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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文科女生,找不到工作的这300天
耶鲁文科女生,找不到工作的这300天耶鲁文科女生,找不到工作的这300天
我不由得想起了网上的一个笑话：一本科毕业生，去应聘一份月薪六千的工作，结果迟迟没有下文；他不得已，将简历上的学历改成大专，结果第二天，立马接到了面试通知。
学历太高。所以找不到工作。我那时只当是一个笑话，没想到，这个笑话有朝一日，还真能应验到自己身上。
原来这个世界不需要文学，也容不下读书太多的人。
呵，真是荒谬。
存在的意义
现在想来，我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从十几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2013年，我中考发挥失常，以全校排名第八百的成绩，考入了无锡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至于那一届的录取学生数，恰恰好，也是八百。就这样，顶着倒数第一的名头，我花了一年时间奋起直追，爬到了班级前十。
成绩进步，父母露出笑容，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只觉得压抑。
这种感觉从入学伊始便诞生了。为了方便管理，学校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每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半。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闹钟如同冲锋号，每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洗漱十分钟，早饭十分钟，然后抱着课本一路疾步，说笑也顾不得，只为了赶在早上六点半，在教室坐好。
早自习向来安静，听不到半点喧哗，每一张桌子上面，全堆着小山一般的教辅材料，学生们埋在教辅里，垂着头，专心致志地在习题册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公式和化学符号。连绵不绝的，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动静，细小的，尖利的，像钢锯，又像是白蚁无休无止地啃食着木头。
来来回回刷题，来来回回寻找着正确答案，机械地熬着光阴，让人没有时间思辨。日日忙到晚上十点，迎着明月返回宿舍，黑暗中，每个人举着手电筒，追着光，默背着老师们画下的一段一段重点。斑斑点点的光芒在夜色中，仿佛是一枚一枚明亮的蜡烛；可是这些蜡烛再明亮，也没有温度，在我心里面，就什么也温暖不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读书，更像是一个又一个囚徒。老师们也只会谈论着考试成绩和排名，仿佛人都成了不需要感情的机器，除了分数，个体的存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
我感到迷茫，无法像大多数人那般对此安之若素，整日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所在，后来，便开始读小说，试图通过文学著作，去找到问题的答案。起初是加缪和存在主义，后来又迷上了日本文学，读太宰治、林芙美子，还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独特的美学和细腻的心理描述让人迷恋，他们不像是远在天边的作家，更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在通过文字，小心地朝我陈述着自己的际遇和苦恼。有了这些作家的陪伴，那段灰暗且孤独的日子，也因此变得多了一丝明亮的色彩。
就这样，三年里，当身边每个人都只顾着把自己逼成一台考试机器时，我偷偷地读完了上百本日本小说。渐渐，世界观变得清晰——如果未来只是一份体面工作，为了金钱暗无天日，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我更希望像他们一样，和文字一起，自由地存在于世间。
可作家始终是一个高危行业。太宰治自杀了，川端康成自杀了，三岛由纪夫也自杀了，好像“自杀”是作家的宿命，如果不“自杀”，那就不是“好作家”。我不想死，更不想自杀而死，便想到了如果自己去研究文学，成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大学里任教，安安全全，不失为另一种选择。
然而成为文学评论家却并不容易。首当其冲，便是来自于家人的反对。父亲说你学文有什么用，你要学金融，学了金融以后才能赚大钱。我不愿屈服于世俗观念，讨厌他的虚荣，可最后不得不屈服，因为衣食住行离不开父母。我需要钱，离不开父母的钱。
十几岁的年纪，总是人微言轻的。
面对父母的否定，那时我只能绝望地读着波德莱尔的诗句，“一旦堕入笑骂由人的尘世，威猛有力的羽翼却寸步难行。”心中渴望逃离到最远的远方去，找一个书斋，过着近乎出家的生活。
命运最终还是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垂青于我。高考时，我再一次发挥失常，面对着不甚理想的分数，父母心目中的南京大学成了泡影，学金融的梦想也随之幻灭。我让母亲随便给我报一个大学，只求早日解脱，但这种近乎自暴自弃的行径，却换来意想不到的结局：我被一所北京的知名大学录取了，专业是日语，与我朝思暮想去研究日本小说的念头不谋而合。
对于这个成绩班主任自然十分惋惜，他觉得我没有全力以赴，在学业上，只拿出了60%的精力。我始终没有告诉她，我并不会后悔，虽然那40%他无法认同，可在我心中，那却是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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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学历太高。所以找不到工作。我那时只当是一个笑话，没想到，这个笑话有朝一日，还真能应验到自己身上。
原来这个世界不需要文学，也容不下读书太多的人。
呵，真是荒谬。
存在的意义
现在想来，我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冲突，从十几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2013年，我中考发挥失常，以全校排名第八百的成绩，考入了无锡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至于那一届的录取学生数，恰恰好，也是八百。就这样，顶着倒数第一的名头，我花了一年时间奋起直追，爬到了班级前十。
成绩进步，父母露出笑容，只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只觉得压抑。
这种感觉从入学伊始便诞生了。为了方便管理，学校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住校，每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半。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始，闹钟如同冲锋号，每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洗漱十分钟，早饭十分钟，然后抱着课本一路疾步，说笑也顾不得，只为了赶在早上六点半，在教室坐好。
早自习向来安静，听不到半点喧哗，每一张桌子上面，全堆着小山一般的教辅材料，学生们埋在教辅里，垂着头，专心致志地在习题册上画下一个又一个公式和化学符号。连绵不绝的，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动静，细小的，尖利的，像钢锯，又像是白蚁无休无止地啃食着木头。
来来回回刷题，来来回回寻找着正确答案，机械地熬着光阴，让人没有时间思辨。日日忙到晚上十点，迎着明月返回宿舍，黑暗中，每个人举着手电筒，追着光，默背着老师们画下的一段一段重点。斑斑点点的光芒在夜色中，仿佛是一枚一枚明亮的蜡烛；可是这些蜡烛再明亮，也没有温度，在我心里面，就什么也温暖不了。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像是读书，更像是一个又一个囚徒。老师们也只会谈论着考试成绩和排名，仿佛人都成了不需要感情的机器，除了分数，个体的存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
我感到迷茫，无法像大多数人那般对此安之若素，整日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所在，后来，便开始读小说，试图通过文学著作，去找到问题的答案。起初是加缪和存在主义，后来又迷上了日本文学，读太宰治、林芙美子，还有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独特的美学和细腻的心理描述让人迷恋，他们不像是远在天边的作家，更像是久未谋面的朋友，在通过文字，小心地朝我陈述着自己的际遇和苦恼。有了这些作家的陪伴，那段灰暗且孤独的日子，也因此变得多了一丝明亮的色彩。
就这样，三年里，当身边每个人都只顾着把自己逼成一台考试机器时，我偷偷地读完了上百本日本小说。渐渐，世界观变得清晰——如果未来只是一份体面工作，为了金钱暗无天日，那还不如死了算了；我更希望像他们一样，和文字一起，自由地存在于世间。
可作家始终是一个高危行业。太宰治自杀了，川端康成自杀了，三岛由纪夫也自杀了，好像“自杀”是作家的宿命，如果不“自杀”，那就不是“好作家”。我不想死，更不想自杀而死，便想到了如果自己去研究文学，成为一个文学评论家，在大学里任教，安安全全，不失为另一种选择。
然而成为文学评论家却并不容易。首当其冲，便是来自于家人的反对。父亲说你学文有什么用，你要学金融，学了金融以后才能赚大钱。我不愿屈服于世俗观念，讨厌他的虚荣，可最后不得不屈服，因为衣食住行离不开父母。我需要钱，离不开父母的钱。
十几岁的年纪，总是人微言轻的。
面对父母的否定，那时我只能绝望地读着波德莱尔的诗句，“一旦堕入笑骂由人的尘世，威猛有力的羽翼却寸步难行。”心中渴望逃离到最远的远方去，找一个书斋，过着近乎出家的生活。
命运最终还是以一种近乎玩笑的方式垂青于我。高考时，我再一次发挥失常，面对着不甚理想的分数，父母心目中的南京大学成了泡影，学金融的梦想也随之幻灭。我让母亲随便给我报一个大学，只求早日解脱，但这种近乎自暴自弃的行径，却换来意想不到的结局：我被一所北京的知名大学录取了，专业是日语，与我朝思暮想去研究日本小说的念头不谋而合。
对于这个成绩班主任自然十分惋惜，他觉得我没有全力以赴，在学业上，只拿出了60%的精力。我始终没有告诉她，我并不会后悔，虽然那40%他无法认同，可在我心中，那却是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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