AI生成文章，相比過去人工粗制濫造、隨手編造的內容，AI至少在基礎邏輯、基本常識和文字組織上，把底線抬高了壹些。
但與此同時，汪詰也認為，AI並不會自動帶來更好的判斷力。它可以生成真實內容，也可以生成似是而非甚至故意誤導的內容。知識獲取變容易之後，真正稀缺的反而變成了分辨信息真偽、識別論證質量、做出合理判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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