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系系统运转的人,往往最没有话语权




撰文 | 徐鲁青

编辑 | 李欣媛

OpenClaw热潮下,人们纷纷排队安装龙虾。总有人告诉我们,算法将高速处理信息,把人带进一个更轻松的世界,龙虾热潮点燃的也是这一熟悉的承诺:自动化最终会让我们不用工作。

然而在特雷博尔·朔尔茨看来,自动化从不解放劳动者,正因此,他在《归我们》一书中着重讨论了“所有权”,也是后工作时代急需回答的问题,当 AI 接管越来越多任务,这套系统究竟归谁所有,又由谁来决定它如何运转?

朔尔茨是“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之一,他反问:如果政治领域需要民主,为什么工作场域可以例外?在《归我们》一书中,他把目光移向平台的所有权与治理,并写下了过去十多年间已经发生、却很少进入主流叙事的尝试。在一些平台合作社里,有的配送员试着共同拥有配送平台,有的社区自己决定数据如何使用,也有一些照护和出行行业的劳动者,正在摸索更公平的组织方式。

合作社与企业不同的是,后者的所有权和决策权,通常掌握在少数合伙人手中,而合作社强调的是由成员共同拥有,通常实行“一人一票”,并让收益更多回到实际参与劳动的人手中。这种形式并不像想象中那么边缘,根据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数据,全球目前有约300万个合作社,覆盖全球约十分之一的就业人口。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就拥有两百多家企业和超过七万名员工,是西班牙第十大企业集团。

朔尔茨试图追问当下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经济秩序是否真的“别无选择”?在生成式AI迅速扩张,数据权力进一步向少数公司集中的今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迫切了。对此,界面文化与特雷博尔·朔尔茨谈了谈平台合作社的现实实践、AI时代愈发集中的技术权力,以及在平台资本主义之外,人们是否还能重新想象另一种经济方式?



01 从“别无选择”到另一种制度想象


界面文化: 为什么会写《归我们!》这本书?

特雷博尔·朔尔茨:这本书并不是从一个抽象理念出发,是来自我长期的实践经验。过去十多年里,我持续参与并推动“平台合作主义”的具体项目,在不同国家与数百个合作组织一起工作,不断经历失败和重新尝试,《归我们!》正是写于这些现实过程之中 。

我与大约一千个合作组织有过直接合作,希望借此重新梳理数字经济中关于所有权、治理与劳动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我想反对一种被反复灌输的观念,仿佛现有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别无选择”。

在很多地方,我看到人们正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努力搭建不同的路径。比如开普敦那些不断重新组织起来的出租车司机,或是墨西哥沿海一些渔业社区,他们在思考,数据究竟能不能真正服务本地家庭,而不是只被外部平台抽走。这样的实践也许并不宏大,却真实存在,而且长期没有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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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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