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 對話《尋秘自然》導演汪詰:拍科普電影,比籌錢更難的是內容平衡
在汪詰看來，不僅科學家的觀點有區別，我們從媒體上看到的科學實踐也只是真實世界的冰山壹角：總有人因為各種目的和利益去越界使用新技術。這就是他在電影中提到非法對胚胎進行基因改造的“基因黑客”的初衷。
基因治療與增強的界限真的清楚嗎？如果有錢就能增強自己的基因，社會會發生什麼變化？基因被改造的“超級寶寶”如何自我認同？在科學技術爆發式增長的今天，汪詰認為，科普作品不僅應當傳播科學原理和知識，也應當推動這些更加復雜的現實討論，它們離生活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遠。
討論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科學知識，也需要科學思維。汪詰說，這是“科普為什麼重要”的核心所在——幫助人們形成壹套更可靠的認知方法，“在面對生活中各種復雜選擇時，提高作出正確判斷的概率。”
科普的“外熱內冷”
如果只看大環境，中國科普這些年確實在變“熱”。
壹方面，科學議題本身也越來越頻繁地進入公眾視野。從航天、AI到基因編輯、腦機接口、量子計算、氣候變化，很多原本只在專業圈子討論的話題，如今都能成為社交媒體熱點。而另壹方面，政策層面的支持在持續加碼。新修訂的科普法實施後，“全國科普日”被進壹步明確為“全國科普月”，從中央到地方，學校、科技館、科協系統和各類公共文化機構都被鼓勵乃至要求組織更多科普活動。
“國家層面在推動整個科普產業的發展，大方向肯定是利好的。”汪詰說。過去幾年，他看到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主動尋找科普內容、舉辦科普活動，學校、科技館、地方部門也都更願意談“科學傳播”“科學素養”“科普產品”這些概念。
然而汪詰也坦言，“很多政策要落地，也不是那麼容易。”他舉例說，全國科普月要求各級單位組織活動，但經常遇到的現實是，“法律有了，要求有了，但是沒有配套的資金”。於是，地方科協、學校或機構往往會陷入壹種尷尬狀態：知道科普重要，也願意做，但真正談到場地、人員、差旅、執行費用時，就推進不下去了。
“很多單位都會說，我們的經費就這麼點，還不夠你的差旅費，您還不如幹脆全免費，就當是為孩子們做公益，或許更值得。”汪詰說。
“對我們拍電影來說，最大的困難毫無疑問都是資金問題。”汪詰說。相比圖書、音頻、自媒體，電影天然更昂貴，也更依賴完整的工業流程和放映體系。在國外，大的科普電影制作商可以依靠個人和國家基金獲得拍攝資金，再靠全球版權和院線獲得收入。而在目前的中國市場裡，還沒有壹個現成的商業模式。
“我們走的是純市場化路線，資金來源基本都是社會集資。最後還是要靠票房分賬、版權授權等，壹點壹點把錢還回去。”汪詰說。《尋秘自然》系列從第贰季開始進入院線，前兩部作品的版權收入基本能夠覆蓋投入。到第叁部，投入上升到1000萬元，但市場反饋沒有達到預期，虧損較大。等到拍《生命密碼》時，上壹部的失利已經直接影響了融資。這壹部的投資額最終控制在500萬元左右，但即便如此，壓力仍然不小。“很多投資人可以不掙錢，但至少希望回本，這是最基本的希望。”
與商業片相比，科普電影的尷尬還在於，它既難以獲得成熟市場的穩定票房，也不像很多紀錄片、重大題材作品那樣，背後天然有公益基金、公共財政或政策性扶持來兜底。
這些經驗讓汪詰對進入院線變得更謹慎。影院的排片往往需要宣發投入，而這筆投入對科普電影來說很可能得不償失。
汪詰說，不僅僅是商業科普電影，整個中國科普產業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穩定和規模化的商業模式。
“國內現在純靠以科普內容為方向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沒有做得很大的。”汪詰說。在他了解的同行裡，專門做科普內容的公司，多數不過拾幾人到幾拾人規模，“像我們現在公司20多個人，在科普行業裡已經算不小了。”
這些公司的業務也往往分散：圖書出版、知識付費、課程開發、科教活動、研學服務……什麼能帶來現金流就做什麼。真正只靠某壹種模式、長期穩定運轉的很少。
在這種環境下，個人化、輕量化的科普生產反而更容易生存。壹個人寫書、做播客、做視頻號或者運營社交媒體賬號，不需要很大的團隊和固定成本，日子總還能過下去。但只要涉及電影、研學等團隊協作、重投入、長周期的項目，困難就會迅速放大，“還沒有特別成熟、能做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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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基因治療與增強的界限真的清楚嗎？如果有錢就能增強自己的基因，社會會發生什麼變化？基因被改造的“超級寶寶”如何自我認同？在科學技術爆發式增長的今天，汪詰認為，科普作品不僅應當傳播科學原理和知識，也應當推動這些更加復雜的現實討論，它們離生活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遠。
討論這些問題不僅需要科學知識，也需要科學思維。汪詰說，這是“科普為什麼重要”的核心所在——幫助人們形成壹套更可靠的認知方法，“在面對生活中各種復雜選擇時，提高作出正確判斷的概率。”
科普的“外熱內冷”
如果只看大環境，中國科普這些年確實在變“熱”。
壹方面，科學議題本身也越來越頻繁地進入公眾視野。從航天、AI到基因編輯、腦機接口、量子計算、氣候變化，很多原本只在專業圈子討論的話題，如今都能成為社交媒體熱點。而另壹方面，政策層面的支持在持續加碼。新修訂的科普法實施後，“全國科普日”被進壹步明確為“全國科普月”，從中央到地方，學校、科技館、科協系統和各類公共文化機構都被鼓勵乃至要求組織更多科普活動。
“國家層面在推動整個科普產業的發展，大方向肯定是利好的。”汪詰說。過去幾年，他看到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主動尋找科普內容、舉辦科普活動，學校、科技館、地方部門也都更願意談“科學傳播”“科學素養”“科普產品”這些概念。
然而汪詰也坦言，“很多政策要落地，也不是那麼容易。”他舉例說，全國科普月要求各級單位組織活動，但經常遇到的現實是，“法律有了，要求有了，但是沒有配套的資金”。於是，地方科協、學校或機構往往會陷入壹種尷尬狀態：知道科普重要，也願意做，但真正談到場地、人員、差旅、執行費用時，就推進不下去了。
“很多單位都會說，我們的經費就這麼點，還不夠你的差旅費，您還不如幹脆全免費，就當是為孩子們做公益，或許更值得。”汪詰說。
“對我們拍電影來說，最大的困難毫無疑問都是資金問題。”汪詰說。相比圖書、音頻、自媒體，電影天然更昂貴，也更依賴完整的工業流程和放映體系。在國外，大的科普電影制作商可以依靠個人和國家基金獲得拍攝資金，再靠全球版權和院線獲得收入。而在目前的中國市場裡，還沒有壹個現成的商業模式。
“我們走的是純市場化路線，資金來源基本都是社會集資。最後還是要靠票房分賬、版權授權等，壹點壹點把錢還回去。”汪詰說。《尋秘自然》系列從第贰季開始進入院線，前兩部作品的版權收入基本能夠覆蓋投入。到第叁部，投入上升到1000萬元，但市場反饋沒有達到預期，虧損較大。等到拍《生命密碼》時，上壹部的失利已經直接影響了融資。這壹部的投資額最終控制在500萬元左右，但即便如此，壓力仍然不小。“很多投資人可以不掙錢，但至少希望回本，這是最基本的希望。”
與商業片相比，科普電影的尷尬還在於，它既難以獲得成熟市場的穩定票房，也不像很多紀錄片、重大題材作品那樣，背後天然有公益基金、公共財政或政策性扶持來兜底。
這些經驗讓汪詰對進入院線變得更謹慎。影院的排片往往需要宣發投入，而這筆投入對科普電影來說很可能得不償失。
汪詰說，不僅僅是商業科普電影，整個中國科普產業到現在為止也沒有穩定和規模化的商業模式。
“國內現在純靠以科普內容為方向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沒有做得很大的。”汪詰說。在他了解的同行裡，專門做科普內容的公司，多數不過拾幾人到幾拾人規模，“像我們現在公司20多個人，在科普行業裡已經算不小了。”
這些公司的業務也往往分散：圖書出版、知識付費、課程開發、科教活動、研學服務……什麼能帶來現金流就做什麼。真正只靠某壹種模式、長期穩定運轉的很少。
在這種環境下，個人化、輕量化的科普生產反而更容易生存。壹個人寫書、做播客、做視頻號或者運營社交媒體賬號，不需要很大的團隊和固定成本，日子總還能過下去。但只要涉及電影、研學等團隊協作、重投入、長周期的項目，困難就會迅速放大，“還沒有特別成熟、能做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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