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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菲律宾女工抗议台湾"囚犯式管理"
BBC:菲律宾女工抗议台湾"囚犯式管理"BBC:菲律宾女工抗议台湾"囚犯式管理"
在台湾，移工组织工会并不普遍。曾任多个工会顾问的律师刘冠廷则向BBC中文表示，“企业工会”直接受限于单一雇主，劳工往往因担心工作权受威胁、遭到打压或介入而不敢组建，“对移工而言，挑战更大”。
他解释，外籍移工与雇主的劳动契约通常“三年一聘”，只要移工加入工会就可能不获续聘。在合约与工作不确定性下，移工组织或加入工会的难度远高于本籍劳工。
伊莉莎白表示，工会成立以来，已有超过30名女性移工加入，并由她与多名干部曾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劳资调解，她们也多次前往政府单位前抗议。期间，泰博科技同意修订宿舍规则，但未有回应工会提出取消仲介费用与劳动服务费等诉求。
去年12月底，泰博工会通过罢工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成为台湾唯二取得罢工权的移工企业工会。2023年，另一群以女性移工为主的亚旭电脑工会（华硕关系企业）也曾启动罢工投票，寻求合法罢工权。
研究指出，移工自发性组织的情况并非台湾特有，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汪英达表示，女性移工在工会运动中呈现积极和坚持的特质。他补充，虽然泰博也有男性移工，但至今没有男性入会。相关针对女性的规定，可能被认为与其无关，加上担心惹事，让他们选择保持距离。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陈秀莲也向BBC中文指出，其协助移工所组织的工会，成员也多以女性为主，展现出比男性更强的动能。她认为，这与性别刻板歧视的结构性压迫密切相关。“女性在成为工人之前，就已长期承受性别歧视的压迫。”
陈秀莲解释，许多女性移工认为自己“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更愿意坚持到底。疫情期间兴起的线上会议软体，也成为移工串联的重要工具，她们即使身处雇主的家，仍可在厕所或房间能透过手机参与讨论。
“感觉突然被击垮”
对伊莉莎白而言，压力始终存在。工会草创之初，她就曾多次被告知，只要加入工会，就会失去加班的机会，公司甚至要求她交出所有工会成员名单。
“许多人都来警告过我，包括仲介、人资主管。他们想让我感到害怕，逼我放弃组织工会。”伊莉莎白说。
多数移工为了在合约期限内尽可能多赚一些钱，往往选择超时加班。伊莉莎白每天7点多开始工作八小时，工资为台湾基本薪资新台币29,500元（约926美元；6393人民币），扣除宿舍与劳健保等费用后，每月实领约两万多元。在组织工会前，她一周通常能加班三到四天，每天多工作两小时，每月可增加近新台币6,000元的收入。
新北市劳工局证实，泰博公司在调解期间，曾要求工会理事长退出工会、交出会员名单，并不允许理事长加班，违反《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裁罚泰博公司新台币20万元。
律师刘冠廷解释，依据台湾《工会法》规定，雇主不得因员工参与工会活动而予以解雇、降职、减薪或其他不利待遇。工会依法成立，资方就须尊重其运作，“雇主若要求交出会员名单，或刻意调查谁加入工会，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对工会组织的打压与介入”。
随着工会试图扩大规模，伊莉莎白承受的压力也升高。今年2月6日，泰博以“伪造文书、与外部人士勾结、损害公司名誉”为由解雇她，并在四日后再度解雇其余五名工会干部及一名前任干部。
她们在解雇当天随即被要求搬离宿舍，伊莉莎白等人在移工权益组织的协助下，被安置于临时庇护所。
“我们尽量正常过日子，一起煮饭、洗衣服，讨论下一步行动，偶尔也会去附近街区走走。”伊莉莎白说。
突如其来的失业仍对她们造成沉重打击，工会干部中不少是单亲母亲，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些人来台不到一年，仍在偿还高额仲介贷款”。
伊莉莎白本身也是单亲母亲。她一直认为自己个性坚强，丈夫多年前离开她时，她接受这是许多菲律宾女性的命运，选择到台湾工作，独自扶养未成年女儿；因为组织工会遭到解雇时，她也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但当她看着伙伴们脸上的焦虑与恐惧时，却第一次感到挫败。“公司第一个锁定要开除的人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工会的会长。但当我知道他们连其他人也一并开除了，那时候我觉得突然被击垮。心里有愤怒，也有无力感，两种感受混在一起。”
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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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他解释，外籍移工与雇主的劳动契约通常“三年一聘”，只要移工加入工会就可能不获续聘。在合约与工作不确定性下，移工组织或加入工会的难度远高于本籍劳工。
伊莉莎白表示，工会成立以来，已有超过30名女性移工加入，并由她与多名干部曾代表工人与资方进行劳资调解，她们也多次前往政府单位前抗议。期间，泰博科技同意修订宿舍规则，但未有回应工会提出取消仲介费用与劳动服务费等诉求。
去年12月底，泰博工会通过罢工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成为台湾唯二取得罢工权的移工企业工会。2023年，另一群以女性移工为主的亚旭电脑工会（华硕关系企业）也曾启动罢工投票，寻求合法罢工权。
研究指出，移工自发性组织的情况并非台湾特有，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
汪英达表示，女性移工在工会运动中呈现积极和坚持的特质。他补充，虽然泰博也有男性移工，但至今没有男性入会。相关针对女性的规定，可能被认为与其无关，加上担心惹事，让他们选择保持距离。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理事长陈秀莲也向BBC中文指出，其协助移工所组织的工会，成员也多以女性为主，展现出比男性更强的动能。她认为，这与性别刻板歧视的结构性压迫密切相关。“女性在成为工人之前，就已长期承受性别歧视的压迫。”
陈秀莲解释，许多女性移工认为自己“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更愿意坚持到底。疫情期间兴起的线上会议软体，也成为移工串联的重要工具，她们即使身处雇主的家，仍可在厕所或房间能透过手机参与讨论。
“感觉突然被击垮”
对伊莉莎白而言，压力始终存在。工会草创之初，她就曾多次被告知，只要加入工会，就会失去加班的机会，公司甚至要求她交出所有工会成员名单。
“许多人都来警告过我，包括仲介、人资主管。他们想让我感到害怕，逼我放弃组织工会。”伊莉莎白说。
多数移工为了在合约期限内尽可能多赚一些钱，往往选择超时加班。伊莉莎白每天7点多开始工作八小时，工资为台湾基本薪资新台币29,500元（约926美元；6393人民币），扣除宿舍与劳健保等费用后，每月实领约两万多元。在组织工会前，她一周通常能加班三到四天，每天多工作两小时，每月可增加近新台币6,000元的收入。
新北市劳工局证实，泰博公司在调解期间，曾要求工会理事长退出工会、交出会员名单，并不允许理事长加班，违反《劳资争议处理法》规定，裁罚泰博公司新台币20万元。
律师刘冠廷解释，依据台湾《工会法》规定，雇主不得因员工参与工会活动而予以解雇、降职、减薪或其他不利待遇。工会依法成立，资方就须尊重其运作，“雇主若要求交出会员名单，或刻意调查谁加入工会，这些行为都可能构成对工会组织的打压与介入”。
随着工会试图扩大规模，伊莉莎白承受的压力也升高。今年2月6日，泰博以“伪造文书、与外部人士勾结、损害公司名誉”为由解雇她，并在四日后再度解雇其余五名工会干部及一名前任干部。
她们在解雇当天随即被要求搬离宿舍，伊莉莎白等人在移工权益组织的协助下，被安置于临时庇护所。
“我们尽量正常过日子，一起煮饭、洗衣服，讨论下一步行动，偶尔也会去附近街区走走。”伊莉莎白说。
突如其来的失业仍对她们造成沉重打击，工会干部中不少是单亲母亲，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些人来台不到一年，仍在偿还高额仲介贷款”。
伊莉莎白本身也是单亲母亲。她一直认为自己个性坚强，丈夫多年前离开她时，她接受这是许多菲律宾女性的命运，选择到台湾工作，独自扶养未成年女儿；因为组织工会遭到解雇时，她也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但当她看着伙伴们脸上的焦虑与恐惧时，却第一次感到挫败。“公司第一个锁定要开除的人一定是我，因为我是工会的会长。但当我知道他们连其他人也一并开除了，那时候我觉得突然被击垮。心里有愤怒，也有无力感，两种感受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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