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火爆,但是缩编却默默开始了?

某国考考点,警戒线解除后考生大量涌入考场,大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势/图源:视觉中国
政府部门的责任和职能越发扩张,编制却被严格控制,这便促使了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核定编制之外,去自行聘用所谓“编外”人员。2004年,中国仅有215万编外在职人员,2018年上升至442万,增幅超过一倍。“虽然不占用编制,但实际上由财政供养。编外人员的膨胀同样会加剧地方财政的支出压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社会矛盾。”他们在文章中如此写道。“相比于编内人员而言,其岗位层级和工资收入相对较低,并且没有编制下稳定的职业发展预期,因此在依法行政和服务便民等方面往往有所局限,不利于机关事业单位更好地履行职能、提高服务能力。”
纵向层级结构上看,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分布呈典型的金字塔状,“省、地、县”,越往基层,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越庞大。
横向空间分布结构上看,地级市供养率则呈现出明显“西高东低”的不平衡特征——这与我国人口规模“东多西少”的分布特征恰好相反。
研究团队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各地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约束十分刚性,且地方财政预算安排存在较强惯性,造成财政供养人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相对固定。
这一结构性错配导致了两难的局面。对于人口净流入地区,由于人员编制紧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得不去扩张编外人员规模”。而对于人口净流出地区,“慢慢只剩下了编制,反而是用‘编’来吸引人到这个地方来”,刘志阔在研讨会上说。
越是人口净流出地区,财政供养率失衡状况越是严峻。全国政协委员李冬玉曾指出,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却达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人员比达1∶5。
在刘志阔看来,对财政供养人员的研究不仅要关心总量,同样重要的是其内部结构。他说:“我们一直希望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分布,与未来民众的需求是否吻合?”
除了空间分布,还要关注财政供养人员内部的职业类型。
刘志阔举了一个和自己职业相关的例子,如教师。财政供养人员中,教师是占比相当高的群体。不过随着未来出生率的下降,“这一职业的扩张速度肯定会下降,那么,它的空间分布是不是有更优的安排”?比如医生,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社会对医护人员的需求可能会在未来迅速上升,“那么这一职业在财政供养人员的结构中又应该是怎样的配比”?

江苏,某公立医院挂号缴费窗口/图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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