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險相關] 為何沒繳保險的農民,也應該享受高覆蓋的養老金?
筆者想要說的是，盡管過去長時間內農民未曾按照市場化的保險規則，像城鎮職工那樣向社保池繳納保險金，但是農民為中國現代化做出了超能力的付出，等同於隱性繳納了社保金，理應獲得養老金的補償。
這首先體現在計劃經濟時代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農民生產的農產品長期被超低價收購，為國家做出的犧牲。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中國人民大學嚴瑞珍教授的估算，從1953年到1985年，每年從農民身上獲得約240億元剪刀差額，基本相當於該時期基礎建設投資總額。
另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投入”總課題組估計，在1950-1978年期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改革開放後剪刀差絕對額仍有擴大，1979-1994年期間，進壹步增加到15000億元。這種剪刀差直到21世紀初才基本消失，大致而言，改革前剪刀差額平均占農業總產值的25%左右，改革後平均在10%左右。
其次是超額的農業稅費和勞役付出。1949年至2005年，我國農民累計繳納農業稅4200余億，鄉村兩級“叁提伍統”、行政事業費、集資、基金與罰款等則至少是其贰倍以上，無償征用農民工進行的修建水利交通基礎設施工資折價（僅1950年至1978年就累計300億工作日），也不低於這個數值，以上叁者合計至少1.68萬億元。另據官方做出的“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後，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結論，按此計算，僅改革開放後28年，農民的累計超額稅費、勞力付出就多達3萬多億，占其收入的15%左右。
再次是農村土地出讓給國家帶來的巨額貢獻。僅從1999年至2025年，各級地方政府累計實現土地轉讓收入就達約83萬億（其中約90%來自於征用農村土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土地出讓金中約50%用於拆遷補償，10%左右用於農村建設支出和安居性工程。
言外之意，仍有40%左右即約33萬億被用來當做城市建設和各種行政性支出。近贰拾年來，土地出讓收入壹直占地方政府收入的20%-30%左右，這是農民不用繳納農業稅和承擔義務工後，做出的另壹項重大貢獻。
總之，新中國成立近80年來，農民以持續的付出，甚至是壹定程度的犧牲，不斷支撐國家的現代化，農民完全有資格享受高覆蓋率的養老金。
04 建立非繳費型養老金越來越是壹種世界潮流，及中國的相關制度設計
即便是拋開歷史性因素的考慮，從現代國家社會保障原則上來講，壹國公民，不分城鄉、性別、種族，不管是否繳納養老保險，理應公平地獲取壹定數量的普享型公共養老金（或稱國民年金），這是現代國家對公民的壹種基本責任。
以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看，瑞典是全球第壹個建立全民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國家，早在1913年議會就通過法案，規定只要在瑞典居住滿40年或者工作30年以上，在66歲之後就可以獲得養老金，約相當於當時社會平均工資的20%，1959年則進壹步提升到66%。
英國則於1946年建立了普惠型公共養老金計劃(State Pension)，隨後，法國（1956年）、荷蘭（1957年）、聯邦德國（1957年）和日本（1959年）也建立了涵蓋農民的國民年金體系。發展中國家方面，毛裡求斯（1950年）、巴西（1963年）、蘇裡南（1973年）、智利（1974年）、土耳其（1976年）、馬來西亞（1982年）等，也建立起不同標准的全民公共養老金體系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於2018年發布的報告，其統計的186個對象中，有114個建立了非繳費型養老金制度，其平均發放標准約為人均GDP的16%，像多數OECD發達國家，這個比例已經達到30%左右，比如澳大利亞為1095美元/月，荷蘭為1201美元/月。
筆者認為這裡面對中國比較有參考價值是發展水平類似的拉美國家。巴西有2600萬人口生活在農村，規模可謂不小，目前國民年金型養老金覆蓋面高達90%，2015年就已達到330美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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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先體現在計劃經濟時代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農民生產的農產品長期被超低價收購，為國家做出的犧牲。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得者、中國人民大學嚴瑞珍教授的估算，從1953年到1985年，每年從農民身上獲得約240億元剪刀差額，基本相當於該時期基礎建設投資總額。
另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業投入”總課題組估計，在1950-1978年期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改革開放後剪刀差絕對額仍有擴大，1979-1994年期間，進壹步增加到15000億元。這種剪刀差直到21世紀初才基本消失，大致而言，改革前剪刀差額平均占農業總產值的25%左右，改革後平均在10%左右。
其次是超額的農業稅費和勞役付出。1949年至2005年，我國農民累計繳納農業稅4200余億，鄉村兩級“叁提伍統”、行政事業費、集資、基金與罰款等則至少是其贰倍以上，無償征用農民工進行的修建水利交通基礎設施工資折價（僅1950年至1978年就累計300億工作日），也不低於這個數值，以上叁者合計至少1.68萬億元。另據官方做出的“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後，全國農民每年減輕負擔約1250億元”結論，按此計算，僅改革開放後28年，農民的累計超額稅費、勞力付出就多達3萬多億，占其收入的15%左右。
再次是農村土地出讓給國家帶來的巨額貢獻。僅從1999年至2025年，各級地方政府累計實現土地轉讓收入就達約83萬億（其中約90%來自於征用農村土地，轉化為城市建設用地），土地出讓金中約50%用於拆遷補償，10%左右用於農村建設支出和安居性工程。
言外之意，仍有40%左右即約33萬億被用來當做城市建設和各種行政性支出。近贰拾年來，土地出讓收入壹直占地方政府收入的20%-30%左右，這是農民不用繳納農業稅和承擔義務工後，做出的另壹項重大貢獻。
總之，新中國成立近80年來，農民以持續的付出，甚至是壹定程度的犧牲，不斷支撐國家的現代化，農民完全有資格享受高覆蓋率的養老金。
04 建立非繳費型養老金越來越是壹種世界潮流，及中國的相關制度設計
即便是拋開歷史性因素的考慮，從現代國家社會保障原則上來講，壹國公民，不分城鄉、性別、種族，不管是否繳納養老保險，理應公平地獲取壹定數量的普享型公共養老金（或稱國民年金），這是現代國家對公民的壹種基本責任。
以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看，瑞典是全球第壹個建立全民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國家，早在1913年議會就通過法案，規定只要在瑞典居住滿40年或者工作30年以上，在66歲之後就可以獲得養老金，約相當於當時社會平均工資的20%，1959年則進壹步提升到66%。
英國則於1946年建立了普惠型公共養老金計劃(State Pension)，隨後，法國（1956年）、荷蘭（1957年）、聯邦德國（1957年）和日本（1959年）也建立了涵蓋農民的國民年金體系。發展中國家方面，毛裡求斯（1950年）、巴西（1963年）、蘇裡南（1973年）、智利（1974年）、土耳其（1976年）、馬來西亞（1982年）等，也建立起不同標准的全民公共養老金體系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於2018年發布的報告，其統計的186個對象中，有114個建立了非繳費型養老金制度，其平均發放標准約為人均GDP的16%，像多數OECD發達國家，這個比例已經達到30%左右，比如澳大利亞為1095美元/月，荷蘭為1201美元/月。
筆者認為這裡面對中國比較有參考價值是發展水平類似的拉美國家。巴西有2600萬人口生活在農村，規模可謂不小，目前國民年金型養老金覆蓋面高達90%，2015年就已達到330美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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