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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壹邊選擇"斷親",壹邊爭當"全職兒女"?
年輕人壹邊選擇"斷親",壹邊爭當"全職兒女"?年輕人壹邊選擇"斷親",壹邊爭當"全職兒女"?
《學人說》：回到“斷親”話題，您剛才也提到了“全職兒女”現象。能否請您再展開講講，為什麼會出現“全職兒女”？它因何產生，又會如何發展？
計迎春：西方社會也有類似“全職兒女”的現象，但不如中國這麼普遍，所以這還是中國的壹個特色現象。我們可以先從全球共通背景講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至今，市場經濟本身存在波動，這些年全球經濟形勢也並不樂觀，年輕人可能面臨失業。此時父母往往仍有壹定財產，比如有住房，子女就可能返回家庭，形成所謂“回旋鏢子女”。這既是無奈之舉，也反映出社會福利對青年支持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在中國，我們正處在經濟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供應鏈重組、每年千萬規模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增大等挑戰。壹些年輕人暫時在就業市場遇挫，於是選擇回到父母身邊或者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而父母壹輩在經濟發展中積累了壹定財富，加之親子關系日益緊密，尤其是很多城市中產家庭多為獨生子女，父母往往願意提供支持。
很多“全職兒女”實際上是在考研、考公，處於人生的過渡階段，他們做“全職兒女”實際上是為了將來不再做“全職兒女”。此外還有壹類是中年失業子女，他們的父母歲數已經很大了，這些子女實際上承擔了照顧父母的責任。無論哪種，都體現出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的關系：子女暫時遇到困難時父母伸出援手，而子女未來也會承擔贍養責任。這是中國家庭在應對結構轉型中發展出的壹種策略。
如果經濟發展良好、就業充分，“全職兒女”現象就會減少，它會隨著經濟周期起伏。未來經濟和科技如何發展、經濟運行方式是否變化，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這說明了中國家庭的重要性、代際關系的緊密，以及家庭成員通過協作共同應對風險的韌性。
至於比例，我沒有確切調查數據，但估計以年輕人為主，尤其是為更好就業而過渡的年輕人。“全職兒女”肯定不是大多數，大部分人仍會進入勞動力市場或繼續深造。
贰、社會規范變化，“回誰家過年”不再是難題
《學人說》： 既然聊到了春節，壹個避不開的話題就是：春節到底回誰家過年？過去這個問題被討論很多，也容易成為家庭矛盾的爆發點。但好像隨著時間推移，它越來越不成為問題，大家的處理方式也更平和。您怎麼看這個變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計迎春：您抓的這個變化點很好。其實以前這也不是個“問題”，因為我們傳統是父權父系社會，都去丈夫家過年，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裡。隨著獨生子女家庭增多，特別是獨生女家庭增多，問題才出現。中國人過年講究熱鬧，如果獨生女不回家，父母過年就會很冷清，於是這就成了壹個現實問題。
那麼，怎麼理解它從“不是問題”到“成為問題”，再到“不再是問題”呢？這裡可以用壹個社會學、也是人口學的理論，叫“擴散理論”。壹種新行為剛出現時，比如新婚夫婦輪流去雙方父母家過年，或者各回各家過年，它被視為壹種先鋒性的、甚至有點“越軌”的行為，嘗試的人很少。隨著越來越多人這樣做，達到壹定閾值，有壹定比例之後，從眾的人就多起來了，這個行為就開始被“合理化”“合法化”，最後變成大家普遍采取的規范性行為。
就像第壹個吃螃蟹的人，剛開始大家會覺得他傻，很少人跟著試。但當吃的人多了，螃蟹就成了美食，吃螃蟹的行為就被規范化了。社會現象也是如此，比如“同居”，在西方社會現在已經很普遍，幾乎和婚姻差不多，已經正當化、規范化了，但剛出現時也被視為越軌或先鋒行為，追隨者很少。
再比如中國的“剩女”現象。這個詞大約在2007年出現，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大量女性進入大學，自然推遲了結婚時間，她們其實是婚姻推遲的先行者。現在我們知道，中國“普婚早婚”的社會規范已經大幅松動，晚婚蔚然成風。以前“剩女”的標准可能是27歲，現在大城市的年輕人30多歲未婚很常見。以前叫“剩女”，現在叫“獨立女性”，說明晚婚已經規范化了，也反映了性別平等上的進步。“剩女”這個詞可以說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堆了，年輕人完全不講這個話了。
從家庭結構和性別角度分析，這個變化背後反映的其實就是中國家庭的“雙系化”。“過年回誰家”壹開始不成問題，是因為都去男方家。但獨生女多了，她的父母也希望她回家，這就成了矛盾。最初回娘家過年的人少，對丈夫而言也意味著挑戰傳統的父權父系、從夫居的規范。但隨著這麼做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90後、00後獨生子女更多，這種先鋒行為就逐漸合理化、合法化了。對於男性來說，妻子是獨生女要回娘家，早年這樣做的社會成本很高，但現在家庭“雙系化”已蔚然成風，很多人選擇輪流過年，大家覺得這樣挺好，不用吵架，家庭氛圍也好。這反映的正是中國傳統父權父系規范的衰落，以及適應雙系家庭運作的新規范正在興起——小夫妻要對雙方父母“壹碗水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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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計迎春：西方社會也有類似“全職兒女”的現象，但不如中國這麼普遍，所以這還是中國的壹個特色現象。我們可以先從全球共通背景講起：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至今，市場經濟本身存在波動，這些年全球經濟形勢也並不樂觀，年輕人可能面臨失業。此時父母往往仍有壹定財產，比如有住房，子女就可能返回家庭，形成所謂“回旋鏢子女”。這既是無奈之舉，也反映出社會福利對青年支持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在中國，我們正處在經濟轉型期，同時面臨全球供應鏈重組、每年千萬規模的高校畢業生就業壓力增大等挑戰。壹些年輕人暫時在就業市場遇挫，於是選擇回到父母身邊或者從來就沒有離開過。而父母壹輩在經濟發展中積累了壹定財富，加之親子關系日益緊密，尤其是很多城市中產家庭多為獨生子女，父母往往願意提供支持。
很多“全職兒女”實際上是在考研、考公，處於人生的過渡階段，他們做“全職兒女”實際上是為了將來不再做“全職兒女”。此外還有壹類是中年失業子女，他們的父母歲數已經很大了，這些子女實際上承擔了照顧父母的責任。無論哪種，都體現出父母與成年子女之間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的關系：子女暫時遇到困難時父母伸出援手，而子女未來也會承擔贍養責任。這是中國家庭在應對結構轉型中發展出的壹種策略。
如果經濟發展良好、就業充分，“全職兒女”現象就會減少，它會隨著經濟周期起伏。未來經濟和科技如何發展、經濟運行方式是否變化，還有待觀察。但無論如何，這說明了中國家庭的重要性、代際關系的緊密，以及家庭成員通過協作共同應對風險的韌性。
至於比例，我沒有確切調查數據，但估計以年輕人為主，尤其是為更好就業而過渡的年輕人。“全職兒女”肯定不是大多數，大部分人仍會進入勞動力市場或繼續深造。
贰、社會規范變化，“回誰家過年”不再是難題
《學人說》： 既然聊到了春節，壹個避不開的話題就是：春節到底回誰家過年？過去這個問題被討論很多，也容易成為家庭矛盾的爆發點。但好像隨著時間推移，它越來越不成為問題，大家的處理方式也更平和。您怎麼看這個變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計迎春：您抓的這個變化點很好。其實以前這也不是個“問題”，因為我們傳統是父權父系社會，都去丈夫家過年，尤其是在多子女家庭裡。隨著獨生子女家庭增多，特別是獨生女家庭增多，問題才出現。中國人過年講究熱鬧，如果獨生女不回家，父母過年就會很冷清，於是這就成了壹個現實問題。
那麼，怎麼理解它從“不是問題”到“成為問題”，再到“不再是問題”呢？這裡可以用壹個社會學、也是人口學的理論，叫“擴散理論”。壹種新行為剛出現時，比如新婚夫婦輪流去雙方父母家過年，或者各回各家過年，它被視為壹種先鋒性的、甚至有點“越軌”的行為，嘗試的人很少。隨著越來越多人這樣做，達到壹定閾值，有壹定比例之後，從眾的人就多起來了，這個行為就開始被“合理化”“合法化”，最後變成大家普遍采取的規范性行為。
就像第壹個吃螃蟹的人，剛開始大家會覺得他傻，很少人跟著試。但當吃的人多了，螃蟹就成了美食，吃螃蟹的行為就被規范化了。社會現象也是如此，比如“同居”，在西方社會現在已經很普遍，幾乎和婚姻差不多，已經正當化、規范化了，但剛出現時也被視為越軌或先鋒行為，追隨者很少。
再比如中國的“剩女”現象。這個詞大約在2007年出現，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大量女性進入大學，自然推遲了結婚時間，她們其實是婚姻推遲的先行者。現在我們知道，中國“普婚早婚”的社會規范已經大幅松動，晚婚蔚然成風。以前“剩女”的標准可能是27歲，現在大城市的年輕人30多歲未婚很常見。以前叫“剩女”，現在叫“獨立女性”，說明晚婚已經規范化了，也反映了性別平等上的進步。“剩女”這個詞可以說已經被扔進歷史垃圾堆了，年輕人完全不講這個話了。
從家庭結構和性別角度分析，這個變化背後反映的其實就是中國家庭的“雙系化”。“過年回誰家”壹開始不成問題，是因為都去男方家。但獨生女多了，她的父母也希望她回家，這就成了矛盾。最初回娘家過年的人少，對丈夫而言也意味著挑戰傳統的父權父系、從夫居的規范。但隨著這麼做的人越來越多，尤其是90後、00後獨生子女更多，這種先鋒行為就逐漸合理化、合法化了。對於男性來說，妻子是獨生女要回娘家，早年這樣做的社會成本很高，但現在家庭“雙系化”已蔚然成風，很多人選擇輪流過年，大家覺得這樣挺好，不用吵架，家庭氛圍也好。這反映的正是中國傳統父權父系規范的衰落，以及適應雙系家庭運作的新規范正在興起——小夫妻要對雙方父母“壹碗水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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